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晓涓的《宁波人家》
宁波，有积淀收藏中国文化的天一阁，也有万商云集通向世界的老外滩。所谓新旧，在此可以相处一处，相安无事，一度共生共荣。它既有或许是风土造成的天生的扩张性的商业气质，也有历史文化长期形成的精致细腻。它地处江南，却也不尽是所谓的丝竹管弦，果断与决断时时涌现。现代与传统，其实复杂地缠结于宁波的历史与现实中。这么一个背靠内陆，面向海洋的现代城市，应该有人，而且应该有许多人，以包括摄影在内的各种方式从各种角度去观看它，描绘生活其中的人的生存状态，讲述他们的生命故事，由此展现宁波的历史与现在。
摄影家王晓涓历时三年拍摄的《宁波人家》，为我们了解当下的宁波市民的生存状态提供了一份内容丰富的视觉报告。她的《宁波人家》，以一种全方位的视角，将镜头的触角伸进伸进宁波市民的各个社会阶层，把一个由各个不同社会阶层所形成的市民社会，从家庭空间这个断面切开，展示其丰富性和复杂性。
一
《宁波人家》中的被拍摄对象虽是林林总总，但不外乎构成宁波社会（也许可以进而推展至中国社会）的三个方面：处于社会上层的有产者阶层和权力者，处于社会中层的白领与知识阶层，以及处于社会底层的各方人士，这当中包括了退休工人、下岗人员与外来务工者等。而从这些人与宁波的历史关联看，则可以分成新宁波人与世代居住在此的宁波本地人。王晓涓的《宁波人家》，无论是从社会阶层的分层来看，还是从外来与本地的并存来看，显然都有顾及。
现代社会中，作为社会构成的重要成分，家庭这个社会细胞的具体形态已经变得复杂多样。主流价值观对于模范家庭形态的肯定与倡导固然有其重大影响，但进入城市化与全球化进程的中国社会，在各种因素（财富分配、人口流动与阶层的升迁、国界的“消失”等）作用之下，家庭模式受到的冲击也相当剧烈。丁克夫妻、单亲家庭、同性配偶、跨国婚姻、独身等等，这些我马上所想到的，就足以显示当代家庭形态的复杂与丰富了。虽说“家庭解体”这种说法有点危言耸听，但是，21世纪，显然是一个正统意义上的“家庭”观念已经，而且还将要受到猛烈挑战的一个世纪。如果以“人家”为主题的纪实摄影，无法纳入上述这些变异了（“异”在此没有任何贬义）的家庭形态，那就只能视为是对某种定型甚至是僵化的主流家庭价值观的“背书”了。而真正意义上的纪实摄影，显然以追踪、反映急速的社会变化为己任，力求通过呈现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来丰富、深化有关人类社会与人类生存状态的知识和定义，而不是以帮忙、加固定型的主流价值观为荣。当然，这就同时意味着摄影家拍摄难度的增加。因为，我所谓的变异的家庭，对于外部世界的态度可能会更加敏感甚至警惕。摄影家要进入到这样的家庭中展开拍摄，需要努力说明其动机，证明其善意。对于神圣的家庭空间来说，任何一位尊重人的隐私的摄影家都知道，摄影的进入权其实是有限的。但从《宁波人家》现在获得的照片看，王晓涓实现了自己的拍摄目的。
“人家”者，拆开看就是“人”与“家”的相加。凡称得起“家”者，从空间看，必有人在其间居住生活。家是一种私人生活空间，给予人以物质上的庇护与精神上的安慰，是把人安顿下来的所在。所以，“人”与“家”实不可分开。不过，我们虽然如此解析“人家”一词，也并不意味着认为、认可摄影家在以家庭为切入口展开拍摄时，就只是在简单地把“人”与“家”相加起来。家中人与人的家是“人家”的两个方面。拍摄人，必要确认人的身份归属；拍摄人的家，则是给出有身份的人的生活语境。只有同时照顾到“人”与“家”这两个方面，才有可能把握住“人家”的实质。《宁波人家》中的许多照片，基本上是兼顾了这两个方面的呈现。
从社会学角度看，家是社会构成的具体细胞。社会因为有家而稳定，而相互发生联系。家，既独立，自成一家，充足自足地给予这个家的人以生活支持，又相互关联，以使社会有机联结，不倒不散。所以，了解社会，从家入手，以家为窗口窥探，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方法。一个家，是社会的某一个组织，某个集团的某种生活状态的切片之一。而摄影，从家切入，所得的照片，乃是切片的切片。虽然这样的摄影观看于了解社会，了解家庭仍然有局限，但还是有其所长。因为摄影特别擅长呈现空间中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中的空间距离、人的空间营造，空间于人的限制和影响，等等。家庭空间，由于摄影的出现而可能在照片中获得充分反映。摄影家能否捕捉到、以何种方式呈现之，有困难也具挑战性。如果能够做得较好，那就能够为今人与后世对于家庭的研究保留富足的切片报告。而王晓涓的《宁波人家》，应该说在灵活观看，呈现由人与家组合起来的“人家”这个对象尽到了最大努力。
二
我还发现，在王晓涓拍摄的这些“人家”照片中，她倒并不强求家人的全面到场。反而是一些家庭成员的缺席，更增加了我们对于“人家”的有机的、深切的认识，也引出一些丰富的想象。无论是什么原因的缺席，这样的家也许更具真实感。从某种意义上说，圆满的家更多地是一种理想，有时甚至也是幻想与梦想。“人家”或许一时有“缺”，但并不一定就有“憾”。从某种意义上说，纪实摄影并不是为了确认某种预设的圆满而存在的。极而言之，纪实摄影也许就是为了呈现各种各样的欠缺而存在的。
社会纪实摄影者，记录、定义人的社会关系的影像是也。这种被记录的社会关系不仅指被摄影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也暴露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一张照片所记录的社会关系，既包括存在、活动于照片内部的人们的相互关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了活动、存在于照片内与照片外的相关者的呈现功能的更深入了解，摄影作为记录手段的运用，也会扩张到如何展示社会空间的功能方面。在纪实摄影，就是它如何将人和人的生活、生产空间结合起来加以描述与呈现。所以说，当今的社会纪实摄影，既定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通过人与空间的关系来呈现图中“人”的物质生活水平。王晓涓的《宁波人家》，可说是充分展示了纪实摄影这种定义社会关系的特质的例证。《宁波人家》也是肖像摄影与纪实摄影的有机结合。肖像摄影有定义人的身份认同的功能，同时也是给予人的社会地位以某种评价的手段，而纪实摄影，更主要的是呈现一种对于社会现实的呈现与评价。通过对这两种具有不同语法、不同目的的视觉样式的结合，相信可能更为深入地呈现人的整体生存状态。王晓涓之所以选择纪实肖像摄影这种表现形态，相信是在透彻地了解题材的性质之后做出的选择。
三
阅看这些照片时，我经常性的关注与分析的落点之一是：这些宁波市民们，是在家中的哪些区域接受家的拍摄与采访的？一般来说，除非得到同意，摄影家不会在有可能窥视到隐私的地方拍摄他们。另外一种情况是，一些人的家庭空间的公开区域与隐私区域合为一体，无奈只能接受相机的全面观察。随着拥有更多的空间（也可能是更多的财富），被摄者也更有能力控制暴露隐私的分寸，也就是说他们自己会知道隐私的边界在哪里。他们坐或站在哪里，其实就是一种边界划分，暗示拍摄的可否，控制公开与私人空间之间的穿越。而这也同时暴露他们与摄影家之间的关系。当然，摄影家也会根据自己的需要（如光线条件、环境中的信息量因素等），要求他们作出某种调整与配合。这就出现了双方的协商与妥协。纪实肖像摄影，其实就是一种协商活动。在《宁波人家》里，我们发现，有的较为殷实的人家，往往是在客厅里被拍摄；有的人家，是家人站在住所建筑外面、门口等地方被摄影。而一些社会经济地位偏下的人家，像有些理发师、清洁工、修理工等人的家庭，他们的生活空间没有可以严格区分的公开与隐私部位，因此在照片中几乎就是不设防了。而《宁波人家》中的这些较为上层的宁波人们，则想摄影家提供了多样化的可以接受拍摄采访的空间。对他们来说，在他们家庭空间中的哪些区域接受拍摄（也是借助摄影加以呈现），更有可能意味着他们拥有了展示什么的自信与欲望。家中哪些区域有助于展示他们的生活品质、品味与成就，家中的物件对于他们的生活、身份、财富等意味着什么，最终究竟如何展示，其实都是一种拍摄者与被拍摄者双方共同协商的结果。比如，在拳击教练田东的照片里，他拉过椅子坐在房间里放满比赛所获得的奖杯的橱边，显然是要通过摄影把这些奖杯与他所从事的竞技体育这个职业联系起来。而这种主动的个人展示，拍摄者也当然会通过摄影来赞成与鼓励，因为这能够给出有关这个人的社会身份与地位的细节性的信息，也具体化了家庭空间的肌理与生活的质感。
当然，人是纪实摄影最重要的观察对象。他们面对镜头时通过表情、肢体语言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情感，如喜悦、自信、沉静、得意、炫耀、拘谨、惶恐；通过访谈所透露的对于个人历史的回忆与反思，对于现实的担心与焦虑等，既是纪实摄影所需要的，却也都在时时提醒我们，纪实摄影在真开这样的拍摄时，对于对象所带来的心理上的与生理上的“加载”。其实，包括《宁波人家》在内的所有这类照片，都是在这么一种拍摄者与被拍摄者的对话关系中产生的。因此，一张照片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呈现人的生存状态，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人的生存状态，也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双方的交往关系。长期交往的亲友与由朋友辗转介绍的陌生人，可能面对拍摄时会呈现出不同的表情与姿势。我们对此应该都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宁波人家》中访谈文字的最后，往往附有拍摄者王晓涓加入的自己与对象的关系的提示。比如，对于叶炜，她指出：“我和叶炜先生认识多年。”而对于史梅生，她告诉我们：“在一片旧房子里吃了几次闭门羹后，进了史梅生先生的家门。当时他的老婆躺在床上，他在一旁看电视。”就是这些简洁的文字，也为我们了解、分析照片所记录下来的相互关系有一定参考意义。
这样的拍摄实践，除了我们所说的记录之外，也把在私人空间里为了公开展示而拍摄的理论可视化了。这种理论，往往也是双方协商并且默契遵守的规则。同时，通过如画册与展览这种方式的公开，也意味着将一种默认的视觉契约公开化，并且因此合法化了自己的拍摄。说到底，如《宁波人家》所展现的这种拍摄方式，就是一种致力于将纪实摄影的拍摄伦理合法化的过程。没有双方的共同努力，就不会有如此具体的成果。我们要感谢摄影家王晓涓的努力，也要感谢这些被拍摄者的工作。摄影家在观察对象，其实他（她）同时也被他（她）的对象所观察。所有的照片，实际就是这种相互观察的结果与相互信任程度的证明。一个摄影家如果对于他的对象是真诚的，他所获得的回报就在照片中，也是这些照片本身。而只有从平等的人格交往所获得的对方的影像，才符合纪实肖像摄影的基本伦理。
四
在纪实摄影实践中，许多摄影家尝试结合访谈这个形式来深化自己的考察。一张记录现场的照片可以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但摄影不能记录与回溯过去。而访谈这种形式，通过回忆等方式，可以到达摄影所无法抵达的过去。王晓涓的《宁波人家》也将图像与采访文字紧密结合，是我们对于这些生活在宁波的人们的生存状态有了更深切的了解。《宁波人家》的吸引人之处，不仅在于照片对家庭景观的大景深展示，而且也正在于通过访谈所展示出来的被拍摄者的各自人生的丰富细节。也许，摄影家本人已经意识到许多单纯依赖影像的纪实摄影，其局限性在于一张照片有可能埋没许多它无法呈现的信息。因此，结合访谈这种形式来加深对人物的了解，既有助于人们更加全面地了解对象，也1可供后世了解拍摄对象的更多线索。因此。加入了访谈，《宁波人家》的现实感与质感更其丰富。而且，拍摄者也不是机械性地提问，设问也不雷同，而是根据不同对象因时因地展开活泼的提问，因此令读者在图像与文字的两相对照之下获得对于人像的更为真切的认识与好奇心的满足。显然，这是摄影家与被拍摄者之案件人格交往的成果。没有平等的人格上的相互尊重与接受，就不会有内容如此丰实的访谈内容。
这种将照片与文字结合起来的尝试，让我想起美国学者谢牧（William Schaefer）在评论中国纪实摄影家张新民的《流坑》时所说的话：“看照片里的挂失，读故事里的照片。”是的，照片里有只能以摄影的方式讲述的故事，故事里有只能以文字的方式展现的照片图像。是的，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让图本与文本对话，交响之后，我们会获得更多的有相关当下宁波的现实与历史的认识。而这样的图文并举的尝试与努力，目的就是为了获得一个通过图像与文字的对话来勾勒的有关宁波这个城市的视觉社会史。而王晓涓的这种探索努力，也为开拓纪实摄影的新可能性提供了思考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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