房海峰：浅读侯登科

同作为陕西人，我一直遗憾自己在侯登科老师生前没能与他有一次谋面。倒不是说，想让他对我这个摄影发烧友给予怎样的点拨和引导，我只是遗憾，我没有能亲眼去看看这个一度对天地、对世界、对人类充满大爱和忧虑的苦难的灵魂。有人说，他是中国摄影史上无法绕开的一个名字，我宁愿相信这是指对过去中国摄影史的一种说法，且不要与今天相提并论。如今，摄影属于一个大行当，乱混混的，乌烟瘴气，所以，对于这样的状态，还是让侯登科这样的名字绕过去为好，否则，他又该如何心痛悲凉呢！

    这个在三秦大地上只活了53岁的男人，脆弱又坚强、深刻又简单、执着又随意、老成又天真……相信是偶然也是必然，上天竟然将他拉出铁路工人的行列，然后给了他一台照相机，让他去用摄影的方式为这个世界欢呼、也为这个世界哭泣。上天这样对他，只是把他借作一个生命，然后去感受并告诉人们该怎么去爱，该怎么样去恨……

    我更愿意相信，他是一个社会学家，是一个哲学家，是一个农民，是一个用53年的生命体验书写人生的作家。而不是一个摄影家。

    如果非要说他的摄影，我觉得，他的影像就是一缕缕朴素的炊烟，是从人间的柴火中缭绕而出的声音。他的经历和思考是烙印在80年代一批摄影家身上或者心里的一块烙铁画，代表着良知、代表着对摄影最低限度的值守和摄影无止境的探索。他用自然、质朴、真诚的影像，对生活在自己周围劳动者的生存、劳动和命运的具体观察和追踪，做了最默默无闻的一次调查、介入、反思以及整理。他以一个中国农民的视角为历史留下了20世纪最后20年即将消逝的农村生活影像。

    有一张照片我尤其难忘，那是他在一个集市上拍的一对父子。八十年代的黄军帽可谓风靡一时，而对于一个乡下农民家的孩子来说，能拥有这样一顶帽子，无疑是一件梦寐以求的奢侈品。而就在那样一个集市上，一个朴实的能代表整个农民形象的一个父亲，正在为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试戴一顶黄军帽。从这位父亲的眼神和表情中，我们除了能看到或者感受到那种浓浓的爱之外，还有的，还是爱。无法言说的爱，无法触摸的爱。那种巨大的爱，让人看着就想微笑着流泪。

    那是一幕让人一辈子都温暖在心中的画面，瞬间的影像语言，不只是告诉我们一种浓郁的亲情，更有图片背后的社会景象，隐秘地、却又真切的包涵其中。似乎，那一张照片就是一个时代的符号，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我是从认识这张照片而认识侯登科的，也因为侯登科的摄影，我一度开始对摄影有了一种蠢蠢欲动的想去尝试的冲动……

    有关他对于《麦客》的跟踪和拍摄，相信人们也早已熟知。也有更多的人做过分析和研究，这里就姑且不提了。

    我更想说的，或许还是他这个人。

    我曾读过侯登科不少的文章，有有关摄影的，也有有关生活的，还有一些他和一些朋友的书信，我觉得都弥足珍贵。

    他的文章不是用来取悦于人，也不是用以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他的文字就像宇宙间的星星，是一种对生命的探寻、认知、否定、肯定，抑或对整个世界的苦难和欢悦做以深刻的体验。更多时候，他将自己的思想或者整个身体融合于更多底层的弱势群体之间，他给予中国农民命运的关心，胜过对自家儿女的关心。那种忧虑之后的爱，是绝望中声嘶力竭的呐喊，又是黎明时分绚丽的曙光。深沉的、粘稠的、悲欢的伴着这个人一天天的思索，同时又在一天天的寻找一个遥远的出口。

    “农民是刻在历史车轮上最古老的符号了。我能有一天从自己的眼睛里把这个符号抹去吗？我大概是抹不去了，我本身就是见证。人生并不完美，那么，我们只有去接受不完美的发现。拥抱人生犹如拥抱刺槐，我能有这样的勇气吗？似又别无选择。

    如果有人问我：你崇尚什么？我将回答：崇尚体验，崇尚过程，崇尚真诚”。（摘自侯登科摄影作品集）

    他即是以这样的体验，和内心的崇尚和真诚默默的行走在这个人世间。行走在田间地头，行走在农民中间。他又何尝不是一个农民呢？他一方面为农民的命运深深的同情甚至悲哀，另一方面，他又直面农民的缺点给予强烈的批判。我能想来，这种批判更多是一种无奈，更是一种痛心。爱和恨就这样常年在摄影以及摄影之外让这个人无路可逃，又好像他那样愿意陷入其中。

    真正是多么绝望啊！又爱的这样彻底……

    李媚在文中这样说：他生长在村镇，既不是标准的农村也不是标准的城镇，而是这二者的结合部。他是1950年出生的摄影人中少数童年有过苦难经历的人。饥饿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从小对粮食以及与粮食有关的一切自然烙印在他的心里。他的人生经验更多的是来自于包围着他的农业社会。他的少年和青春时期，都在进行着改变身份的奋斗。他获得了物质上的改变，以一个中国农民的精明和文化知觉者的勤奋成为一名“拿工薪人”群中的佼佼者。但是，他无法获得精神上的改变。他的这一生都没有进入城市，无论在现实生活环境中还是在内心世界。他生活的环境是处于城市边缘的陕西临潼，他的情感与精神永远倾情的，还是那块温润的土地。他排斥都市，在水泥的楼群里他惶惶不可终日。回到泥土中，他惬意舒服。但是他又有那么多的不满。是摄影让他最终明白了自己一生都无法逃脱的命运。从拍照片开始，摄影就宿命一样地牵引着他一步一步走向他青春时期发誓要摆脱的身份。从不自觉到自觉，他最终认命了。

    由此，侯登科曾发出这样的感叹：我咀咒过自己千百次，我却真是个农民。”（摘自《侯登科摄影作品集》自述）

    生活中的侯登科，据说穿衣邋遢随意从不讲究，但是却极其喜欢喝酒。有好多次，他常常喝的不省人事，甚至一个人醉倒在大街上一直睡到天亮。

    说实话，我也喜欢喝酒，也不止一次喝醉过。所以，我似乎能理解侯登科喜欢喝酒的那种性情。酒会让人无端的兴奋、释然、豪情万丈、又心碎若石。酒经常让人在清醒和不清醒之间感受另外一种存在的悲欢。即尽兴，又绝望的热泪盈眶。即绝望，又顿生无限未来的生机和希望。因此，对于这样一个善良而多于思考的人，酒对于他实在是再好不过的朋友了。酒醉的时候，即是自己，自己又是自己的聆听者、不舍不弃的内心相依的人，是理解、是安慰、是绝望、也是重生的力量……

    记得从一篇文字里说：侯登科应于德水等人之邀一起外出拍照，当一些人忙于采风拍照之际，侯登科却躺在树荫下悠闲的睡大觉。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虽然对摄影的痴迷几乎到疯癫，但是，他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需要拍什么。对于自己不喜欢的题材，他宁愿去睡大觉也不去应付或者参与。这不等于说，他不喜欢这种摄影的氛围，朋友的氛围，创作的氛围……只是，他更善于坚守自己那片纯朴的土地。

    “我的摄影，我和摄影，完全保持了一种行动上心理上的联系，保持了一种无言的默契关系。探索它甚至思考它应该怎样或者它是怎样几乎成了一件不相干的事，成了多此一举的事。我和摄影彼此缄口不语的只管向前走，走到哪里，该怎么走成了一个不用言明的问题，成了一个无意识的行为，最多，当我处于矛盾和疑虑时，当我无力再风急火燎地向前走时，只须叹息一声它——摄影，就够了，它只须一个无声的回应——慢慢走吧，就行了。但是，在这种不用言说的关系中，在这种不言不语的同行中，又间或存在着一种难言的隐衷或者苦涩。仿佛它是一块禁地，谁也不愿踏进它，仿佛它是一个包容着全部人生奥秘的沼泽地，踏进它就会缓缓陷下去，就会终于陷入绝望之地似的！摄影之于我，是反射我心灵话语的镜子，我即能看到一个熟知的我，也可以看见一个陌生的我，就如同我也是一面镜子，同时我能映照出一个熟知和陌生的摄影来。这是一面破裂成鳞片状斑斑驳驳的镜子。”（侯登科日记1994、3、30）

    对于这样一个人，我企图用文字来解读尤其显得自不量力，但是，我还是愿意尝试去重新认识他。哪怕有些浅薄、有些自不量力，我还是愿意静静的去聆听他的声音，聆听他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回荡。

    对于人的一生来说，53岁应该正当成就自己的时候，然而，侯登科却在这紧要关头不幸的走了。他带着对这个世界深深的伤痛和深深的爱，默然走过属于他最后的时光。我们无以用怎样的方式来遗憾或者悲伤，他还是以宿命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短短的一生。还好，他用摄影将另外一个世界留给了我们，将一种生命的纯粹留给了我们。他的这些影像似乎也一直在告诫或者提醒我们，摄影该保持怎样的湿度和温度。更重要的是，他用自己的生命体验，留给我们更多的思考、借鉴、以及人生的终极意义。

    我是说，他做人的成就远远高于他摄影的价值！

    侯登科，1950年7月16日，生于陕西凤翔，1969年12月成为西北铁路局一段工人。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从事摄影，受星星画展，四月影会影响，风格自由多样。1983年参加《白北摄影作品联展》，成为中国最早一批自由摄影师。1985年，组织举办《西北风》摄影展，从此确立以西北为主要创作题材。上世纪90年代，他先后凭借1997年与另两位摄影家合作的摄影集《四方城》与2001年拍摄的《麦客》确立了在纪实摄影界的地位。2003年2月3日，侯登科因病去世，享年53岁。
1989年出版《侯登科摄影作品集》 台湾摄影家出版社出版
1989年发表文论《现实与幻想》
1997年出版《四方城》（合著）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2001年出版《麦客》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
2001“麦客”获《中国作家》散文年度大奖

2012年9月4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