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无哀：罗伯特·卡帕的“战士之死”

罗伯特·卡帕的“战士之死”，一个侦探故事
理查德·维兰 撰文┃南无哀 翻译　　

     近日，作为NHK纪念日本电视开播60周年特别节目之一，以作家、摄影家泽木耕太郎的采访与思索为轴心，充分运用电视映像的表现、分析手法，探索现代史之谜的纪录片《命运之作——罗伯特·卡帕“倒下的士兵”真伪揭秘》播出。该片指出，《倒下的士兵》（The Falling Soldier，又译《战士之死》）确为演习之作，且作者实为卡帕的情人格尔达·塔罗(Gerda Taro)，而塔罗随后即死于西班牙内战战场的现实和卡帕因一张演习之作而获得巨大声名的结果，注定了卡帕此后必然投身于真正的战场，并最终死于战场的命运。
　　在罗伯特·卡帕诞辰100周年之际，与该片的考证手法和煽情分析受到业界热议不同，《卡帕传》（Robert Capa:A Biography）及卡帕系列图书、《A·施蒂格利茨论摄影》的作者、摄影史学家理查德·维兰（Richard Whelan）10年前关于这一事件的署名文章，则考证圆润，完美展现了一个艺术史家的思辨过程和相关背景，温和圆润，细节丰富，步步贴近——传播与质疑　　很长一段时间，关于《战士之死》的具体细节非常少。1936年8月，西班牙内战刚爆发几个星期，卡帕和情人格尔达·塔罗一起奔赴西班牙，采访共和政府与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 的法西斯叛军之间的战争。而《战士之死》最早发表于1936年9月23日那期的法国杂志《Vu》（中译《看》或《看见》——编者注）上。在同一页上，还发表了一张画面和《战士之死》相似、同为卡帕拍摄的、一个战士倒在地上的另一张照片。题目是“他们是怎样倒下的，”但关于这张照片是在哪儿或是什么情况下拍摄的，没有做任何说明。
　　有人说《Vu》发表的《战士之死》中的战士，与同页的那张战士倒在地上的照片中的战士是同一个人。但仔细辨析可看出，这两个人的衣着、身上的武装背带等有很大不同。另一张照片表现了这两个人和他们的同志们排成一条线，挥着手中的来复枪。《战士之死》中的战士是最左边的那个，另一张照片中倒在地上的是左边数第三个。当1937年7月12日《战士之死》发表在《Life》（《生活》）杂志上时，说明是这么写的：“罗伯特·卡帕的相机捕捉到了西班牙战士被击中头部在考尔多巴(Cordoba) 倒下的瞬间。”在此后的数十年中，直到1954年卡帕死去，人们对《战士之死》作为非摆拍照片的真实性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怀疑。
　　关于《战士之死》是摆拍照片的断言，最早是欧多·加勒格尔(O'Dowd Gallagher)提出来的。加勒格尔是一名记者，出生于南非，采访过西班牙内战，先是采访了法西斯一边，后又采访过共和军一边。1975年，菲利普·奈特利（Philip Knightley，英国资深记者、历史学者——编者注）在其著作《第一偶然性：从克里米亚到越南战争，作为英雄、宣传者和神话制造者的战地记者》(The First Casualty:From the Crimea to Vietnam;The War Correspondent as Hero,and Myth Maker)中记述了加勒格尔对他说过的话：“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他（即加勒格尔）曾和卡帕住在一家旅馆的同一个房间里。”（注意，由此可以看出，加勒格尔已记不清楚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曾和卡帕一起住过——作者注）加勒格尔告诉奈特利，“接连好几天，两军之间没有任何行动，卡帕和其他人抱怨说自己没能拍到一张照片。最后……一个共和军的军官告诉‘卡帕们’说他可以调一些战士和他们一起到附近的壕沟去，让他们摆拍一些照片。”对这个问题，奈特利在书中不遗余力地大肆铺陈，但奇怪的是，他没有认识到或他根本就不想指出来这样一点：当1936年9月下旬卡帕的作品发表时，当时加勒格尔正在法西斯一方采访——而加勒格尔说的却是共和军的军官指挥着摆拍了这幅照片。
    1978年，约格·莱文斯基(Jorge Lewinski，波兰裔作家——编者注)出版的《战争中的照相机：1848年以来的战争摄影史》（The Camera at War:A History of War Photography from 1848 to the Present Day，1987年版）一书中记述了他对加勒格尔的采访。其中，加勒格尔又说是法西斯一方的军队而不是共和军摆拍了这张照片。加勒格尔告诉莱文斯基说他当时和一群摄影记者住在靠近圣塞巴斯蒂安 (San Sebastian)的地方，离艾卢恩河(River Irun)只有5英里。他说：“我们这些文字和摄影记者都住在一个很寒碜的小旅馆里。在得到佛朗哥军队新闻官的同意后，我们跨过艾卢恩河来到佛朗哥的军队一方……他们模拟了战斗场面，佛朗哥的军队穿上了制服，武装起来，他们模仿了进攻和防御，还使用了烟幕弹来增加战场气氛。”
　　但对于卡帕，他和佛朗哥的军队从未有过任何往来；他是一个狂热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而且是作为共和军一方的支持者来采访西班牙内战的。作为摄影师，他和当时法国左派的几家出版物关系密切这一点为众人所知，在佛朗哥军队占领的土地上，他只会被逮捕，绝不会受到欢迎。而且，从西班牙内战爆发到《战士之死》第一次发表这段时间内，卡帕的行踪可以查得很清楚，他的活动区域一直在离圣塞巴斯蒂安数百英里之外。加勒格尔可能确实与一个摄影师在圣塞巴斯蒂安同屋住过，那位摄影师也确实拍摄过摆拍的照片，但他不是卡帕。
　　同一件事，加勒格尔对奈特利所说的和对莱文斯基所说的相互矛盾，这说明了加勒格尔关于“《战士之死》是摆拍的”证词不可靠。一件事过去了40多年后，加勒格尔的记忆和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比较可信的应该是，在1936年，他确实和一位摄影师同屋住过，但没有证据表明在1939年1月份前他曾见过卡帕：1939年1月24日夜至25日凌晨，卡帕曾拍摄过加勒格尔和赫伯特·马修(Herbert Matthews)写他们的最后一篇稿子，随后，他们立即逃出了被包围的城市，驱车北上。考证与澄清　　加勒格尔这样的记忆失误是可能的，我在为写《卡帕传》进行采访时，遇到类似的戏剧性事件，对此，我毫不奇怪。我曾采访过美国漫画家比尔·摩尔丁(Bill Mauldin)，他精力充沛，因此当时我对他的回忆毫不怀疑。他告诉我，1945年春天，在鲁尔河前线，他曾和卡帕一起待过。我告诉他对这一点我非常吃惊，因为我有相当的把握证明卡帕当时在另外一个地方。摩尔丁断言说我肯定搞错了，他非常清楚地记得和他在一起的那位摄影师，而且清楚地向我描述了卡帕当时所拍摄的画面内容，说是发表在《生活》杂志上。他的描述非常细致，我在查《生活》杂志时一眼就认出了那些照片，它们不是卡帕拍的，而是乔治·西尔克（George Silk，《生活》杂志摄影师——编者注）拍的，当时他正在莱茵河畔采访伞兵部队。
　　1998年7月5日，奈特利在伦敦夜与昼报(Night & Day)上发表文章称，他曾要求卡帕的弟弟康耐尔·卡帕 (Cornell Capa) 或者玛格南图片社“出示那卷有‘两个死亡瞬间’的胶卷原底片，这样我们就可以搞清楚这些照片的顺序。”他说这一要求一直没有得到满足，这意味着他认为那些原底片能支持他的断言。事实是，在那卷底片被冲出来之后，马上就被卡帕的暗房师切成了几段，这在当时很正常，因为一些出版物坚持要求用原底制作中间色调的版，于是，被选中的底片会按照版式的框架进行裁切，其他底片则保留下来供其他杂志选用。记住这一点很重要，那就是当时卡帕的照片只被认为是短时期内人们感兴趣的新闻照片，事件过去之后就被认为是过时的东西，因此没有多大价值了。
　　很明显，那些有“两个死亡瞬间”的原底片被送给了出版物而且一直没有被退回来，在整个上世纪30年代，没有人见过它们。现在，所有《战士之死》的照片都是从一张按照原底片印放的照片拷贝而成的底片印制的，这张原放照片现在收藏在纽约现代艺术馆。
　　卡帕最为人所知的自己关于《战士之死》的陈述，见于约翰·荷塞(John Hersey) 1947年发表的文章《这个创造了自己的人》（The Man Who Invented Himself）。荷塞是卡帕的老朋友，在一个没有注明的场合，卡帕给荷塞讲了一个有传奇和自嘲色彩的关于如何拍摄《战士之死》的故事。卡帕说，1936年8月，他在加泰罗尼亚 (Catalonian) 和安达卢西亚(Andalusian) 的山里亲眼目睹了一个悲剧性场面：一群拥护共和政府的志愿军战士年轻狂热但没有军事经验，他们反复地向一个佛朗哥法西斯军队的机枪哨位发起冲锋。荷塞这样记录了卡帕的话：“他们重复了几次这种勇敢但天真的冲锋，终于，当他们冲锋的时候，卡帕小心翼翼地把相机举到壕沟的顶上，没有看，在机枪射击响起的瞬间按下了快门。”随后，卡帕没有冲洗这些胶卷而是直接寄到巴黎。两个月后，卡帕被告知他偶然拍下的那些照片中有一张很清晰的一位英勇的战士中弹而死的照片，这张照片署着卡帕的名字，发遍全球。
　　1975年，奈特利的书一出版，罗伯特·卡帕的弟弟康耐尔·卡帕就请西班牙内战时期卡帕的几个密友出面反驳加勒格尔的断言。西吉·魏斯(Csiki Weiss) 当时已和一位超现实主义画家结婚，住在墨西哥城，他给科耐尔拍了一封电报，说作为卡帕当年的暗房师，他可以证明《战士之死》的底片“绝对是真的。”卡帕的朋友、记者玛莎·格尔霍恩（Matha Gellhorn）义愤填膺地为卡帕辩护，她说像卡帕这样一个优秀的人，去伪造这么一幅照片是难以想象的。当她和奈特利一起在英国电视台讨论《战士之死》时，她是如此地气愤，以至于节目中途就拂袖而去。
　　在一个以屠杀圣牛为乐的年代里，加勒格尔、奈特利、莱文斯基的断言四处传播。一时间，好像只要一提起卡帕的名字，对方即使对摄影史所知不多，也会脱口而出，“不就是伪造那幅著名照片的家伙吗？”甚至关于照片中人物的谣言也出来了，如1985年，在法国阿尔勒摄影节上，有人散发一封信称，《战士之死》中的那个人还活着，现住在委内瑞拉。
　　我本人撰写、1985年出版的《卡帕传》中，是从研究《战士之死》的拍摄地点和拍摄时间来切入讨论这张照片的。在瑞士记者弗朗茨·伯克诺（Franz Borkenau)1937年出版的《西班牙斗鸡场》(Spanish Cockpit) 一书中，他叙述了1936年9月5日下午，自己在塞罗·穆里阿尼村(the village of Cerro Muriano)目睹的一场战斗。当时他与《Vu》杂志的两名摄影师汉斯·纳木斯(Hans Namuth)、格奥尔格·瑞斯纳 (Georg Reisner) 在一起。那天下午，纳木斯和瑞斯纳在村里拍摄了遭到法西斯空袭而惊慌四散的村民。我曾采访过纳木斯，他说在塞罗·穆里阿尼村没见到卡帕和塔罗。但当1936年9月23日《Vu》杂志发表了卡帕在塞罗·穆里阿尼村村外的同一条路上拍摄的纳木斯和瑞斯纳也拍摄过的同一些人的时候，纳木斯意识到那天卡帕确实在塞罗·穆里阿尼村。
　　这个事实给搞清《战士之死》的拍摄地点提供了重要线索。在卡帕公寓他自己的照片档案里，《战士之死》等由原底冲洗的照片的背后写着编号，按照顺序，《战士之死》系列正是在塞罗·穆里阿尼村难民系列的前面。我由此推断（也曾在我写的《卡帕传》中提到——作者注）《战士之死》应该拍摄于塞罗·穆里阿尼村附近，就在1936年9月5日或稍前。
　　关于《战士之死》的争论直到1996年8月，我接到了丽塔·格罗斯福娜女士(Ms. Rita Grosvenor)的一个电话时才有了突破性进展。格罗斯福娜是在西班牙工作的英国记者。让我惊喜的是，格罗斯福娜告诉我说她写过一篇关于一个叫马里奥·布洛东·约尔达（Mario Brotons Jorda）的西班牙人的文章，布洛东认出了《战士之死》中的那个人叫费德里格·巴罗尔·加西亚（Federico Borrell Garcia），是于1936年9月5日发生在塞罗·穆里阿尼村的一次战斗中被杀死的。当时，格罗斯福娜的文章正准备发表在1996年9月1日的伦敦观察家报上，以纪念卡帕拍摄《战士之死》和巴罗尔去世60周年。
    布洛东如何认出了巴罗尔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布洛东出生在西班牙南部靠近阿利坎特（Alicante）的阿尔科伊村 (the village of Alcoy)。14岁的那年，他参加了当地一个名叫“忠诚主义者”的军事组织，当地人称为“COLUMNA ALCOYANA”，曾于1936年9月在塞罗·穆里阿尼村边的一个叫“LA LOMA DE LAS MALAGUENAS”小山上参加过对佛朗哥法西斯军队的作战。布洛东有一位历史学家的朋友理查德·巴诺 (Richard Bano)。巴诺偶然翻阅了我写的《卡帕传》，然后告诉布洛东说卡帕那张著名的照片有可能是在塞罗·穆里阿尼村的一次战斗中拍摄的。听说了这事后，布洛东开始了自己的研究工作。他认出了《战士之死》中的那个人肯定属于从阿尔科伊村去的那个分队，因为他穿戴的武装带和子弹包是阿尔科伊分队的指挥官专门请阿尔科伊的工匠给这个分队单独设计的；当时参加塞罗·穆里阿尼村战斗的其他分队的人都没穿也不可能有那样的装备。然后，布洛东又从萨拉曼卡(Salamanca)和马德里(Madrid) 西班牙政府档案中查到，在塞罗·穆里阿尼村的那次战斗中，阿尔科伊分队只有一个人被杀死——这个牺牲者的名字叫费德里格·巴罗尔·加西亚。这次战斗中牺牲的其他人属于其他的分队。布洛东把卡帕的照片拿给巴罗尔的弟弟艾弗里斯托（EVERISTO）看，艾弗里斯托肯定了照片中的人就是自己的哥哥。
　　1995年，布洛东自己出版的名为《动荡岁月散记》（RETAZOS DE UNA EPOCA DE INQUIETUDES）一书的第二版中，发布了自己的发现。在书中，布洛东说巴罗尔（绰号叫TAINO）是阿尔科伊村一个24岁的磨房工人，是当地“自由青年”分队的创建人之一。“自由青年”是全国劳工联盟（CONFEDERACION NACIONAL DEL TRABAJO ，简称 CNT）的下属组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因为《战士之死》中的那个人正戴着CNT 的帽子——作者注）。巴罗尔是1936年9月5日早晨到达塞罗·穆里阿尼村的50个军人之一，他们是为了加强那里“忠诚主义者”的前线力量的。那天下午，巴罗尔在守卫阿尔科伊步兵阵地旁边的炮兵阵地，但是，敌人从他们的后边抄袭过来，从前边和后边同时发起了进攻，企图对他们进行前后夹击。巴罗尔中弹的时间大约是在下午5点左右，这与卡帕照片中的人物有长长的影子相吻合。
　　书出版之后不久，布洛东就去世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格罗斯福娜在自己生活的阿利坎特看见了这本书，她敏锐地觉察到了布洛东所揭示出来的东西有重要价值。她去了阿尔科伊，找到了巴罗尔的弟媳妇玛利亚（Maria，巴罗尔的弟弟艾弗里斯托当时已去世——作者注），将翻拍的《战士之死》拿给她看，“照片中的人肯定是巴罗尔，”玛利亚说，“我对他非常熟悉。”她给格罗斯福娜看了她的一些家庭照片，更确认了巴罗尔的身份。
　　在文章的结尾，格罗斯福娜说，“奈特利仍保持怀疑，但他承诺，‘如果我错了，我将向康耐尔·卡帕道歉。’”1998年7月，卡帕回顾展在伦敦举办，奈特利又跳了出来，散发一篇文章，试图抹杀布洛东的发现，他声言，“这张照片基本上可以肯定是伪作，是卡帕摆拍的。巴罗尔完全可能先摆拍了这张照片，然后才被打死的。”一个侦探的回答　　为了给这种荒诞的说法一个决定性的打击，我带着这个问题去请教了对这种情况具有独特发言权的人——罗伯特·L·弗兰克斯上校(Captain Robert L. Franks)，他是美国孟斐斯警察局人身死亡案件的首席侦探，而且也是一位很有天分的雕塑家和摄影师。在2000年9月，我请他将这张照片当做一个谋杀案来读解。在他的分析中，《战士之死》让他觉得奇怪的第一点是“他在中弹的时候站得非常稳，很明显，当时他不是在向前走。”他的分析报告是：
　　“作为一个调查者，你得把自己设想为受害者，通过发现疑点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张照片的焦距有点不准，用的是大光圈，好像当时卡帕先生是在这个战士脚下的角度来拍摄他的。当时危险是否已经过去？是他自己还是卡帕让他站起来好拍照片？现在都无从知道……这张照片是摆拍的吗？从他浑身松弛的反映来看，我认为不是。你应该注意到这位战士左腿边露出来的左手，处于半握紧的状态。事实上，如果这张照片是摆拍的，他的左手会张开以防止自己摔倒（这是一种防止摔伤的自我保护反应——作者注）。持枪的右手是张开的，在我看来是因为他的肌肉处于松弛状态。没有战士肯让自己的枪摔到地上以免出问题。”
　　弗兰克斯报告中最有启示意义的一点是关于这名战士的左手的分析。弗兰克斯写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交谈中他也向我详细地解释过——作者注），那个人的左手手指有点向手掌弯曲，表明那个人的肌肉已经松弛，当时他已死亡。装死的人不可能知道要使照片显得真实手指头还要向里勾着；而对于一个有正常意识的人，也不可能在向后摔倒的时候控制住自己自然的生理反应，不让手腕后扬、手指张开以防止摔伤。
　　弗兰克斯关于那位战士站得很稳而且右手没有准备用枪战斗的分析，让我想起1982年3月19日汉斯尔·梅斯（Hansel Mieth）写给我的信。梅斯在上世纪30年代后期曾任《生活》杂志摄影师，有一次卡帕曾向她谈起他怎样拍摄了这幅著名的照片。她说当时卡帕很烦，跟她说当他拍这幅照片时，“佛朗哥的军队那边在逗着玩，我们这边也在逗着玩，大家都觉得很有趣，没有人开枪。”可是突然，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对方开枪了。卡帕暗示自己对那位战士的死负有部分的责任。
　　综上所述，关于1936年9月5日下午共和军与佛朗哥的军队在LA LOMA DE LAS MALAGUENAS山附近所发生的战斗，我做了这样的推测：卡帕遇到了一群由几个分队组成的武装人员（里面至少有一名女士），巴罗尔是其中的一员。为方便让卡帕拍照，他们站成一排并挥舞他们的来复枪。然后，卡帕跑到了他们的侧面，他们越过壕沟，卧倒在壕沟的边上，装做瞄准和开枪。然后，他们站起来，继续向山下冲去。这时至少有两个人，包括巴罗尔，又返回来，从上坡的一面爬上壕沟。在卡帕拍的两张战士们越过壕沟的照片的左下方，我们可以看见那儿的草和“死亡瞬间”的两张照片中的草非常相似。
　　巴罗尔爬出壕沟后，站起来，在壕沟边上后退了最多一两步，面向山下，这样卡帕——当时仍然在壕沟里——能拍到他。就在卡帕准备按下快门时，一架敌人暗藏的机枪突然开火。巴罗尔大概被击中了头部或心脏，在站着的时候就已经死去，就像卡帕照片中那样身体软塌塌的。他倒在地上后，他的同志们应该是把他的尸体拖到了壕沟里，大概这就是为什么在后来的照片中没能见到巴罗尔的尸体。
　　确实，弗兰克斯也做出了这样的推断：《战士之死》中的那名战士是第一个中弹倒下的。在报告中，他这样写道，“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分析，是因为在《战士之死》中，云彩的形状是一个云团，而在其他照片中，云彩已经逐渐散开了。第二张战士倒下的照片焦距是实的，证明在两张照片拍摄的间隙中卡帕有时间调整相机的设置。”
　　卡帕——和他在一起的应该至少还有几位共和军战士——待在壕沟里没动，在等到上面安全了以后才返回村庄。
　　我坚信《战士之死》记录了1936年9月5日费德里格·巴罗尔·加西亚在塞罗·穆里阿尼村边战斗中牺牲的瞬间，这是无可质疑的。关于这张照片的别有用心的争论，使卡帕名誉受损长达25年之久，这种争论该结束了。现在，该是让卡帕和巴罗尔的灵魂安息的时候了，而且我们应该诚恳地承认这一点：《战士之死》确实是新闻摄影的杰作，而且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出色的战争摄影作品。有关《战士之死》的故事回放1936年
　　7月18日，西班牙内战爆发。
    8月，罗伯特·卡帕和情人格尔达·塔罗一起奔赴西班牙采访战争。
    9月23日，法国杂志《Vu》杂志发表《战士之死》。

1937年
　　7月12日，《战士之死》发表在《生活》杂志上。
　　
1947年
    卡帕的老朋友约翰·荷塞在署名文章《这个创造了自己的人》中，透露卡帕曾在一个没有注明的场合讲了一个有传奇和自嘲色彩的关于如何拍摄《战士之死》的故事。
　　
1954年
　　5月25日，经历过西班牙内战、中国抗日战争、二战欧洲战场、第一次中东战争、第一次印支战争的卡帕在越南采访拍照时误踩地雷，身后留下的是战地摄影名作《战士之死》、《诺曼底登陆》等，以及由他主要参与成立的玛格南图片社和那句著名的摄影箴言“如果你拍的不够好，那是你离得不够近”。
　　
1955年
　　美国《生活》杂志和“海外记者俱乐部”设立“罗伯特·卡帕金质奖”，用以鼓励在新闻摄影上有成就的摄影记者。
　　
1974年
　　卡帕的弟弟、摄影记者、玛格南图片社前主席康耐尔·卡帕在纽约曼哈顿建立国际摄影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f Photography，简称ICP），致力于沿着卡帕的足迹，继续“关怀人的摄影”。
　　
1975年
　　英国资深记者、历史学者菲利普·奈特利在其著作《第一偶然性：从克里米亚到越南战争，作为英雄、宣传者和神话制造者的战地记者》中记述当年同样采访过西班牙内战的记者加勒格尔的话，据此质疑《战士之死》为卡帕的摆拍之作。随后，康耐尔邀请西班牙内战时期卡帕的几个亲密朋友出面反驳加勒格尔的断言。其中包括卡帕当年在巴黎的暗房师西吉·魏斯和卡帕的朋友、记者玛莎·格尔霍恩。
　　
1978年
　　波兰裔作家约格·莱文斯基出版的《战争中的照相机：1848年以来的战争摄影史》一书中记述他对加勒格尔的采访，亦指出西班牙内战期间确实存在摆拍行为，但此处加勒格尔提及的组织拍摄方与此前菲利普·奈特利引述的说法存在对立。
　　
1979年
　　威尼斯双年展总结回顾卡帕的作品时，康耐尔开始对外公开征集任何关于哥哥作品的线索，但一直没有回音。
　　
1982年
　　卡帕故交、上世纪30年代后期曾任《生活》杂志摄影师汉斯尔·梅斯写信给当时正收集资料撰写《卡帕传》的理查德·维兰，透露当年卡帕的谈话暗示了他对那位战士的死负有部分责任。
　　
1985年
　　9月12日，维兰撰写的《卡帕传》出版发行，传记考证《战士之死》拍摄于塞罗·穆里阿尼村附近，时间为1936年9月5日或稍前。
　　同年的法国阿尔勒摄影节上，有人散发一封信称，《战士之死》中的那个人还活着，现住在委内瑞拉。
　　
1995年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辗转，承载有卡帕、格尔达·塔罗和卡帕挚友大卫·西摩（David Seymour）的西班牙内战照片的“墨西哥手提箱”浮出水面。康奈尔开始着手联系将手提箱运回ICP。
　　
1996年
　　8月，维兰接到在西班牙工作的英国记者丽塔·格罗斯福娜的电话，通过层层考证，确认《战士之死》照片主人公为费德里格·巴罗尔·加西亚，并确认了他的身份来历。
　　
1998年
　　针对卡帕在伦敦的回顾展，7月5日，菲利普·奈特利在伦敦夜与昼报上发文章称，康奈尔或玛格南图片社一直未能出示带有《战士之死》的胶卷原底片。

2003年
    维兰在《光圈》杂志166期刊发署名文章Robert Capa’s Falling Soldier,A Detective Story（《罗伯特·卡帕的“战士之死”，一个侦探故事》，即本版署名文章。

2007年
　　11月底，3个破旧的硬纸盒历经漫长而神秘的旅程终于抵达ICP，它们就是传说中的“墨西哥手提箱”。
　　
2007年9月26日至2008年1月6日
　　由辛西娅·扬（Cynthia Young，2007年5月《卡帕传》作者、ICP策展人维兰去世后，卡帕的众多资料交由她管理——编者注）策展的《这就是战争——工作中的卡帕》（This Is War! Robert Capa at Work）在ICP展出，这是该中心迄今对卡帕作品的最全面展示，其中包括此前ICP底片核查工作中发现的卡帕和格尔达·塔罗同样拍摄于1936年9月5日的一卷胶片。这卷新的照片中包含了士兵费德里格·巴罗尔·加西亚的其他图像。
　　
2008年10月9日至2009年1月25日
　　《这就是战争——工作中的卡帕》巡展来到英国伦敦的巴贝肯艺术中心。借助展览的报道，一向火眼金睛的卫报、路透社等英国媒体开始对《战士之死》轮番轰炸。
　　
2009年
　　英国卫报6月14报道，西班牙巴斯克地区大学传播学讲师何塞·曼努尔·瑟斯皮里奎（Jose Manuel Susperregui）近日指出卡帕名作《战士之死》，并非如之前大家认定的塞罗·穆里阿尼村附近，第一次从拍摄地点的角度对照片提出质疑（相关报道见本报2009年7月3日1版《〈倒下的士兵〉真假之争波诡云谲》）。
　　
2010年9月24日至2011年5月11日
    《墨西哥手提箱：重新被发现的西班牙内战底片（卡帕、西蒙、塔罗作品）》（The Mexican Suitcase:Rediscovered Spanish Civil War Negatives by Capa,Chim,and Taro）在ICP展出。
   
2013年2月3日
　　日本NHK播出纪录片《命运之作——罗伯特·卡帕“倒下的士兵”真伪揭秘》，指出《倒下的士兵》确为演习之作，且作者实为卡帕的情人格尔达·塔罗，而塔罗随后即死于西班牙内战战场的现实和卡帕因一张演习之作而获得巨大声名的结果，注定了卡帕此后必然投身于真正的战场，并最终死于战场的命运。

    故事还在继续……　　1936年9月23日首次刊登了《战士之死》照片的法国杂志《Vu》内页。　　罗伯特·卡帕拍摄《战士之死》的同一胶卷中的另一张，当时《战士之死》的主人公还活着。考证认为《战士之死》中的战士是最左边的那个，另一张照片中倒在地上的是左边数第三个。 ICP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