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完《照镜子的人》中海杰和刘铮的对谈，去看同本书中的王庆松采访，哪怕我个人从来没喜欢过王的东西，但好歹一提到那时萌芽的所谓“观念摄影”，王庆松是一定会出现的名字。 “这个时候只要大的关系对了就行，我没有专门去追求多么细致的东西，我也不喜欢追求完全戏剧化的细节，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整个社会就是这样的，即使你弄得再仔细，也没什么意思。”海杰 的“对话录”是在轻松中完成的，本意大概不在探究摄影本体及意义等深层次的问题，不过，摄影师的随意回答大致能反映本人的创作态度和意图。对于王庆松和刘铮，我认为都是自觉地运用自己形成的某些“观念”去创作，至于作品的表达方式和“流派”定义都不重要，都是当代的一种探索。 相反，刘铮说摄影是件艰辛的事，不是拍《国人》时那种满中国跑生活环境恶劣的艰辛，而是拍完《国人》之后对摄影本质的思考。我相信这种艰辛要比物理上的困难强烈得多，从后面的《惊梦》、《革命》系列都能看出刘铮的深深思考，在摄影本质与生俱来的各种自相矛盾中，艺术家挣扎也没有答案，只有答卷。我全心尊重并倾慕认真严肃的艺术家。 当初选择刘铮作论文案例的直觉是对的，从内容上，他的作品的确体现了中国当代摄影大体转向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小心蹦出了“观念摄影”这么个名词，机缘巧合使这个偶然出现的名词后来被当了回事儿，引起了不少争论和误解。这是吸引我选“观念摄影”在中国是如何被理解的这个题目的原因。 这个“观念摄影”和西方说的conceptual photography一定是有些许关系的，不然第一个提出的人不会选择这个词。但是讨论这个关系中的“同”没有比讨论其中的“异”要紧急(刘铮是又体现了同——对摄影本体的思考——又体现了异的“观念”摄影师的典型)。问题并非它是不是“观念摄影”，而是如果不叫“观念摄影”，我们应该叫它什么，用本土词汇。顾铮曾说观念摄影和中国摄影在对摄影本体的理解上是互相抵触的。用了本土词汇，一定会揭示出摄影在中国文化中，也就是顾铮指的“中国摄影”，究竟意味着什么。 “观念摄影”引起的负面反应直接导致了对摄影作为当代艺术媒介这一西方现状的怀疑和不解。心理分析中说触到“痛处”，触到急于反驳、抵抗、回避的地方那一定是触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目的不是要把怀疑变为同意，而是理解。如此就应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并理清它，去除一些混在里面晃人眼的东西，使更好的东西进入未来的中国摄影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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