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梓煜：证言与自白——战地摄影的双重角色

( 载2012年10月10日人民摄影报)
    自从1855年罗杰·芬顿（Roger Fenton）用马车拉着他的暗室赶往战争中的克里米亚半岛，摄影在战场上被期许的最重要功能便是不带偏颇地目击并记录战争的实况与后果，大到一座城市的陷落，小到一名士兵的阵亡。战地摄影师代替公众在场，所记录下的影像在作为新闻进入大众传播的同时，也被视为历史法庭的呈堂证供。正如詹姆斯·纳切威（James Nachtwey）在他的个人主页上所写下的开篇词：“我是一个目击者，这些照片是我的证词。我记录下的这些事件不应被遗忘，但也决不应该重演”。这证言志在让没有发言权的人发出自己的声音，从而激发舆论的反响；它不仅要记录历史，而且志在于改变历史进程。
    证言最重要的是超脱于个人情感，无立场无偏向地陈述事实，这是战地摄影长期以来被赋予的理想化期许。战地摄影师日复一日地目睹着常人难以承受的苦难与生死，却必须在技术上维持一种“冷眼旁观”的视角。这种被苏珊·桑塔格称之为“旁观他人之痛苦”的复杂情感，在唤起道德感与制造心灵麻醉剂之间徘徊不定。“作为摄影师，最痛苦的莫过于觉得自己的一切名声和利益，都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令我每天挣扎不已，因为我知道如果有一天我让个人野心盖过真正的同情，我就出卖了灵魂”，相比照片构成的证言，摄影师的情感纠葛与内心独白常常被割裂于正统的新闻摄影之外，似乎惟如此才足以确保证言的客观可信。
    然而世间终究不存在绝对如镜子一般复制现实的摄影师，客观也不等同于一成不变的技术手段，战地摄影的力量最终来源于影像触发的人性共鸣与道德感，而战地摄影师作为第一现场目击者与故事的讲述者，其个人情感与价值立场，本已构成了作品产生与阅读的语境。如果仅仅把战地摄影师的工作定位为一种直白的复制，那么在传播媒介发生急剧变革，无处不在的手机拍客、公民记者、微博（twitter）自媒体等身份光芒耀眼的今天，除了职业的战地摄影师，难道那些身陷炮火中的人们不能以手机或者非专业设备记录并传播自身境遇吗？职业的战地摄影师存在的价值几何？显然，战地摄影的真正力量并不是来自一种由机械复制带来的绝对公允，而是一个正常人在面对杀戮时的普世情感借助视觉手段的表达。真正优秀的职业战地摄影师，不是在随机性地复制现场的所见所闻，而是带来一种有立场、有观点、有价值判断的观看，在证言与自白的双重角色间，达成有一种基于良心、操守与专业的平衡，重视图像的同时也重视摄影师的个体体验，从而获得一种更为丰富的话语可能。
    信息必须在特定的语境中才能被正确地解读，而当战地影像通过现代传播技术呈现在地球的另一端，“此时此地”的复杂性已经被重重剥离，加上媒体报道的容量所限，很多视觉上触动人心的东西都不可避免地变得抽象化、符号化、意识形态化，对于公众而言有可能像面对一座纪念碑，壮观宏大而情感无所附着。而作为另外一种后果，战地摄影师这个职业被抽象化的光环笼罩，在很多人粗陋的印象中他们要么属于道德高尚的圣徒，要么属于追逐名利而不顾性命的亡命之徒，通常摄影师自身受到关注只有两种情况：要么获奖，要么牺牲，而两种印象都阻碍了我们去真正理解这份职业。
    传统媒体的发布方式总是这样，试图让证言凸显，而目击者消隐其后。2001年3月，瑞士著名电视制片人C·弗雷以詹姆斯·纳切威为拍摄对象制作的记录片《战地摄影师》（War Photographer）获奥斯卡最佳记录片提名，也使战地摄影师的工作第一次被更多人所熟知。这部纪录片第一次采用一种镜头的“第一人称”视角，把一个微型摄像机架在詹姆斯·纳切威的照相机上，纪录片中大量采用这一视角的镜头，以致于观者不仅得以身临其境地看到摄影师所目击的场景，以及这种场景与摄影师拍摄下的照片之间的微妙差异，而且可以亲身体会到摄影师在现场的观察、移动、进退甚至喘息。这种角色代入所带来的效果，恰恰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一直以来横亘在战地摄影师与普通受众之间的认知鸿沟，自然，也是在证言之外，让目击者——战地摄影师走到镜头前，讲诉照片所无法悉数传达的故事。
    詹姆斯·纳切威1948年出生于纽约，成长于马塞诸萨州，1966年-1970年在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学习艺术史与政治学。60年代越南战争和美国民权运动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那是个动荡而充满质疑的时代，却也是个人理想主义意识觉醒的年代，纳切威在摄影中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我们的政府说的是一回事，照片说的是另外一回事，我相信照片”。他认为，是照片激发了美国人对战争和种族主义的反抗，它不仅记录历史，而且改变历史，“当照片变成集体意识的一部分，意识演化为良心，变化不仅变得可能，而且不可避免”。在这种理想主义的支持下，大学毕业后，他自学摄影，当过船员、卡车司机、新闻助理，直到1980年，才正式作为一名自由摄影师独立工作，1985年加入玛格南图片社。他获得过5次罗伯特·卡帕金奖，以及多次世界新闻摄影大赛奖（荷赛）。作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战地摄影师之一，纳切威迄今为止已经走过大半个地球，北爱尔兰、朝鲜、阿富汗、卢旺达、南非、苏丹、波斯尼亚、车臣、耶路撒冷、科索沃……
    我们常常面临着一个悖论：为了传播的效果，我们往往不得不把战地摄影师的所有冒险传奇经历加以强调，但这种做法却有可能把战地摄影背后的反战与人文主义情怀也顺带包装成了一种受难圣徒才有的高尚品德，而造成了普通人的无力感与疏离感。他们或许热泪盈眶地观看这些摄影师出生入死，却同时也在心中将这种价值追求与自己力所能及的行动截然区分。所以，如果战地摄影与英雄主义的叙事方式不进行有效的区分，其最终所能唤起的道德感与行动力可能将乏善可陈。
    由135相机所定义的现场目击式的现代战地摄影传统，可以说是从罗伯特·卡帕开始的，他的名言至今被奉为圭臬：如果你的照片不够好，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最终他因为践行自己的这一信条而踩到了地雷。时至今日，笼罩在这一职业上的死亡威胁仍似幽灵般挥之不去，仅在2011-2012年的利比亚，我们便失去了Tim Hetherington, Chris Hondros, Remi Ochlik三位年轻的战地摄影师。与Remi Ochlik一同遇难的，还有女记者Marie Colvin，她曾引用马丁·路德的一句名言“极尽可能追求和平，不计代价揭示真相”来回应那些“如此拼命值得与否”的疑问，最终这代价也包含了战地记者自己的性命，就像卡帕曾说的，这是最后的赌注。
    如今回头看来，激发纳切威拿起相机的越战，确实堪称战地摄影的黄金年代，摄影师在战场上采访的自由度、媒体对图片故事的青睐以及报道的自由度几个因素叠加，人们甚至认为，黄功吾的《火从天降》促使越战提前半年结束，而亚当斯的《枪毙越共》使美国政府的介入越南的合法性丧失殆尽。今天，我们有了更为便捷的全球信息渠道、数码成像技术，却并不意味着今天的战地摄影因此变得安全或者简单。历史显然比这种简单的因果关系要复杂得多，即使最乐观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越战式的战地摄影已成绝响，几乎不再可能。
    今天，需要摄影师介入关注的并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国与国的战争，而更多的是地区、种族冲突，恐怖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人道主义灾难。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同行开始介入这种报道，包括泰国的红衫军运动、利比亚革命等等。这种外延的扩展本身呼应了战地摄影的精神内核：一种基于人道主义的呼吁，对一切暴力与不公的控诉。这也正是为什么，被认同为最好的战地摄影作品，几乎必然是反战的、悲悯的。作为后越战时代战地摄影的标杆性人物，詹姆斯·纳切威并不是一个擅长慷慨激昂地演讲的人——我不喜欢大声说话，不喜欢在现场移动得太快，有时候甚至连只言片语也不想说，在纪录片中那些为数不多的独白，与战地上的第一人称视角的现场画面一起，构成了纳切威在照片以外的自白，也成了对后辈同行最好的“言传身教”。今年的济南国际摄影双年展，他的现身，令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