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中：重生在2013年

这篇文字是在2012年的11月写就。据说，玛雅古历记载，在公历的2012年12月21日，世界将面临灭绝之灾，但是当代的科学技术似乎不太轻信这个几千年前的神秘预言。人类其实在20世纪末已经经历过一次恐慌，一次由于数字技术可能面临世纪转换而无法调整计时之差所引发的面对世纪末日的悲哀。“世纪虫”最终没有把这个世界吃掉，而人类自己却在新的世纪给自己添加了无数的麻烦。如果这个玛雅预言最终只是人类的一个误读，我们又幸存了下来，什么又会在等着我们？
摄影在1839年宣告发明之际，画家们纷纷悲观地预言，绘画将死。结果是绘画没死，反而和摄影一起成长着。摄影起初被绘画的评判标准制约着，处处以绘画的美学理念为参照系，直到20世纪初美国摄影家阿尔弗雷德·斯蒂格利茨提出“摄影分离”。摄影从此开始和绘画的审美体系分道扬镳，摄影也从此摆脱以绘画标准来衡量视觉作品的艺术划分。摄影开始了自己的艺术历程。
作为艺术的摄影其实并没有从此在艺术的大海里一帆风顺。因为摄影的机械复制性，一方面被传统艺术体系的“灵光”（aura）唯一性所挑战，另一方面又被其自身在语言学意义上的“被指”（signified）和“能指”（signifier）的相关性而纠缠。摄影到底应不应该被接纳为艺术，连摄影家和理论探索者们也困惑了起来。
艺术从史前的洞穴壁画开始，就是对自我生存的这个世界，通过自己的观察和体验，用某种记录媒介再现出来的形象化符号。在摄影发明之前的所有艺术再现形式都是艺术家本人对于现实体验和认知的间接模拟，这种模拟因艺术家的个人主观性而与现实的真实客观性有诸多的不同。摄影的发明给这种个人主观性的模拟再现提供了一种光学和机械精确复制性的可能。这种精确的科学再现性在完善人类对自我和周遭的记录准确性的同时也简化了艺术作为个人表现的多元性，而摄影的这种精确的单一性和绘画的那种想象的多元性，使得摄影能否被称为艺术变得更加纠结。
2012年的平遥摄影大展上，摄影家钟维兴展出了他的《失落园》系列作品。他在自己的展场中再造出了胡杨和沙丘场景，当观众踩在沙堆上，站在胡杨旁，观看墙上那些他在真实现场拍摄的作品，观众会不会自问，我是在看作品，还是在和摄影家一同分享摄影的过程。摄影在这里既是摄影家自我对于现实体验和感悟的再现，也是一个和观众分享的体验和感悟过程。到此，摄影作品的展示已经不是一个封闭的完成结果，而是一个开放的经验过程。
2012年11月，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举办了一个“车库甩卖会”的展览（Meta-Monumental　Garage　Sale）。这个展览完全依照日常生活中的“车库甩卖”形式，会在报章上刊登广告，所有展品都像甩卖会一样供出售。做展艺术家玛莎·罗丝乐（Martha　Rosler）惯于从日常生活中创造艺术，并且用艺术来反观社会生活。这样的展览既让观众看到日常生活现象中被忽视的文化含义，又在观看的同时体验和参与艺术家创造艺术展示的过程，在艺术的体验和观看中领悟社会和文化的含义。
无论是《失乐园》还是《车库甩卖会》，艺术在今天已经不单纯是欣赏的对象，艺术本身的展示也成了作品的创作过程。在这个社交网络盛行的年代，参与的过程就是一种艺术。摄影亦如此。
今年，我从2007年开始给摄影媒体写的随笔有望能够集结出版。回读五年来自己对摄影的感悟，絮絮叨叨中始终缠绕在摄影的科学性和艺术性上。如果我们都走过了2012年，我们都还热爱着摄影，我还是会纠缠在艺术的摄影和科学的摄影上，因为，艺术是对生命和生活提出质疑，而科学就是去解答这些质疑。
至此2013年1月，生活和摄影都再生了，所以“不要走开，更多精彩随后就来”。
转自《中国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