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莉莉：集体无意识的狂欢——常河作品“文明的价值”及其他

常河，久闻其名，未见其作品。
一直到本刊编辑给笔者发来《文明的价值》，常河的最新作品，从寄来的五十张宽幅照片，规整简朴的构图和色彩，界面友好的使用X-PAN相机的态度，能看出常河的平和和雄心。
在随后的长时间电话访谈中，笔者了解常河的“梗概”。在综合性大学学习新闻专业，独爱摄影，毕业前有幸得到在《人民摄影》杂志社实习的机会，1997年毕业后通过努力入职该报社，任图片编辑一职。2000年跳槽至城市画报做图片编辑，2003年在新成立的《东方早报》任副总编，主管该报社的视觉中心。这些年，“东早模式”已成为纸媒视觉建构的一个成功范本。
作为一个图片编辑的职业身份，拍摄实践是常河的日常精神追求和思考表达的一个方式，而这也是奠定他在纸质视觉媒体中的管理者地位的基础，而2008年荷兰新闻摄影比赛的获奖，对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好的鼓励。这组获奖的照片名为“中国动物园”，是常河第一件成熟的作品。2005年起，常河的副主编工作已走上正轨，是该做点自己的有分量的作品的时候了。于是，就陆续有了“玻璃盒子”、“中国动物园”、“梦”、“文明的价值”等摄影作品。
如他所述，常河作品从选题来看，可以分为关于人的题材和关于景观的题材。关于人的题材，如拍摄睡觉中的人、拍摄世博会中的中国游客；拍摄景观的题材，如动物园景观、发廊业景观。作为纸媒的视觉高层，常河比一般民众更了解中国，尤其对中国的低层社会投射更多的目光。而不论是人还是景观，都是中国当下社会最突出的个案和现象，所以常河的作品有一些客观描述，甚至是批判的意味。常河身处敏感的媒体，深知一些东西不被主流体制所包容和呈现，所以“中国动物园”是他第一次摄影实践，采用了形式的张力掩盖尖锐内容的方式，形成了一种隐喻式的图像。
在“中国动物园”拍摄中，常河使用了LOMO相机中的HOLGA相机，这是使用120胶片制造LOMO图式的相机，且不论他最初的想法是否是被LOMO相机的快照风格所吸引，或者让拍摄画面看起来有些特别，他的选择相机的行为已经形成了作品的修辞和话语。动物园是我国文娱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每一个大一点的城市都会有自己的动物园，在计划经济时代是全额拨款，在市场经济时代也是靠申请政府补贴存活。动物园可以反映人类两个内在心理：一个是关闭，一个是观看。权力可以让一切驯服，将一切体制认为“非人化”的因素关进牢樊。同时，观看意味着理解彼此间的尺度和距离。动物园强调清晰辨认感（往往作为全民科普单元的部分）、严密的管理、缺乏互动的游览历程，观看者进入动物园的时候，他们会说“这是猴子”、或者“我看到了大象”，猎奇式辨认成为一个最重要主题，而不是理解这些动物本身是人类世界的组成部分。
《中国动物园》这组照片因为现场的色温而形成丰富的色彩表达，被较大面积压暗的四角一方面强化了画面主体的存在，也同时强化了照片整体的存在，形成诡异、精灵式的现场气氛，使观者很容易被画面所吸引而忽略作者真正想说的东西。也许这是常河有意为之的策略，他小心谨慎的进行图像探索，希望在主题上有所作为，但又不愿显露痕迹。
而在与此同时进行中的另一件作品“玻璃盒子”，则有一些不同。如果说“中国动物园”是运用摄影语言的修辞学的话，“玻璃盒子”则是摄影语言的语用学。和使用LOMO模式的相机表现动物园奇观式的景观不同，常河使用中画幅相机，老老实实的四处采样，这是类型学的工作方式，是文化地理学者惯用的田野调查方法。这些样本是位于中国很多城市中的发廊，而这些发廊有明显的行业标识，和真正意义的做头发场所不同，它们是暗地里的性服务机构，这是中国人很多年前就人尽皆知的秘密，也是地方政府的尴尬和回避。“玻璃盒子”揭示了一个橱窗感的隐秘空间，有一种吊诡的内涵：橱窗意味着希望“被看破”，但“盒子”又意味着秘密不能完全被“看破”。真正的会意仅仅是在“看破”和“秘密”之间，把握这种微妙的尺度。这不仅对于兼备性服务机构的发廊业是如此，即使对于整个中国，也是个非常准确而有趣的判断。“玻璃盒子”比“中国动物园”更为精妙地推动了影像背后的主题线索，常河无意识地设置了一种“愿者上钩”的语境，供观看者“陷入”或者“懵懵”，或者“侥幸绕行”。
照片忠实的，不加修饰的再现了粉红色的性服务空间，记录不同城市的发廊的相同与不同。仔细看下来，这些发廊有着装潢伪劣、空间狭窄、周边复杂的相似性，一定会为撰写论文，需要配图的社会科学学者所感兴趣。
夜班产生的拍摄机缘的“梦”系列是非常精彩的系列。“梦”以描述的方式呈现露宿街头的草根阶层人民，采用黑白照片，使用插在相机上的闪光灯照明。作者试图用一种舞台追光的局部光照来表达夜晚的场景，所摄人物和其随身衣物被照亮，四周背景则渐隐于黑暗之中。照片使用采样的方式，收集了单人、夫妇、三口之家等各个生态的人，而他们的随身物品透露出他们的生活压力。照片中最打动人的则是每个睡眠中的人的平静表情，他们睡得很坦然、恬适，睡姿中体现出彼此之间的亲密。
常河非常聪明地找到了一个非常“考究”的命题，那就是睡眠对社会阶层的“消解性”。富人睡在高级床垫上并不一定拥有质量很高的睡眠，而露宿街头的穷人则因为一无所有而放心安睡，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在睡眠中丢失。睡眠的丰富和匮乏已经独立于社会距离，常河的作品像是一种手电筒夜巡式的察看，却见证了一种原本隐身于黑暗中、但却有如梦幻舞台般的魅力。
不过这组照片中作者使用黑白图像，似乎并不是最好的选择。黑白影调强化了被摄者的贫困和窘境，更为糟糕的是，黑白影像给人的暗示是被摄者的梦是单调的、缺乏色彩的、与现实呈现非黑即白对立的，但实际上，他们的梦完全可以是多彩的、斑斓的、充盈的、立体性的。街头者平静和乐观的睡姿本身就应当是彩色的，而且是最为不屈不饶的彩色。
新作“文明的价值”则是常河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现场抓拍的纪实性照片，上海世博会是奥运会之后政府所组织的最为宏大的“party”，部分民众甚至有被强制游览的义务。上海世博会也因为“拥挤不堪、耗时排队、不堪重负”而被抱怨。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听上去更像是一场反讽，游览世博的过程完全见证了城市病的全部。
在笔者对常河的访谈中得知，辜鸿铭的《中国人的精神》在思想上对他这件作品的影响很大。辜鸿铭是马来人，从小是学英文的，在英国留学长大。在欧洲开始“一战”的时候，尼采说“上帝死了”，欧洲人的精神信仰和归宿非常迷茫和失落，对中国人形象的认识也是扭曲的。辜鸿铭于1915年出版用英文写成的《中国人的精神》，维护了中国文化的尊严，改变了部分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在《中国人的精神》这本书中，作者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因为这本书，常河抱着正面的心态去做这件作品的。
常河开始拍摄“文明的价值”时候，认为去上海世博会现场有十多次就差不多够了，但后来他去了五十多次，他觉得通过一个画面表达中国人内在精神本质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最后拍了大概400多卷共8000多幅照片。在这些丰富形态的图像里的中国人，既有像柏杨和林语堂所认为的丑陋的一面，也有像辜鸿铭讲到的那个有好的一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多元体，而且这个多元体仍处于比较激烈的发展变化中。常河之所以取名为“文明的价值”，他希望在这一举世瞩目的文明成果展示博览会期间，观察和纪录在现行社会制度下，快速发展所带给中国人的躁动和不安。
世界银行长期宣称一个现代化命题，即只要人均GDP增长了，一个社会就必定民主化。2009年美国经济学家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研究证明这个命题是错误的，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未必导致民主化。在人均GDP增长阶段中会出现分岔，向上的路径是民主化的社会演变，向下则是独裁、专制、官僚化的社会演变。而不论演变为何种路径，GDP在一定时间内仍会继续增长。常河认为，财富的积累，并没有让中国人在社会风俗中建立现代（公民）规则。因此，这一时期的快速发展成果，很快也将被制度本身所吞没。作为生活在这个时期的纪录者，不管社会今后是向上还是向下发展，他在作品中对中国人的性格考证都是一件非常有深远意义的事。
常河在完成“文明的价值”这件作品后，希望能找到文献观点支持自己的作品。他注意到英国金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其《文明》一书中引用了丘吉尔对文明的概述：
文明意味着基于民众舆论的社会。它意味着暴力、武士和专制首领的统治，军营和战争，暴动和专制统治，所有这些都让位于制定法律的议会和长期维持这些法律独立的法庭。文明的中心原则在于，使统治阶级服从人民约定俗成的习俗，遵守人民以宪法表达出的意志。（温斯顿•丘吉尔，1938）
“文明的价值”是中国社会鼎盛时期的写实景象，喧闹之下似乎能看出作者心怀的忧患。哈苏的X-pan相机的宽画幅使人想起了中国主旋律题材的电影，宽阔的视野、亮丽的色彩，拥挤的人群，然而对于照片中民众集体无意识狂欢的核心内容，这种宏大叙事的形式语言似乎是一种微妙的反讽，透露着礼貌的，节制的，努力客观的记录者。“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了吗？”这曾经是上海世博会期间掀起轩然大波的一个话题。同样，文明的价值究竟体现在哪里？世博会原本是全世界科技和生活文明的展示，它起源于万国博览会，电灯电话等推动人类进步的诸多科技伟力都是该博览会上的“宠儿”，世博会本身的文明窗口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常河的图像证明了观看这一文明窗口的过程却是“反文明”的：游览主要被排队过程所取代、观看则被拥挤的过程所取代、想开眼界图新鲜的心情则被高温和无序的垃圾丢弃所“击倒”，乘兴而来败兴而去。文明的盛会则因为这个时代的不够丰裕而被每个人分得很少。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则是以个体的努力和收益不对称而构成的。于是，我们看到，在连续的盛会之后，民众的“盛会冷漠症”前所未有的滋长，文明的盛会并不能保证文明的价值？这也许是常河给予我们的吊诡式思考。
从“中国动物园”到“文明的价值”，常河作为一个媒体人，始终能对中国本土的问题保持高度敏感，并试图以一种社会工作者的立场多元化的表达。他善于根据不同的题材、主题来确定摄影语言的表达形式，并选择合适的器材来执行。从主观的LOMO相机到中大画幅相机的客观记录，从方构图到宽画幅，常河总是能巧妙的寻找合适的方式说话。和当代艺术家相比，常河的职业身份使他处于问题复杂多变的研究田野中，也就使他更加逼近“当代”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