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井一夫：“似曾相识的地方”，

北井一夫

    问：北井先生，您一直关心着中国纪实摄影的发展，1984年，您参与策划了《朝日摄影》专刊《无人知晓的中国摄影家》的组稿采访活动。1996年，您参与制作的日本广播协会（NHK）专题节目《拍摄中国的真相》深受日本电视观众好评。1997年，您又在日本策划筹办了中国纪实摄影五人展并为《朝日画报》的《现代中国照相馆》特辑提供了这五个中国摄影家的作品。在中国纪实摄影的成长过程中，您始终积极热情地向日本摄影界、日本观众介绍着中国的纪实摄影。请问您是怎样对中国的纪实摄影产生兴趣的？ 

    北井一夫：1973年，我参加了访问中国的日本摄影家代表团，团长是摄影家木村伊兵卫，代表团共有12个人组成，访问了北京、上海、广东等地。在到访的中国所有地方中，我最喜欢的是北京。作为一个如此巨大的国家的首都，北京却非常安静，街上的人都具绅士风度。团里的其他人喜欢上海的居多，但我却喜欢北京。北京与我想象中的中国完全吻合。从中国回来后，《朝日摄影》为我作了16页的特集。而我的《走向村庄》（注：此为北井的成名作）也是因为编辑看了我在中国集上的照片，才决定在下一年开始连载的，结果一下就连载了四年多。 

   1992年，我的朋友去中国参加国际书展，他带回了徐勇的《胡同101像》。我以前去中国时，也看到过许多中国的摄影作品，但那些照片不是美丽的风景照就是那种工农兵昂首挺胸的照片，我并不喜欢，而徐勇的照片拍摄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场所。我高兴的是在中国终于出现了这样的真实反映人民生活的摄影作品。我把这书给《朝日摄影》的编辑看了，结果他说，中国也许还有其他类似的摄影家，应该可以做一个特集。当时我们根本不知有“纪实摄影”一词。当然，这是一件大事，得先作调查。我们先作了许多调查，会见了刘阳先生等人，而我也很想知道中国的摄影家们在干些什么并与他们进行交流，于是就这么到中国了。结果到中国后，一下会见了五十多个摄影家。

    问：看了这么多人的照片后，您对中国摄影家的工作有怎样的评价？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北井一夫：最让我惊奇是许多摄影家正视现实生活、作品具有强烈的社会性这一点。现在的日本摄影家们的摄影方法主要是观念先导型的：摄影家先形成一个观念，然后再去现实中找与自己的观念相符合的照片。摄影家和创作已经成为很个人的行为，这已经不同于以前的以正视现实的态度来拍摄现实生活中的人、事与景观的方法了。而我一直是以正视现实的态度来拍照片的。看到中国摄影家的这些生气勃勃的照片，我觉得正在实践我的摄影理想的人好象一下子在中国出现了许多。从他们的照片我感觉得到他们对生活的敏锐观察与生命的喜悦。

    问：我觉得徐勇的《胡同101像》与您的摄影有某种一致的地方。他的照片中，自我表现欲不太强烈，我认为有一种让镜头全面接受外界，让世界通过自己的镜头表现世界自身的感觉。

    北井一夫：我认为，摄影是一种先有被摄体、然后加以拍摄方才成立的表现方法。我自己的照片一半拍摄的是被摄体的存在与现场的整体气氛，而另一半则是我考虑后认为自己应该表达的部分。而徐勇的照片则是让他的照片中的事物自己说话的比重更大。我与徐勇作过长谈，他好象对人的生活不太有兴趣，他想要表现的好象是胡同的历史、北京的历史。

    问：在当时的《朝日摄影》专刊中，较为全面地介绍了活跃在包括商业摄影在内的各个领域中的许多中国摄影家，但到了NHK的专题节目时，则已经明显地集中于纪实摄影这一领域了。请问您是怎样决定集中深入地介绍中国的纪实摄影的？

    北井一夫：在编《朝日新闻》的专刊时，正如其刊名《无人知晓的中国摄影家》所表示的那样，目的是在杂志上介绍中国摄影家。在1992年的时候，日本还不知道“文革”后的中国新摄影。因此，这本《朝日摄影》专刊全面介绍了当时中国摄影家的新作品，并没有专门介绍纪实摄影。但到了NHK的专题节目时，则是通过拍摄人民的日常生活的中国摄影家的作品来向日本观众介绍中国的现状，这样就将报导对象集中到七个摄影家身上。我对纪实摄影的理解是，它必须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如实地记录现实并有助于社会的发展。我所拍摄的也是记录了普通人的生活与生活场所的日常风景的照片。

    在NHK采拍外景时，胡武功向我介绍了纪实摄影诞生的时代背景。作为一个例子，他当时谈到了围绕报道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新闻照片评价而引起的争论。这我以前也听到过，但对我来说，那是无法理解的事。因为对我这样的外国人来说，由于所处国家的政治体制、历史与中国完全不同，因此对这种事情难以理解。那些照片拍摄了在战壕里吸烟的士兵、与自己的将赴前线的恋人挥泪相别的女性、还有解放军战士的遗体等。我想即使拍了这样的照片也并不是坏事啊。听了胡武功的介绍，我才明白了中国的纪实摄影原来是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诞生的，而这也是中国的纪实摄影之所以打动人心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