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延康：每按一次快门都是一次“五体投地”

“他所拍摄的，不仅仅是他的作品资源，也是他寻找自我精神归宿的凭借，他由此而迈向信仰的彼岸。正是这种精神，使得他的图像散发着坚实、饱满的理想光芒。”2007年首届“沙飞摄影奖”的“创作奖”授予杨延康，评审委员会撰写的获奖辞是这样来描述杨延康的成就的，而深港人文生活馆无疑是契合这种精神的，正是基于这种一致性，杨延康的藏地摄影作品成为深港人文生活馆开馆的首展。9月27日下午，展览开幕后的第二天，由南都全媒体集群·深港人文生活馆举办、真实视觉协办的人文大家邀请展—杨延康《心藏》摄影展沙龙在展览现场举行，来自深圳广州的知名摄影师与摄影评论人集聚，探讨杨延康的影像生活———他的艺术、他的信仰、他的日常生活，及身心合一的影像修行方式。“为艺术磕长头”是对杨延康最准确的捕捉，就像转山的藏民，他按下每一次快门都是一次“五体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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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用摄影修行”

谢湘南：今天的沙龙由我来主持，我先谈一点对杨延康照片的观感，为今天的探讨提供些许索引。大家可以在各自的角度放开谈。杨延康的照片有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我留意到杨小彦在杨延康《藏传佛教》一书的序言里，“苦难”是一关键词。但我在翻阅这些照片时，却看到一种欢乐。如果硬要说是在表现苦难，我觉得杨延康也是在展现苦难中的欢乐。另外我留意到一个关键词是“信仰”，我感受到杨延康都是从日常生活场景来捕捉与呈现，他直接把我带入到一个没有任何隔离的现场。我记得摄影评论家李媚曾说过，杨延康的摄影是经典性摄影，我同样感受到这些照片所具备的画面的感染力的经典要义，但我有个疑问，就是杨延康是如何从日常走向经典的？一个摄影师如何让日常生活场景具有经典性？还有一个角度是，我看到柯曼在评论杨延康的作品时，说他的照片是“视觉诗歌”，这也是有趣的观察的角度。

王景春：不谈照片本身，我觉得他这种行为，一个是身心合一，第二个就是神人合一。杨延康与另外一个摄影家吕楠，在题材上有高度的弥合性，比如说他有拍过天主教，吕楠也是。我觉得他们是非常好的范本，他们两个都是大家，而且他们拍的方式、他的生活方式本身是非常好的样板。

陈远忠：大概在1998年，我跟他在半年的时间里面，每个周末都在一起拍麻风村，我们一起去了12个地方，那时候他还没有开始或者说还没太开始拍天主教，拍完麻风村才开始大规模拍天主教的。我们一起去拍麻风村的照片时，我有一个感受，因为我们俩老在一个角度拍照，同一个角度，环境肯定是一样的，在那个时候我会有一个感受，一般在这之前，我跟别人在同一个环境下拍照的话，我对自己是非常有信心的，我觉得我的照片有风格的，在同样的环境下会不错的，但是经过半年的过程之后，我感觉到老杨的照片拍得比我的强，强在哪，他的照片更有人性，以及他的构成，他的发现。他有很强的发现能力。后来他就去了拍天主教，刚开始的时候，照片相对粗糙，慢慢地越来越进入状态。在拍天主教的时候，他每次出去我每次跟他说，老杨一定要拿回5张好的照片，他自己也懂得这个，他慢慢越来越成熟。

我们身边都是搞摄影的，有不同的形态，有纯粹的，有更当代的，也有像老杨一样的，我就讲一个关于艺术家的问题。其实什么是艺术家，谁更聪明，我没觉得这个世界上谁特聪明，其实人跟人最基本的基点就是一种生活形态的区别。真正的艺术家是什么？就是你不要老是有各种各样的生活欲望。老杨就是沿着一条路走，也不结婚，也没有太多的爱好，一个人一辈子如果沿着一条路走下去的话，其实这就是艺术。真是因为这样，他照片的那种就是他生活的形态，所有艺术家的照片，关键在于你的形态有多独特，你整个形态不是一时的形态，那么你的照片呈现的也是非常独特的。在这一点，我评价他的照片都是很胆怯的，为什么？因为我作为一个俗人，我有那么多爱好，其实我是没有办法真正进入他这么一条轨道去的，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个艺术形态的表象。

我经常会设想一下他每天的生活，他上次走的时候说干了19年，一个人在一条道上走了19年，19年那种感受，我不觉得他的照片在谈什么苦难，跟苦难没什么关系，相反老杨在生活中是很有情趣的人。时不时乱唱歌什么的，这种情趣我觉得是根本，而且在他视觉的构成上，他经常抓的一些点上，都会呈现出来的。但是真正拍照片他是以视觉的形态呈现出来的，而这种呈现很有情趣，很有味道，所以我根本从来不觉得他是什么很苦难的东西，对他而言，这条路就是平常的路，走着走着，因为走的时间太长他就变成艺术了，而且当今不仅是在中国，在全世界，一条路走19年的人都是很罕见的，所以我相信他的照片的高度也会越来越高，就是说因为他的这条路走得很纯粹，他的生命形态是完美的。

王景春：实际上我觉得吕楠更像是有距离地观看，而他更多是一个胆怯摄影师的身份，就是他去拍西藏他就把自己作为一个喇嘛。他这种方式跟吕楠完全不一样的。

曾瀚：他是用摄影在修行，这个是他区别于其他的摄影师的地方。拍麻风村开始，他开始展现对生命的穿透力。我第一次认识老杨是我刚毕业出来在一个杂志做编辑，他给我看刚刚拍回来的天主教的照片，我当时就特别触动，这里面所有的人都有他自己的那种感觉，他把自己融入到那个里面去了，所以你看到的不是说他在报道天主教，他在记录某种东西。我从这里面看到人，人的情感、人的生命力、人的方方面面的东西。他的拍摄是一体的，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后来，拍藏传佛教更明显了，他在喇叭庙里所有人就认为他是喇嘛，而且他跟他们那些人，确实是没有距离的。

在一开始拍麻风村时，他的照片还是有报道的痕迹，这种痕迹，越到后面越是没有了，比如展出的这张《抱鸽子的女尼》。

摄影是很独特的事情，每个人可以把他变成自己的语言，他可以反映这个人自己的独特的一幕，所以我们一般讲到他跟吕楠的区别，吕楠一

直是在构造经典式的，用他的方式讲，是做经典的艺术，所以他的照片都很严谨，就用很谨慎的方式去做，你会看到他的作品，在艺术史上找到很多对照与对应。但老杨不是这样，他的每张照片，是有一个实实在在感受的东西，在触发到他拍这个照片，而不是说我想好了拍。《站在山顶的僧人》让我们一下子想到他是一个苦行僧，他在这条路艰难地爬，但这并不是说老杨在展现苦难，其实我们对杨小彦的文章最大的异议就在于“苦难”这两个字，因为其实我真的不觉得他是在拍苦难。

郑梓煜：包括他拍的麻风村、天主教、藏传佛教，不是某种宗教意义上，像印度的苦行僧那样。我觉得老杨的方式会更舒服，他所遵循的东西没有特别强烈的模式。他拍天主教时还是有些符号与象征性的东西，拍藏传佛教对他来讲，并不存在太过于具体强烈的形式追求，他有点随缘，朝这个路子走，走到最后找到一种让他自己很平静的方式，我觉得修行这个词在他这么做的行为，到影像都有一个一致的发展，不是说把修行当成一个摄影的行为，因为这个显得太当代，老杨不在意这一块。

亚牛：老杨拍佛教之后完全不一样了，放松了好多，有一次老杨抱了一堆照片给法国老头看，那个法国老头是一个影评家，说你的照片拍得很随意，如果我是一个游客的话，我去西藏可能拍的东西跟你很相像，他可能其实不太理解，老杨这么一个历程，无论在题材的追求也好，在影像的成就也好，他是有很大的变化，所以老杨第一次做完他的佛教的一堆照片，我看了之后，觉得他很放松，相比老杨以前来讲，我更喜欢现在的他，相当的放松。

02

“摄影就是他的信仰”

杨长虹：我觉得他有一种东西很好玩，他对自己的摄影作品五年前都没有自信过，一直在学摄影，包括他进摄影圈，我们从客观的角度说，他拍过些什么呢？一个天主教，一个藏传佛教，一个麻风村。没有了，还有一个社火，我们坦白说他还做了什么，他只是一个晚辈，理所应当地跟着别人走也是很正常的，最开始拍天主教是跟着侯登科，还不是吕楠。但是他一直都去做，他对照片一直不自信，因为我能看到这个细节，我跟他的生活关系会更细密一点。我发现近五年他才放松下来，没有想任何事情，以前对烦闷琐事纠结得太多，现在很轻松，也懒得管很多事，而且他是非常细心的人，许多照片他能拍出的照片就是他非常的谦卑地对待摄影，他不是学院派出身，那他真的不知情，因为他知道他的学识是不够，他对文字、他对学识永远孜孜不倦。

曾瀚：我有点好奇，据你的了解，老杨自己是不是关心他在摄影史、艺术史上的一个评价？

亚牛：现在不好说。

曾瀚：他关不关心吧？

陈远忠：我觉得挺关心的，他也很在意他的照片，说到底他的照片也在卖，也在北京798卖。就是说有些事情也别说过头了，就是他考虑什么样的照片好卖，也许他觉得“柱子”那张照片，他看见这样的场景可能好卖，没有的我去做，我觉得这个没有关系。

曾瀚：我们考虑一个场景，为什么受欢迎，他跟世俗情感容易引起共鸣的地方，影像跟他的对象，跟他的藏传佛教这一块，这些东西如果能够连到一块，当然本身就是一个好作品。因为一个照片被大多数人认为有情感共鸣，背后肯定是有道理。

杨长虹：因为你说得很多，他在承受这个孤独需要另外一个力量支持，他要这样做，变成你们所说的是苦行，他的苦行是为了说这个信仰是值得的，而且他要回报给更多的人，而且它的作用是可以外泄出来的，我觉得我死了之后把我的照片给更多的人去看，他并不是伪装的状态下，他并且是看重自己的作品，支撑他一直下去，因为没有别的力量，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摄影上。

陈远忠：我觉得老杨的艺术经验，首先他是大量接受别人经验的人，他家里很多画册，同时他也会认真地去琢磨别人怎么拍的，这绝对有的，他一直努力学习，模仿别人怎么好。其实不忌讳说，他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跟着吕楠的足迹，也有这种一点点的关系。但是我觉得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走那条路，尤其是今天走成这样一个独特的艺术家，我觉得这不是十年五年八年的事，对他完全是艺术的宿命，从一个普通人到今天在中国或者全球的独特艺术家，就是宿命的宣言，而不是说他几天锻造的，这些所有的节也好根也好，对他就是宿命的指引。

曾瀚：我刚才看老杨拍宗教有关的东西，但是他并没有成为一个宗教的信徒，摄影才是老杨的信仰，他对这个东西在乎，虔诚的程度超过了对任何宗教的信仰，因为宗教有某种世俗形式。

03

“他对摄影有种特别的尊重”

曾翰：我觉得逆向的思维来讲，在当代艺术发展到后现代，所有人想这个，这个创新我跟他谈过一次，所有人都在讲创新，要推翻以前的东西。在后现代语境下，更需要反思的是，“革命”这个词。老杨的作品在这个结点上的独特性，就在于说他是所谓的摄影元教派，我们再回到以前，以前摄影本体论是什么，摄影作为一个语言、媒介的话，他独特的特质在哪里？其实这个从老杨作品可以谈，为什么说我们看他的照片可以介入，没有距离？所有的这些形容词在形容他的作品的时候，已经是给他归纳了一个摄影语言上的特性，那么这种特性在现在越来越被忽略了，然后所有人都在制造视觉上的奇观。

郑梓煜：我们现在谈论老杨，时间上的纵深还不够，再过20年或者30年，摄影花样变了好多遍，我们再来看老杨，摄影有没有我们寄托的更多的功能呢？老老实实拍照片变成那么笨的事情，那么没有希望的事情吗？刚才曾翰说不再强调革命这个词，因为之所以有一部艺术史，除了各种各样的创新他更重要的是一个传承，这个传承，不够刺激，不够搏眼球，在今天这样一个传媒时代，传媒是不喜欢有点守旧的，像老杨的摄影，你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形态上可以找到很多类似的东西，他就变得没有那么刺激，没有那么受传播的关注。但是，这个纵深拉开更长之后，我们就会发现，

所有人粉墨登场，花样翻新，各种各样的剧目都来过了，老杨一个人在旁边一直用一种同一的方式做事情，这一点就很吸引人。

亚牛：我觉得可以反省，我也是非常敬佩这种方式，坚持最本性的一些问题，哪怕摄影本身的东西，我觉得20年还不够，可以过100年，再来看老杨的东西。

陈远忠：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关于创作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如果说从时光的跨度来讲，人生走到今天，可以看明白是宿命。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很多摄影师也是这样，在创作过程中并不是每一个宿命都能够达到一个艺术巅峰状态，是什么能导致达到一个艺术巅峰的状态？我从我了解的老杨来说，在我跟他交往中，有一件事非常关键的就是刚才也提到一个谦卑的问题。在我看了他更多的作品，他对于摄影，他本身是有一种特别的尊重，最高层次的尊重，我觉得因为他尊重别人，尊重他自己做的事情，尊重不是停留在最上脑子里的，如果跟你拍一个你就知道，每按一次快门都是用尊重的态度去做的，就是说他非常看中每次按快门，如果一次、十次、十万次、一百万次都是怀着尊重之心去按的，你就变成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什么智慧灵性都包含在里面了，都包含在不断重复的尊敬里面。

杨延康自述

用影像思想去延续生命

藏传佛教，是我用生命中11年去完成的纪实摄影专题。

藏地天边，神性自然。有信仰的藏民族在自然恶劣的高原环境下去敬畏神灵，感恩自然。根植于藏地的藏传佛教，出家僧侣来源于藏族家庭，他们怎样去度过信仰生活？与家庭的关系怎样？与寺院的关系怎样？与僧侣之间的关系怎样？与自然的关系又怎样？在修行中怎样去坚守自己？我用摄影去记录这信仰中的日常生活。

从2003年开始，我独自行走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凡是有藏民族生活的地方我都会去关注。藏民族在艰辛不易的生活中，他们祈求神灵来赐予幸福，护佑吉祥，克服生命历程中的苦难。生命在海拨高度，灵魂依托信仰。这生存中的依托，让藏民族懂得去感恩神宠，神给了光和温暖，他们把所有都放在自己的祈求之中，藏传佛教是藏民族的寄托和依靠。

11年藏地的拍摄，我力求去种一棵大树，结出优秀的影像之果，努力去贴近和感悟这个特殊的民族，用经典的影像去诠释和理解信仰之人，自己的照片中应有人性和关爱，感动自己也感动他人，用影像思想去延续生命，用精神去赢得对生命历程的尊重！

我用磕长头般的信念去忠诚于影像艺术，希望不去表面地解读藏地，在变化发展中的当下，用信仰之绳平静地去系上一个心结，真正明白摄影的价值和意义，希望通过我11年的藏地影像读到信仰人的感动。

沙龙参与者

王景春：南方都市报视觉总监、荷赛多媒体评委

陈远忠：深圳晚报摄影部主任

亚牛：南方都市报视觉摄影部副主任

曾翰：策展人、出版人

郑梓煜：南方都市报视觉周刊编辑

杨长虹：摄影师、真实视觉CEO

谢湘南：南方都市报文化编辑

采写：南都记者谢湘南 赵崇强 摄影：南都记者胡可 实习生符小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