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里的金镜头与中国新闻摄影 “我真的相信世界上有的事情如果我不拍下来,就没有人会看见。” ——黛安·阿巴斯
2011年9月1日至3日,由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人民摄影报社、青岛开发区管委会联手打造,2010中国新闻摄影“金镜头”奖颁奖系列活动在青岛开发区举行。 瞬间感动世界,影像呈现历史。此次“金镜头”评选,共收到2300多位参赛作者选送的3万多幅作品,评出9大类47个奖项以及4个年度大奖。参赛作品几乎涉及了2010年度国内所有重大新闻、热点事件、突发自然灾害等等方面。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上海世博会、广州亚运会、京沪高铁、王家岭矿难、上海大火、新疆伊犁雪灾、西南大旱、大连输油管水污染……以及食品安全、房屋拆迁、物价上涨等影像尽在其中。 新京报记者赵亢荣摘年度杰出新闻摄影记者桂冠、潇湘晨报记者杨抒怀作品《宜黄钟家姐妹》以高票摘得年度最佳新闻照片奖。在9类18个单项奖评选中,楚天都市报佟建国的《淤泥中抬出受困孕妇》获突发新闻类单幅金奖,武汉晚报王翮的《舟曲遭遇特大泥石流》获突发新闻类组照金奖;南方都市报陈志刚的《民工讨薪被打》获非突发新闻类单幅金奖;新疆都市报秦鹏的《包身工》获非突发新闻类组照金奖;新京报李强的《赵作海》获新闻人物单幅金奖;广州日报杜江的《英雄——抗美援朝荣誉军人》获新闻人物类组照金奖;新京报王嘉宁的《开盘突涨价,购房者讨说法》获经济及科技类单幅金奖;杭州网李建刚的《酒之过度消费》获经济及科技类组照金奖、《失足妇女》获日常生活类组照金奖…… 这些影像就是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众所周知,新闻摄影从来立志于到达新闻第一现场,以影像为现实作证,企望推动社会进步。然而,新闻摄影的真正悖论在于:每一个摄影者在直面现实的同时,内心都无可避免地怀有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在貌似强硬的镜头后面,每一个摄影者同时也是一个被现实迎头痛击的软弱者。 诚如拍下《秃鹫与女孩》的普利策奖得主、南非摄影家凯文·卡特所说:“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出了欢乐的程度。”他说自己的影像面对现实根本无能为力,所以他最终选择了自杀,以逃避这个令人失望的世界。 既然如此,摄影还有什么意义?看见又有什么价值? 这样的沉重命题,也曾经置于第52届荷赛突发新闻类新闻得主陈庆港面前。历经十年,他跟踪拍摄了中国西部农村十四户贫困家庭,成书一册《十四家——中国农民生存报告》。曾有人向他提出疑问,为何不拍些轻松愉悦的照片?为何你的镜头只对准这些贫困的边缘地带?难道你的眼里只有沉重的主题么?你花这么长时间纪录贫困究竟有何意义? 陈庆港正色回答:这世界上有太多人都去拍那些轻松愉悦的照片,不缺我一个。我选择沉重,因为沉重更有力量,因为沉重可以平衡一下这个世界的轻浮与躁狂,可以让我们在这纷乱的世界里稳住自己。 在自己的博客“玛格北”里,他引用了苏珊·桑塔格的话——“摄影是通向真实的方式而不是结果,它丈量着世界的广度和内心的深渊……” 所以,看见也只是手段而不是结果,看见让你知道你不曾了解的现实,看见是为了抵抗遗忘,看见就是立此存照,看见意味着走出蒙昧状态,看见就是接近真相的努力。 很多时候,看见就是改变,因为改变就从看见开始。 我以为,“金镜头”所代表的中国新闻新闻摄影,其最大价值就在于让我们更浓缩更精确地看见现实。打个比方,“金镜头”就好比孙悟空的一双火眼金睛,能在瞬间去伪存真,将妖怪打回原型,让真佛脱颖而出。 在中国我们究竟能“看见”什么?在中国我们到底该如何去“看见”?这是个近似哈姆雷特“To Be Or Not To Be”式的终极追问。 缘于此,我愿意从“金镜头VS黑镜头”、“全面VS侧面”、“冒犯VS对话”这三组概念出发,以我熟悉的陈庆港、李建刚、梁臻、许卓恒等几位浙江摄影记者为例,试着谈谈中国式“看见”的内容以及方法—— 1、 金镜头VS黑镜头 摄影只是一种看见的方式。至于看见了什么,其实谁都不一样。 美国摄影大师罗伯特·弗兰克说:“我总是向外边看,实际是向里面看。我试图找出真相,但真相可能并不存在。” 我们所有摄影师的镜头也正是如此,向外观察世界,也向内探究内心。我们可能看不到全部的生活真相,却在用影像的碎片全力拼凑还原一个真实的世界。 正是因为这种还原的巨大努力,所以要向金镜头里所呈现的中国新闻摄影界致敬。正是他们,以图片为铁证,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抵抗住了时间遗忘的洪流。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需要时间,而时间却不需要每个人。这个世界泥沙俱下,忘却速度如此之快,而其荒谬之处在于:如果没有影像定格,现实可能就并不存在。 本届“金镜头”评委、《南方周末》图片总监李楠曾这样说:“禅宗论及观看的三重境界,其一为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其二为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其三为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我们的摄影,有很多还在第一重。” 李楠所言极是,但问题在于,中国新闻摄影界整体上还必须在“第一重”境界上努力,那是因为我们目击的现实还远远不够,真相还离我们太远。我们必须承认,不仅仅是新闻摄影尚属薄弱,而是整个中国新闻界都还必须在“第一重”上下功夫。种种原因使然,中国新闻界并不足够强大和发达,中国的很多媒体还处在“看不见山,看不见水”的低层次,我们仍须在挖掘现实方面使出浑身解数,并且拼尽全力。 所以,“金镜头VS黑镜头”就成了一组十分有必要阐释的概念。关于本届“金镜头”,有种似乎“听得太多”的说法,就是金镜头里聚焦了不少所谓“黑镜头”,也就是关注了太多负面新闻,如《钟家姐妹》、《民工讨薪被打》、《连云港92岁老人自焚抗议拆迁》、《失足妇女》等等。在中国,有关“负面新闻”的提法,其实是个伪问题。理由很简单——是不是我们不拍摄这些事实就真的不存在?是不是那些社会矛盾冲突看不见就等于没发生过?一直以来,“负面新闻”让中国新闻界不堪重负,甚至自缚手脚。我们忽视了或者故意看不见有关新闻定义的描述:新闻除了是宣传工具之外,它还是整个社会的预警系统。如果我们只传达单向度的信息,实际上反而妨碍了社会的整体进步。这就好像赫胥离在《美丽新世界》讲的那个故事一样,一群人在催眠状态中反复听到“苹果是坏的”这个信息,于是清醒过来以后也会继续认定“苹果是坏的”。 我们都不喜欢负面新闻,但负面新闻的存在正是印证了正面事件的值得追求。世界从来都因对比而存在:死生、悲欢、贫富、轻重、爱恨……从这个角度而言,并不存在什么负面新闻。因为一切的“负面”都是相对而言,所以我们真正要看到的“全面新闻”。我们需要新闻的全景式视角,以更好地帮助我们认识和理解正置身于其中的生活。 本届“金镜头”,正面范例也有不少。除了宜黄的钟家姐妹,除了连云港的自焚抗拆,除了广州的民工讨薪,除了北京的蜗居蚁族,除了杭州的失足妇女,也有山东的四胞胎兄弟上了中国第一艘航母,也有雪灾、地震当中的举国救助,也有多元价值的北京生活,也有西安女交警微笑执勤,也有山东流浪儿之父,也有杭州“我们正年轻”的蓬勃生机。 正如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所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细细品读,穷究到底,“金镜头”所代表的中国新闻摄影其实极具温情和爱意。所有那些影像呈现出来的主流价值观并未偏移,仍然是极大地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体现了因爱而生的感动,体现了因悲悯而发的理解。 是故,9月3日,在青岛开发区“金镜头”颁奖现场,这些影像也深深打动了在场的一众当地官员。他们神情严肃身体端坐着看完了所有获奖作品的幻灯播放,然后极为感触地说:“如果不看这些图片,好多事儿真的无法想象,根本不知道还有那种生活。这些图片太打动人了,让人不由自主想流眼泪,让人无论如何就想做点儿什么事去帮他们改善那种生活。” “那种生活”的确很多人都不知道,因为我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回避“世界的另一侧面”。这样,就引出了一个关键性描述—— 2、 全面VS侧面。 2006年,我在任职浙江《青年时报》摄影部主任、图片总监期间,曾经编发过一组《南方周末》摄影记者王轶庶的图片——《阿干镇这个地方,杨丽娟这个人》,意图通过对杨丽娟生活环境的深度解析来更好地理解她“不可理喻”的追星行为。 那组图片调子比较灰暗,但也非常真实地呈现了那种生存的困窘。如王轶庶在文中所写:“正因为知道自己的命运被定格,镇上的人们就照着他们预定的生活轨迹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在这样的生活模式中,他们的灵魂也慢慢地变得像被挖空的煤矿一样千疮百孔。这样的灵魂怎么能不脆弱、不敏感、不绝望?这样说来,这个物质和精神皆被掏空的小镇,出了像杨丽娟这样的怪人,真的就不足为奇了。” 这组图片出来之后,曾引发过一次激烈讨论。 有反对观点认为:“这个地方的居民,生活中难道没有一丝亮色可寻?共有五张图片和一段文字,哪里能找出哪怕一点点的亮色?如果我们把观察的探照灯聚集在死亡这一事实上面,我们呈现给世人的将是一个巨大的停尸场——这是泰戈尔说的。记者观察的落脚点,决定报道走向。你只盯住苦难,那么世界末日就在你眼前。但你的眼光所及,并非生活的全部,所以记者不仅要追求客观,更要追求全面地看问题。” 也有人大受震撼:“看了这组关于杨丽娟的报道之后,才更深入地理解了这个人,我被震撼了,因为那就是所谓的‘生存之地’。一个人的行为模式,一定要从文化地理,从社会生态,从生存模式等多个角度去深入理解才行。” 说到底,两种观点表达其实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我们都是些“叶公好龙”的人,追求真相却又惧怕真相,我们想要理解别人却又不得其门而入。我们内心空荡,永远无法知道世界另一侧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你的红烧肉,我的穿肠药,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如此巨大的不同,所以我们很难真正去理解别人的生活。 就像杨丽娟苦追刘德华事件出来以后,很多人是拿她当谈资,当笑料,当疯傻,当庸常生活中的一次意外。直到杨父香港跳海自杀身亡之后,整个事件才由娱乐而转向暴烈,因其暴烈而构成了人生的悲剧。表面的喧哗与骚动之下,几乎没人去深究杨丽娟式悲剧的深层成因。那样的小城故事在中国几乎无处不在,正如电影《孔雀》中描述的那样——“这样的城市,在白天人群鼎盛的时候,有一种苟且偷欢的气息。夜晚或是雨雪天气,人迹稀少,城市荒芜起来,就有那种劫后余生的景象。很多人和我一样在这样的小城市成长,然后离开。面对这样的城市,我总有一种无法诉说的感慨。这些小城市,就像是无数流落民间的技艺之人,在他们当中有着劳苦无常的命运的证据,不被诉说的沉寂衰败的时光……” 中国土地上的很多真相,往往在第一时间是看不到的,而这也正是所有当代中国新闻人普遍面临的共同困境:一方面你确实想尽可能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你已经居高临下,自我意识约束着你的思想,也约束着你的采访对象。我们总是活在某种限制之内,有自己的,有外部的,这就构成了一种我们习以为常的语境——亮色。我们从上小学写作文开始,就有意识地被要求在每篇天真的文字最后加上光明的“尾巴”——要为四化建设奋斗为祖国发展努力等等。延续至今,于是就成了一种思想意识上的“潜规则”。 好在,那些摄影师们总是追着新闻事件东奔西走,举起手中的镜头东张西望,将正反两面全都纳入视野之中。他们看到的更多更全面,于是表达的欲望就更强烈。只是,这样的双重视野有时会令他们心神不宁,在冰火两极的生活场景间无所适从。 先说《浙江日报》摄影记者梁臻2010年在舟曲拍摄的《何家葬礼》。 2010年8月,梁臻紧急撤出上海世博园,奔赴甘肃舟曲泥石流灾难现场。一边是冷到心碎的何家葬礼,一边是热得发烫的国家派对。一边是悲伤的舟曲县月圆村,一边是欢喜的世博园诸场馆。一边是捉襟见肘的生存之地,一边是日进斗金的财富秀场。东西横担,血脉相连。正是在这种大事件的交锋与冲突中,逼我们思考观看到底意义何在?同是一种摄影行为,在观看葬礼与观看盛会时,又究竟会有何不同? 泥石流倾覆之下,整个月圆村彻底消失。从图片中看得出,梁臻和镜头远远地站在一边,只是旁观记录,绝不冒昧打扰。他只用最平实的手法来呈现,告诉你,这是我们日常所见尘世生活的另一侧面。在他的图片里,你甚至听得到他的喘息和心跳,他体现了一个摄影者的全部诚意——没别的,这就是一家人的生离死别,这就是肉身重又回到土地,这就是人类谦卑领受命运击打的唯一姿态。 梁臻镜头所及,正是“全面地看问题”,他只是把世界的另一侧面打开,让我们自己对比。这些图片,如同一枚秤砣,挂在那里,四两千斤,轻易就镇住了浮华年代的喧嚣与肤浅。 本届“金镜头”,王攀获优秀奖作品《这也是上海》亦是此种范例——在世博会光鲜亮丽的侧面,仍有街巷里弄间柴米油盐的世俗生活。 陈庆港未参加本届摄影比赛,但他的作品《十四家——中国农民生存报告》仍然被摄影同行们关注讨论。 同样是为了“全面地看问题”,陈庆港也想用镜头呈现中国农民是怎样生存的。那是一个与飞速崛起时代并行的乡村中国。为了保证纪录的真实与完整,十年里,他每隔一年都循着同一路径抵达中国西部十四户贫困人家。纸房、坪子、坦达、水井弯、马家凹子、双场、朱昌……所有这些声气微弱的村庄向来不为人知,但它们就在几十几百几千公里之外,深埋在中国辽阔地理的褶皱里。 你知道,这个国家正在用百米冲刺的速度在跑马拉松,生活烈火烹油,时代摧枯拉朽,经济血脉贲张。人们熟知的,是大城市和现代化。人们谈论的,是GDP和新经济。在单向思维与催眠信息里,人们固执地认为,大国正在崛起,中国领跑世界。 可是这个摄影师老老实实地抛出了一堆照片和十万文字。他像农民种地一样,笨拙记录下中国农民的生存状况。他告诉大家:中国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强大富裕,中国还有很多人过着非常贫穷的生活。 那么,他们说出的事实冒犯你了吗?他们拍下的影像让你不高兴了吗?如果有,很可能是你闭目塞听,很可能是你先入为主,很可能是你没有很好地与真实世界展开一场对话—— 3、冒犯VS对话 镜头可能会成为一种冒犯。这取决于摄影者的心态,也取决于拍摄的方式。 有个朋友去甘南旅行,当她举起单反相机去拍摄那些僧人时就遭到拒绝,而当她改用iPone手机拍照时就被接受,甚至总能遇到笑脸相迎。两种拍照方式,其实都是对拍摄对象的影像占有,为什么却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那是因为单反相机的镜头过于直接粗暴,会给拍摄对象一种被冒犯的第一感受,像单向度的当头棒喝,而手机拍摄则相对隐晦温和,像是漫不经意的聊天对话。 在摄影界非常流行一句话:重要的不是镜头怎么用,而是镜头后面的那个头怎么想。单反相机还是手机拍摄,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冒犯还是对话,其实还有更多可以延伸的思考空间。比如,罗伯特·弗兰克当初拍下的《美国人》系列被视作冒犯之举,他用相机无情地调戏了50年代沉浸在良好感觉中的美国。后来,人们却慢慢理解了他的另类“对话”方式。 在本届金镜头获奖图片里,“对话”无处不在——杨抒怀的《钟家姐妹》、李强的《赵作海》、杜江的《志愿军老战士》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王申的《自焚抗拆迁老人》等作品都是如此。那种强烈的画面似乎冒犯了我们惯常的审美,沉下心来,却能感受到那种无声对话所传递出来的命运感。 本届“金镜头”双金奖得主杭州网摄影记者李建刚的《酒之过度消费》与《失足妇女》,也是“冒犯与对话”的典型案例。 在从前给李建刚的评论里,我这样描述他的摄影行为:他的镜头从来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他的语言混浊芜杂,力道却生猛诡异。相当长时间里,他怀揣相机穿行于城市的无数个黑夜,心怀叵测却意味深长地记录下他所看到城中生活的种种样式。一开始,他是不满,是挑衅,是猎奇,是新鲜,是东张西望,是南腔北调。拍得多了,无意之中,居然被他拍到了城市里那些难以言喻的孤独和疏离。 他从城市边缘开始游走,拍摄了那些底层的乞讨者、拾荒者、农民工、小姐,接着逐层推进,把镜头伸进酒吧、发廊、足浴店、快捷酒店、服装批发市场、城中村这些所谓的“城市生活”。在他的镜头里,城市褪去了光鲜的外衣,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一切归零,被动地呈现出生存的粗糙本质。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观察眼光,是这个陕西农村青年进城之后的“内心历险”与“自我对话”,是他对城市生活的小规模挑战和局部精确打击以及自我说服过程。 他的照片,缺乏通常意义上公众所欢迎的那种“好看”,却有一种不言而喻的笨拙诚实。他的照片不会取悦于人,不会讨好公众,甚至引人反感让人不适,但没有人能否认那些镜头不是我们身边漫漶开来的某种现实。他只是拍得过于真实而已,真实到他自己都觉得那些照片意味着一堆麻烦。 作为一个以拍摄突发事件为主的热线新闻记者,他只是本能地记录下那些在他眼里无比陌生的城市景观。他只是隐隐觉得,这些与“酒色”有关的镜头里,一定有一根硬硬的骨头存在着,那意味着我们所有人生活中的重重障碍。而这骨鲠在喉般的重重障碍,其实就是“酒之过度消费”和“失足妇女”的一种社会学意义。 说完李建刚,再来说说杭州日报摄影记者许卓恒的《非诚勿扰》与《家庭暴力》。两组图片,一是城外热闹,一是城内苦闷,刚好“天生一对”。 许卓恒的照片看起来最简单,说起来却又最复杂。他不远行,不唯美,也不锋利,更不趁着夜色向生活打劫。很多时候,他的图片絮絮叨叨,就像杭州这座市井城市里的飞短流长。一不小心,却把万家灯火背后的黯淡一把扯了出来,让人无语并且心惊。 “相亲”已经成为中国特有的生活图景,沸腾喧嚣,甚至成了电视上被大众消费的娱乐节目。“非诚勿扰”、“相亲才会赢”、“称心如意”、“我们约会吧”、“相约星期六”、“缘来就是你”……所有这些节目都在努力把原本个体的孤单烹制成群体的狂欢,我们看着那些尘世男女被公开拣选、调侃、对决、淘汰,我们一笑而过。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我们不愿深想,更不愿深情,只想直奔主题,收获的却是支离破碎。 许卓恒起初带着完成工分的简单愿望去拍摄相亲的人群,但很快就变得“心怀叵测”和“动机不纯”。这个在杭州逼仄街巷里长大的南方男孩,从小就无可避免地听到了各家各户的飞短流长。在江南的连绵雨水里,他意识到每处滴水的屋檐下都有曲折的故事,每个男人女人都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真实就像一个巨大的蚁穴。翻开盖在上面的那块石头,下面尽是黑压压蠕动翻滚的生存实景。谁都不敢轻易翻开石头,因为那样的真实会刺痛我们的心,让我们失去生活下去的信心。只是,偶尔,这块沉重的石头也会被下面的蚁群拱翻,那就是一桩桩我们闻之骇然的极端家暴事件。就发生在家里,在我们共同的屋檐下,在我们身边十米开外的地方。我们因此而无所适从,不停发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比如,为什么杭州北落马营那个老婆会用榔头敲死醉酒老公?为什么儿子还会帮妈妈伪造爸爸自杀现场?为什么杭州古荡小区那个65岁的老公会突然杀了小自己5岁的老婆?为什么这对在外人看来相当恩爱的夫妻会杀心顿起?为什么一起度过数十年人生之后他们竟然生出如此之大的仇恨? 于是,他镜头一转,登堂入室,直接闯入别人家中。因为一个朋友惨痛的亲身经历,触发他下决心拍摄“家庭暴力”。他关注相亲,为的却是寻求抵达家庭生活的有效路径,为了掀开蚁穴上覆盖的巨石。他发现,不是所有家庭都充满了爱与温暖。所谓万家灯火的美好愿景,有时更像个不堪一击的谎言。那些明亮窗户的背后,可能遍布着让人心痛的细节。很多时候,一个人被自己的家庭伤害最深,我们必须直面这样惨淡的人生。 这些问题我们没法简单回答,这些事实已经足够让我们震撼。 相亲,家暴,两组照片,正是那种令我们欲罢不能的“围城”困境——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冲出去。两组生活图景,通过他镜头的全视角扫描,也完成了一次直抵人心的“冒犯与对话”。 作为一个摄影者,他有足够强大的内心力量来面对日常生活的荒芜杂乱么? 这个问题,同样适用于所有操起相机奔向生活现场的摄影者们。 你们准备好了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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