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莉莉：摄影的性别、权利和身份的认同

　　最近对“身份认同( Identity)”这个概念感兴趣。身份认同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它受到新左派、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诸多思潮的特别关注。其基本含义指的是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由于文化主体之间的不同所以需要主体的身份认同，文化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身份认同的嬗变。这个词总爱追问:我是谁?从何而来?到何处去?而在大众媒介恣意生长的当代社会，图像和身份认同的关系格外密切，摄影成为人们(包括拍摄者、被摄者以及观看者)建构自我和社会的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媒介。笔者将身份认同中的性别、权力等问题为观察角度，分析以下六组摄影家作品。

　　摄影主体的自我身份认同

　　贾玉川的“变性人”系列属于他较早年作品。那时他还不够时尚的考虑“作为当代艺术”的摄影趣味，而是遵从了纪实摄影中的什么打眼拍什么的记者本能，将镜头直接面对应该是已混熟了的变性人群，大刺刺的拍摄这些半肖像半快照的图片。这些照片非常忠诚的表现出一个摄影者的自我身份认同，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异性恋和男权主义者，面对拍摄对象没有丝毫的温情流露，正好相反，在摄影家眼中，这些变性人即令人厌恶，又丑陋不堪。这个观看的目光带有普遍性，代表了几乎大多数中国男人的目光投射。

　　如果说贾玉川的《变美》展现的是一个主流社会男性的刻板眼光，那么汪海的《生命划痕》则是一个未婚未育的男青年的视觉屠杀。在每张照片中，摄影家残酷的剥夺了被摄对象露脸的权力，就像一个女人被蒙上眼等候被强暴一样，被摄对象忍受着双重侮辱，成为无法回视的“他者”。在这位青年眼中，生育、剖腹产、疤痕等都是丑陋恐怖的，也无从理解，哪怕试图给某些照片添加诸如斑驳光影的修辞术，也无法增加任何美感以及对被摄者的尊重。这组照片构建了一个生活在大众媒介主导审美趣味时代的普通青年的身份认同，也许可能推断出，他所认为值得审美的客体是大众媒体反复生产和传播的，年轻、光滑、清新的面貌(经过PS修图)，但他也聪明的认识到诸如“生命”、“生育”、“创伤”之类题材对制造图像的意义，但也就到此为止了，作者的文化背景和人生经历使其尚且难以理解什么是生命，什么是划痕，浮躁的社会只是教会了他们想要什么就直接索取(只拍躯干部分，不顾被摄者的感受)。照片拍的不是生命，也不是疤痕，而是作者自己。

　　刘垣作品中的女孩形象恰好替汪海传达了当今80以后青年认同的审美趣味，时尚而清新，性感而单纯，温柔而彪悍，有一点小叛逆小个性，但还是能够对强势低眉顺眼。然而这组作品中，大多数两张怎么看还是不相干的照片，并置在一起作为一张作品来展示，流露出作者对形式感的强烈追求，结果却消弱了人物照片的内容诉求。想起十几年前我作为学生也犯了如此同样的错误，只能对摄影修辞的陈词滥调仍在通行而表示遗憾。

　　强权和欲望中的异化面孔

　　社会身份认同的形成与社会的政治形态、权力结构有密切关系，可以此来分析苏晟的《中国式童年》。苏晟的这组作品思路比较清晰，将镜头准确定在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中国中上阶层的独生子女，并将背景大都选在能够提供被摄者大量信息的孩子们自己的儿童房内。照片基本都为摆拍，但看得出来，就算是孩子们面对镜头有不太自然放松的表情，他们看起来还是不太兴奋，也缺乏此生理年龄本该有的其他积极状态。这些孩子是我国计划生育国策和全球化社交网络的负面影响的受害者，这种双重孤独必将影响到他们的人格发展及社会身份认同。

　　强权的压迫对于一个人自我身份认同影响甚多，可能就此改变人们一生对自己的看法。吕廷川的《二战劳工》展示了人们在战争年代受到几年的身体和精神残暴压制后改变一生的面孔群像。这是一群已经被印记的老人，短短几年非人性的遭遇，使得他们不再是普通的市民(村民)，也不再是安享晚年的高龄者，他们带着身体的重度残疾和精神的深度创伤，在自身长寿基因的帮助下愤怒的活着。他们是中国弱势群体中的最弱势者，图像的拍摄和传播对他们的帮助微乎其微(对拍摄者倒是收获甚多)，看着一些尚存希望的老人的面孔，我认为他们最终都会走向绝望。

　　第一眼看到李政德的《新国人》，觉得很熟悉，原来他这组片子是在我生活的深圳拍的。深圳的确是中国一个特性城市的代表，几乎每个人，不论身处何种社会阶层，都在为基本的物质生活奔波(房子、车、小孩教育等)，并以此为荣。工作劳累之余，深圳人也拼命娱乐和消费(根据自身的经济能力量力而行)，聚会、旅游、体育等是人们很热衷的项目。仅仅如此，深圳和其他中国一二线城市没有什么不同。然而，不同的是，大部分在深圳工作的人，工作和娱乐(赚钱和消费)就是他们生活、生命的全部，他们没有更深层的文化追求或精神反思，他们基本上拒绝身份认同的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那里去?在我看来，李政德的这组被权力和欲望异化的人物快照，内容的精彩无需语言的修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