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纳切威:我想用摄影唤起对社会的关注(2)

2012-10-18 09:59| 发布者:cphoto| 查看:1121| 评论:0|来自:人民摄影报

摘要:(转载于人民摄影报) 战地摄影师詹姆斯纳切威——我想用摄影唤起对社会的关注 以独特视角揭露战争真实面目  2001年9月11日,历史再一次步入了新纪元。  我并没有亲眼目睹撞击瞬间,当我恰巧瞥向窗外的时候, ...

(转载于人民摄影报)

战地摄影师詹姆斯纳切威——我想用摄影唤起对社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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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独特视角揭露战争真实面目

  2001年9月11日,历史再一次步入了新纪元。
  我并没有亲眼目睹撞击瞬间,当我恰巧瞥向窗外的时候,看到第一个塔楼着火时,我觉得可能只是出了什么意外。但是几分钟后,当我再次望向窗外,第二个塔也燃起了大火,我意识到美国已经进入战争。《时代周刊》主编吉姆·凯利策划了那期的特别专题,他将封面上商标性红色的边缘改成了黑色。那是一种视觉上的见证,见证了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面对“9·11”,我们显得如此渺小,但仍努力地做我们能做的事。在震惊与绝望之中,我们不愿认输。我很快便意识到几件事:我意识到这是本·拉登的罪行,我知道我的国家会对阿富汗进行打击,消灭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就在恐怖袭击前的几天,优秀的阿富汗军队领导人,美国政府盟友,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遇刺身亡。(《在废墟与浓烟中的消防员》)
  事实上,“9·11”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彻底的失败,不论是外交政策、政府内外的应对、情报以及安保,甚至新闻报道,我们都失败了。世贸双子楼的废墟里让我领悟到一些事情。我从1981年开始拍摄伊斯兰世界,在中东,也在非洲、亚洲、和欧洲。那时,我觉得我不过是在不同的地方报道毫不相干的事件。但在“9·11”那天,历史的真相浮出水面。我意识到所有事情都是互相关联的,我其实用了20多年时间报道着同一个故事,纽约的恐怖袭击只是它最近的一次爆发。
  在苏联占领阿富汗期间,我就在那工作了,我和圣战组织成员一起穿梭在群山之间。1995年,我去了喀布尔,记录阿富汗内战的尾声,这场内战最终变成了对抗塔利班的战争。阿富汗战争扭转了冷战的局面。我从1988年开始在阿富汗拍摄,圣战组织当时正抵抗苏联的占领。快进到2001年,塔利班在抗击他们眼中认为的美军入侵。这张图片拍摄于2010年阿富汗南部,直升机救援队员用担架跑步运送一名被炸断双腿的美军陆战队员(《紧急向直升机将运送伤员》)。直升机上的外科医生正紧张地救治病人,医疗队主任不停地和伤员说话,让他保持清醒,不至于昏死过去。
  随着人们的注意力从阿富汗转向伊拉克,我意识到媒体会充分报道美国军队,于是我决定从巴格达内部开始记录这次战争。美国政府一度支持萨达姆·侯赛因,信任他的政权,尽管这是一个腐朽的政权,却曾经为美国的利益服务。美军开入巴格达一天之后,陆战队员抓捕抢劫银行的匪徒,群众们为美军欢呼,满怀希望,但这个好景并不长。伊拉克警察出现的时候,陆战队员已经控制了该银行。警察大声训斥并威胁被抓获的劫匪,然后,当着陆战队员的面,他从银行里拿出几袋现金,放进他自己的车里,开走了。这一幕似乎预示了美国和后萨达姆统治时代的伊拉克之间的关系。
      2003年12月,《时代》杂志“年度人物”特刊将我派往巴格达,报道一个美军陆军排的情况。出乎美国政治领袖的意料,伊拉克人并没有用鲜花欢迎我们的到来。相反,他们显得警惕和怀疑,甚至充满怨恨和敌意。由于害怕遭到报复,伊拉克翻译必须伪装自己。这个陆军排在巴格达最危险的区域巡逻。萨达姆·侯赛因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里便是在这个逊尼派社区。士兵们的工作很艰苦,但他们大多非常年轻,还只是孩子。这个排的士兵临时住宿在萨达姆的儿子——乌代·侯赛因的宫殿里。一个炮兵分队负责搜集情报并维持治安。其实,他们并没有接受过相关的训练。据说,士兵们要么无聊得要死,要么害怕得要死。
  有一天,我拍完一张照片之后,一枚手雷在我乘坐的运输车里爆炸了,两名士兵身受重伤,我的两条腿和胃部被弹片击中,《时代》杂志记者迈克·韦斯科夫的右手被炸飞。作为记者,我们离故事已经足够近。我们整天和士兵们在一起,忍受乏味的生活。最终,我们不仅一起经历了危险,甚至分享了战争的创伤。
  2006年,我回到伊拉克。国家地理杂志派我去拍摄战地医疗。我也曾在战场上受伤并接受救治,这次拍摄让我重温自己经历的一切。战地医疗已经非常发达,伊拉克战争受伤士兵的幸存率为有史以来最高。一名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引爆了巴格达北部一座小镇的集市,集市附近有一座孤儿院,许多儿童被美军直升机救起,并送往一家军事医院。简易爆炸装置,又称路边炸弹,是伊拉克战争中的标志性武器,被炸残的腿部则是标志性创伤。位于德国兰施图尔的美军医院是伤员回家路上的第一站。在病房里,伤员要经受极大的痛苦,不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一名美军陆战队员在巡逻时被路边炸弹炸飞。这是他受伤之后第一次站起来《两个接受截肢治疗的阿富汗伤者》)。我还拍了一个名为乔伊·布兹克的三级残废军士,他可以自己走路、游泳、打高尔夫球。他的勇气与毅力让我钦佩。
  越战期间,美军使用了落叶剂,它能够让整片森林掉光树叶,暴露躲藏在林中的越共。落叶剂含有剧毒化学成分,毒性在基因中传递。美军在越南大面积喷洒了落叶剂,导致大量越南军人与平民中毒,之后出现了许多畸形的新生儿。毒素也渗入土地、食物和水源里,至今仍然有待清理。还没有科学研究证明落叶剂能造成如此大的破坏,但实实在在的证据就在眼前。作为一种化学武器,落叶剂不仅能消灭敌人,也能杀伤他们的后代。我用相机记录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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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是最伟大也是最神秘的力量

  2000年,我开始关注世界范围内的健康问题,在《时代》杂志上发表了非洲艾滋病的专题报道。当时的主编不看好这个故事,他认为读者和广告商都不会喜欢。但《时代》的图片总监,米歇尔·斯蒂芬森对我有信心,同意我去报道。
      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没有保护措施的性行为是艾滋病的主因。当时的救助主要来自当地的草根NGO,由当地的居民组织起来,照料他们的邻居。如果父母双方都死了,孩子由爷爷奶奶照顾。非洲艾滋病的故事在杂志社压了几个月,吉姆·凯利成为主编后,用20页的篇幅发表了报道。艾滋患者的肖像让《时代》杂志的LOGO都黯然失色。报道这些题材的记者和摄影师很快就能明白,我们报道的故事比我们自己要重要得多。艾滋病封面专题发表后,《时代》杂志的主编说,这个故事比广告商,甚至比这本杂志都要重要。新闻理想战胜了商业主义。这篇报道在美国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开始谈论非洲,谈论艾滋病。有些照片甚至被用来游说国会立法,生产便宜的抗艾滋病药,提供给第三世界国家。
  在亚洲,艾滋病问题也很严峻。在泰国的一家艾滋病安养院,我认识了迈克·巴萨诺神父,他是一名美国天主教牧师,在安养院当志愿者,一周工作五天。他每天工作八小时,为虚弱不堪的病人换尿布、洗澡、喂饭。他做志愿者已经坚持了四年。在有些国家,患上艾滋是一种极大的耻辱,病人被亲人遗弃在安养院,病人的骨灰,无人认领。迈克神父是他们与这个世界最后唯一的联系。
      每到周日,迈克神父就去曼谷的大教堂做弥撒。周一,他返回安养院。在我见过的人中,他是最接近圣人的一个。
  2010年,数千人死于海地大地震。整个国家毁于一旦,世界各国纷纷援助。联合国派出了维和部队。但真正的“联合国”是无数的小NGO,他们来自世界各地,为灾民提供食物、医疗、临时住所和干净的饮用水。这些NGO的行动反衬了那些冷漠无情的伪君子和唯利是图的商人(《戴着银色头饰的女孩》)。
     我正在拍摄一个长期项目,关于美国的犯罪与惩罚。我的拍摄经历揭示了许多问题,比如种族与平等,哪些人有更好的机会,以及那些没有机会的人面临怎样的处境。这张照片上,新奥尔良州警方逮捕了一名嫌疑犯。在阿拉巴马州,一名囚犯工人犯了错,狱警把他铐在柱子上,暴晒于阳光之下(《戴手铐的人》)。有些照片反映了美国的历史问题,这些问题至今依然存在。
  在拍摄世界健康问题的过程中,我在所有第三世界国家都能遇到肺结核病人。我曾以为这种病已经不复存在。实际上,肺结核相当普遍,而公众并不清楚其严重性。
      肺结核病人活得非常痛苦,柬埔寨是一个贫穷的国家,这些病人不能工作,将仅有的积蓄用来治病,有时候不得不卖掉田地。但很多医院缺医少药,只是等死的地方。我看到许多人痛苦不堪,生活破碎,我也很难过。当人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便行动起来,资金、科研和新药物也能跟上。
  2006年,我与E·O·威尔森和比尔·克林顿一起获得了TED奖金。我希望用这笔奖金唤起人们对结核病的关注。肺结核是穷人的疾病,这也是人们对它不够关注的原因之一。在贫穷、拥挤、吃不饱饭、卫生条件恶劣的地方,肺结核最容易蔓延。在斯威士兰,我拍下了一位母亲正在乡间的小屋中照料她的女儿的画面。这个病人同时患上了肺结核与艾滋病。斯威士兰有着全世界最高的结核发病率,最高的艾滋病发病率,以及最高的双重感染率。结核与艾滋经常同时发病。尤其在第三世界国家,艾滋病患者最容易死于肺结核。新型的抗药性结核更为致命,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大部分新型结核患者最终死在病床上。如果不能控制新型结核,特别是在艾滋高发地区,后果将不堪设想。
  印度的结核病患者数量世界第一。结核病之所值得关注,是因为这种病是可以预防、治疗并治愈的。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和科研、良好的组织管理,最重要的是,有解决问题的政治意愿,结核病是可以控制的,所有投入都会有回报。在柬埔寨,有个男孩的母亲刚死于艾滋引发的结核。按照传统,他把头剃光,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在悲痛中,这个惊恐、迷茫、伤心的男孩在我眼中变成了一个男人。柬埔寨偏远地区的一所政府医院中的结核病房。家人轮流住进来照顾病人。
  在这个贫穷国家最贫穷的地区,这些默默无闻,用汗水辛勤劳作的农民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但在这个卑微的地方,爱也如此伟大。爱是最伟大也是最神秘的力量,爱让这个男孩顽强地活着。我见过的病人,没有一个放弃希望。他们无声地呼救,他们需要我们的关注。
  摄影师去那些极端的边缘之地,是为了让民众看到视野之外的事情。民众应该了解这些事情,并推动改变。有时候,摄影师愿意冒生命危险,因为他们相信民众的看法与影响力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摄影师的照片能击中我们的本性,比如明辨是非,乐于助人,有能力也有意愿感受他人的苦难,以及拒绝接受残酷的现实。但摄影与新闻报道不止于此。一个人一生的事业在大历史中转瞬即逝,然而就在这一瞬间,想想我们能看到多少东西,能学到多少东西。我们看到了不公、残忍、痛苦、贪婪、傲慢、背叛,
但我们也学到了正义、宽容、尊重、忠诚、信任、温柔与爱,还有激情、勇气、友谊、幽默与宽恕。在时间的洪流中,我们用短暂的一生去体会我们所学到的。

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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