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委开诚布公 再论"徐肖冰杯"】刘树勇:不必执著于概念，客观看待新与旧

就本届“徐肖冰杯”全国摄影大展，我先说两点。

    一点是我个人的感觉，这次的“徐肖冰杯”评选，整体质量比上一届有很大的提高，我想这跟推荐制有很大关系。由专业推荐人荐举上来的作品整体上说，水平还是比较整齐一些。国际上许多专业性的摄影奖项都是采取推荐制。推荐制会产生一个结果，就是来稿量不会像自由来稿那样大，但有效的、比较具有专业水准的作品量会有一个保障。但我觉得，目前这个奖项推荐上来的作品数量还应该将上限扩大一些，以使更多好的作品进入评委的视野当中。推荐人制执行得到位，会导致整个奖项的属性与品质发生变化。顾铮老师说的问题值得重视：中国摄影界各个地区各种层次的机构设置的参与性奖项太多了，摄影师和爱好者提供几张照片过去，得个奖杯，得一些奖金，基本上还属于群众性的大众娱乐活动，对摄影水准本身没有多大提升。所以在奖项设置上应当有一个层次上的分离。特别是这个以徐老个人名字命名的奖项，应该更专业化一些，从作品的参评资格到最终水准上，跟那些参与性的奖项形成区别，做成一个专业性的摄影奖项。

　　另一点是，我赞同大家提到的奖项国际化的建议。很多以摄影家个人名义设立的奖项，比如卡帕奖、尤金·史密斯奖，等等，都是面向全球征稿的。当然这是一个很麻烦和需要更大成本来运作的事情。首先就是推荐委员会的国际化，尝试着从世界各地推荐和征集摄影师的作品进入这个奖项。另一个是在评选委员会当中设置1—3名国外评委。这不是做做样子的事情。国内这些年来摄影节也好，评选也好，经常会请几个国外评委来撑撑场面。这样是不够的。推委和评委都要请高度专业化的人员，这样才能保障这个奖项的水准不断有所提高，影响力也会越来越大。如果真将这个奖项运作到这个水平，相信不仅仅是让这一奖项具有权威性的问题，还会将许多国际前沿性的话题与学术资源融入中国的摄影行业，对当代中国纪实性影像的发展产生持久和积极的影响。

　　此外还要附带说的一点就是，“徐肖冰杯”是以个人名字设立的一个倾向于纪实性影像的奖项，保持它在风格与气息上的纯粹性、一贯性是很重要的。特别是这个奖项和中国当代摄影新锐展都是在浙江省举办，更应该考虑两者在奖项的内涵与操作上的差异性。我个人认为，这两个奖项在一起有很强的互补性，以后的操作应该在互补性上多考虑一些。

     关于大展主题、参评摄影师及其作品，我个人认为，摄影师的影像实践不必要纠缠在各种理论概念上。重要的是你关注什么，是否为你的这种关注找到了一种最佳的个人表达语言，最后形成的文本是否完整、充分、有说服力。许多概念是研究者，比如理论家、史学家和批评家从事学术研究时，为了分别和描述姑且一用的术语，摄影师不必拘泥于这些概念说辞。摄影师要做到的是诚恳与自由——对外部存在的诚实观看与理解，对自己内心的诚恳觉解，然后通过摄影这一语言予以自由无碍的视觉表达。

　　我们将这个以摄影家个人名义命名的奖项，定位于对当代纪实性影像的观察与评价。作为一个奖项的内涵特征与风格，这样的定位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问题在于衍生出来的很多想象与对想象的概念化执著。比如有关“纪实摄影”的界定与想象，有很多人在那里进行过度阐释，已经搞得过度焦虑了。“纪实摄影”本身就是一个语焉不详的概念，发端于美国，且不说英文翻译的准确与否（这个本身就不重要）只是彼时彼地，针对某一群摄影师的影像观照，针对某一个具体的展览文本，研究者权且一用的说法而已。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开始有很多摄影人借用这样一个概念来命名自己的影像，为什么？因为这些影像在内容上主要与中国当时的社会问题有关，也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阴暗面”，具有社会批判性和个人立场。这些影像跟那些服务于主流媒体的宣传式的摄影作品是不同的，在当时很难公开发表。借用“纪实摄影”这样一个舶来翻译的概念，为这样一些在当时主流意识形态视角看来是另类的影像命名，其动机和作用，是让自己的这些影像具有学术上的合法性。从80年代至90年代中后期，这一类以摄影师个人立场出发产生的从事社会观察与现实批判的影像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它其实并没有最终取代那些从50年代以来就形成的政治宣传式的摄影，而是并行存在，各自发展。从这并不遥远的历史考察中你就可以看出来，纪实摄影在中国的出现与发展，更多的是一种突围策略，是一种“中国特色”化的新闻纪实性影像的权宜替代品，而不是一个铁定不移的学术概念。执著在这样一个本身就不清晰不确定的概念上，还要琢磨美国人当初说的原义是什么，琢磨是不是翻译出了问题引发了后面中国摄影界的混乱，其实都是在瞎起劲，没有什么建设性的价值。所以我认为摄影师不必过多地执著于此，纠缠于此。

　　影像实践的可能性永远会超出人们在概念和习惯当中设定的界限。作为一个奖项的评选，就应当不断跟进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新的影像实验，这样才能让这个奖项有持久的说服力和活力。从来稿中我们会看到，很多摄影师，特别是年轻摄影师的影像实践，已经不同于我们熟悉的那种纪实性影像的视觉形态。他们关注的话题、观看的视角、借用的影像资源、影像的视觉图式、作为一个影像专题的整体构成格局，等等，都已经呈现出一些传统的纪实性影像所没有的新颖特征。面对这样的影像，许多老一代的摄影师和研究者会有某种程度的不适应感，甚至会一时失去判断力，可能会将这样的影像摈弃在奖项之外。我认为这是特别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现象。人的判断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经验性的，他的知识构成会左右他喜好什么讨厌什么。上世纪60年代生人，甚至70年代初生人，较多地会经由阅读而不是图像观看构成自己的知识体系，因此会格外迷恋深度叙事。新一代摄影师的影像则更为扁平化、个人化、非叙事化，更多地强调图像本身的趣味性和氛围的营造以及情绪表达。如何对这样的影像作出有效的判断，我想引入一些年轻的批评家作为这个奖项的评委，以适配这样新的影像经验，不失为一个补偿性的良策。从长远来说，这也是必须的。

　　反过来说，无论年轻的还是岁数大一些的，我们所受的教育当中，有一个非常恶劣的思维惯性，就是新的总是好的，旧的就应该让它尽快死亡。这是典型的除旧布新的革命意识。但很多时候我们还在用这样的思维方法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艺术评论当中进行判断。这是特别值得警惕的。为什么新的世界建立起来，就一定要打翻旧的世界？人类所有新东西的出现，必然有它建设性的价值，但并不是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人类创造出这样那样的东西、方法，不是为了新的灭掉旧的，而是一种互为补充的关系。因此，从这个奖项来说，我们一方面要警惕过分固守我们已经习惯的影像判断标准的问题，同时也要警惕以新除旧的线性思维模式。重要的不是新与旧的问题，重要的是你做的好与不好的问题。我想，这才是我们观察与评选摄影师参评作品的基本视野与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