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利辉,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秘书长、新媒体视觉学会副主席、云南省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云南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昆明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大理国际影会艺术总监。《秘境PHOTO》影像杂志主编。主要展览:1999年《妈妈这次真的戒了》摄影作品参加“中国青年生存状态联展”(中国美术馆);2001年法国尼斯国际摄影节举办《戒毒》纪实摄影个展(GALERIE SAINTE REPARATE美术馆)。同时在法国MAIRE DE NICE摄影博物馆举办《远来的云》联展,其中27幅摄影作品被法国历史摄影博物馆收藏;摄影作品被广州美术馆收藏;2003年在台湾历史博物馆参加两岸摄影名家联展。由法国eole出版社出版摄影集《印度时差》。 此时,或许是鲍利辉最忙碌的一段时光。第五届大理国际影会即将开幕,各项筹备工作已经都进入倒计时。作为艺术总监,虽然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并且影会也走过了幼稚摸索期而进入到稳定成长的阶段,但是,仍然不能掉以轻心。 在影会官方网站上,我们看到这次盛会的大致雏形:国际化,推新人,搭建收藏的平台是它的几大亮点。其中有来自10多个国家的摄影展,不乏一些重量级的人物,比如说今年新设置的项目:专家见面会,四大机构合办新媒体高级研修班,国内外10多家顶级画廊走进大理,新锐摄影师扎堆亮相大理…… 很少有摄影师会像鲍利辉那样,具备如此全面的才能。而名片上的众多头衔也暗示了他复杂的身份。这一次的聊天,没有再谈论影会的很多琐碎细节,用他的话来说,“那些网站上都有”。他现在更愿意说的,或许是这么多年对于摄影和这个社会的看法。而从这些看似有些宏大的问题中,我们似乎更能够贴近这位摄影人的内心,明白他的付出与动力,也更能理解他的坚持和情怀。 作者:我发现你的名片上现在有众多头衔,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份? 鲍利辉:这个社会是多元的,因此面对不同的人群可能你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有人觉得你是摄影部主任,有人觉得你是摄影师,有人觉得你是策展人,当然也有人会说你是个商人。可能在人生的某些阶段,我也会有身份上的焦虑:我是谁?我该做些什么?这些问题伴随我这么多年一路走来。但现在,我觉得我对这个问题想得很清楚。从本质上而言,我就是一个摄影师。其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它的衍生。没有摄影,其他一切抬头,荣誉都无所附着。而作为一个摄影师,我的心态是纯粹的,毫不功利的。我觉得认识自己很重要,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和责任也很重要。前两天一个朋友推荐我看一本书,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我翻了一下,里面有一句话讲的很好:“我们都要在不朽的事业中寻找庇护。”这句话应该是给我警示。我不会去评价自己作品的高度,不管它好也罢,差也罢,但是摄影对于我而言,一定是不朽的事业。表面上来看,似乎我在为摄影付出。但事实上,是它在给我生存的意义和活着的价值。是摄影在给我庇护。 作者:你刚刚讲到了“功利”两个字,我想问一下你怎么看待一个摄影师的名利心? 鲍利辉:我相信名利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东西,不是说你是个艺术工作者就可以免俗。首先要正视这种心态,而且我觉得它也可以是一种拍摄的动力。但我这样来解释吧,如果用作品、摄影师、社会这三个维度来说这个问题。摄影师和他的作品发生关系,摄影师也要和这个社会保持联系。我希望一个摄影师在面对自己的作品时,要有超越功利的纯粹性,你不要想着怎么去讨好人群,取悦他者,你所做无非就是通过摄影这个手段将你感受到的东西呈现给大家。而当你在和这个社会保持联系时,功利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趋利避害,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事情是无可厚非的。 作者:你刚刚用作品、摄影师、社会这三者关系去解释,我觉得很有意思,你能不能再详细说说摄影师和作品的关系? 鲍利辉:刚刚说的是摄影师在创造作品的过程中要尽量地保持不功利的纯粹心态。那么完成作品之后呢?怎么看待自己创作的作品?很多人对自己的作品视为珍宝,这个我能理解,因为这其中凝聚了自己的创造。但是,我有时候,翻看一下中外艺术史,看到诸如毕加索、高更这样伟大的艺术家,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也就占据了一页纸的篇幅,内心就特别感慨。摄影师既要珍惜自己的作品,但又要有一颗平常心。这种平常心非常地重要。 这次《秘境photo》推出的60位摄影名家的作品收藏活动,受到摄影家们的积极支持,其中杨延康发过来的作品是德国国家地理发表的大跨页作品。我当时就跟他说,让他再斟酌一下是否要给出最好的。他摆摆手说,没事,利辉,这还不是继续拍着嘛。还会有更好的作品。那一刻,我很感动。摄影师对待自己作品的那种态度让我感动,不自大,很平实。 作者:那你能不能更详细说一下,摄影师跟这个社会的关系? 鲍利辉:摄影不像是房地产或者金融行业,它注定不会大富大贵。它也不是类似于公务员的职业,有很稳定的收入和生活。它作为艺术的一个门类,注定是不安稳的,特别是像很多没有单位挂靠的自由摄影师。 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想买一台海鸥相机,但是没有钱,趴在柜台上看了好几个月。这就是我曾经面临的和这个社会的关系。经济上的窘迫带来的是不安甚至是焦灼。摄影师,艺术家,他的工作方式完全依赖于自我。所以你可以说它很幸运,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不必去应酬,不必去理会乌七八糟的社会关系,是一种清静自明的状态。同时,这种状态又很脆弱。因为在社会关系网这个层面中,你是孤立的一点。你很容易感到孤独,也会有被遗忘的焦灼。很多年轻的摄影师必须要走过这些心路历程。能够出来的,我认为都很了不起。 作者:大理国际影会就是在摄影师和社会之间搭建的一个桥梁和平台,能不能这样理解? 鲍利辉:可以这样理解。我考察过国内外的许多摄影类展会,总的来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摄影节类型的,以推出新人为主;一种是博览会类型的,以收藏作品为主。 就我来说,早先多年专注纪实摄影,积累了不少作品。2001年有幸参加了法国尼斯国际摄影节,带去了《戒毒》纪实摄影个展,同时在法国MAIRE DE NICE摄影博物馆举办《远来的云》联展,其中27幅摄影作品被法国历史摄影博物馆收藏,使我的作品得到了国内外摄影界的广泛承认——可以说,尼斯国际摄影节改变了我的摄影生涯。当时这样的摄影节平台在中国还不多,我总在想,只要有可能,一定要为有才华的中国新锐摄影师搭建这样一个平台:一要推新人,二要推收藏。所以,我们竭力把大理国际影会办成一个综合性的摄影类展会:既推新人,又推收藏;既有国内作品,又有国外作品;既有艺术作品,又有纪实作品;既有高雅的“阳春白雪”,又有通俗的“下里巴人”;既有传统的经典作品,又有现代的新锐作品;既有一般的摄影作品,又有方兴未艾的全媒体作品;既有摄影,又有设计;既有作品展示,又有作品交流、创作活动等。但在展览方式上有严格的区分,特点很鲜明,大家可以各取所需。 作者: 60名家摄影助推计划,还有亚洲先锋摄影师成长计划是不是也跟你这种想法有关? 鲍利辉:是的。我有一天跟泰吉轩画廊的马姐聊天,她觉得做这两件是非常有意义的。它让很多年轻的摄影师进入公众的视野,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因为我自己也是摄影人,我明白“他人所经受的,你必然经受”。我对很多摄影师的困境感同身受。那我现在有这样的能力,为什么不助他们一臂之力? 作者:《秘境photo》以及亚洲先锋摄影师成长计划都是大理国际影会的延伸,一切的源头应该还是影会,今年是第五届了,你能跟我们再说一下它的情况吗? 鲍利辉:我们还是回归到大理国际影会的主标题:生活在别处。这句话是天才诗人兰波的诗句。20世纪80年代因为米兰·昆德拉的引用而在中国家喻户晓。怎么说呢?兰波17岁就达到了个人诗歌生涯的顶峰,19岁就封笔。他的诗在现代诗歌史上影响很大。我觉得用他的话来做口号,隐喻的意思非常好。大理国际影会是充满激情和活力的,是年轻的,是闪光才华的一个舞台。那么落实到具体处,我们为摄影师提供展示才华的平台,也为各路藏家提供平台。 大理国际影会已连续成功举办了四届,为中国十大最具国际影响力节庆之一。第五届大理国际影会以“生活在别处——寻梦大理,诗意栖居”为主题,并延续“影像看世界、典藏看大理”的理念,突出国际、经典、新锐、本土,策划展出国内、国际摄影展200多个,作品6000余幅,邀请到国内外顶级画廊参展并进行图片交易,进一步推动中国影像作品收藏交易市场的发展。 本届大理国际影会我们邀请罗伯特·普雷基先生(法国)担任展览总顾问,他是美国联系图片社总裁、国际著名策展人,曾在世界各地策展过许多重要展览、担任过多项国际著名摄影赛事评委会主席的;邀请阮义忠先生(中国台湾)和路易斯·克劳门兹女士(英国)担任艺委会主席,阮义忠先生是著名摄影家、摄影评论家、摄影教育家与暗房大师,路易斯·克劳门兹女士是英国国际摄影节联合创始人、艺术总监和策展人,同时也是英国Derby QUAD的艺术总监,曾以国际知名摄影评委和提名者的身份参与到许多国际摄影节或艺术展览;邀请法国前外交官、历史学者鱼得乐先生(法国)担任评委会主席,他曾经担任过两届阿尔勒摄影节主席,曾任法国驻华使馆文化专员(1991—1994年)和法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文化参赞(2002—2007年)。 本届大理国际影会得到了法国大使馆、法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波兰大使馆的大力支持;得到了荷赛组委会、美国国家地理、英国Derby摄影节、法国Sipa图片社、法国最大门户网站Photographie.com、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法国才华基金、法国妈尔薄特基金会、新加坡国际摄影节、中国台北摄影节、中国香港摄影节的大力支持;得到了中国摄影家协会、中国艺术摄影协会、中国新闻摄影学会新媒体视觉学会、深圳企业家摄影协会、北京艺术摄影协会、辽宁省摄影家协会、吉林省摄影家协会、陕西省艺术摄影协会、云南省摄影家协会、中国台湾中华艺术摄影交流学会、银海艺术基金会等机构和一百多家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的大力支持。 作者:大理国际影会举办了一系列国际新媒体高端论坛,中国新媒体视觉学会也选择在大理国际影会上成立亮相,今年又推出了新媒体作品展播——为什么如此关注新媒体? 鲍利辉:新媒体是近几年来才出现的新概念,指的是一种集合了摄影、文字、视频、音频、平面和多维图片、动画等形式的传播方式,学术界又称“多媒体”、“流媒体”和“全媒体”等等。有意思的是,最早试水“全媒体”的是报纸传媒的摄影人,新闻、摄影的理念在“全媒体”中得到了更新的体现。目前,“全媒体”在新闻、纪实方面已经有很突出的表现,在新的网络时代,发展前景无可限量。这是新媒体论坛出现在大理国际影会的内在原因。另一个原因,我本人也是报纸新闻摄影人,对传统新闻摄影的发展、走向和前景也十分关注。随着新媒体或全媒体的不断发展,它的社会影响也在不断扩大,前瞻地看,很有可能酝酿成一场“媒体革命”。它不仅会涉及媒体和媒体人,还会涉及摄影人和摄影作品,涉及他们未来的创作观念、创作方式和作品展示方式,这是大理国际影会关注新媒体的另一个原因。 作者:你怎么看待影像的收藏,它会对摄影师的创作产生怎么样的影响? 鲍利辉:我觉得收藏市场的繁荣一定是一件好事情。它对摄影师也是一种鼓励。能够让整个摄影圈进入到一种比较良性的循环。 我自己也是摄影人。做摄影是很苦的一个行业,有一些人是在媒体中做,有的在寻找其他路子,如果作品不变现的话,这条路是很难走下去的。与国际接轨,实现“摄影—代理—收藏—摄影”的良性循环才是根本之计。做大理国际影会的时候,我们就考虑能不能将摄影节和艺博会的方式结合起来,在摄影作品代理、收藏方面进行一些摸索,做一些引导。通过三年的实践,现在来看,效果还比较好。不少画廊负责人说,云南人对艺术的欣赏、品味确实很高,对影像的理解很前卫,丝毫不逊色北京、上海。从摄影爱好者转为摄影收藏家,这是一个飞跃。对摄影艺术更高层次的欣赏,有利于价值较高的摄影作品流传开来,有利于一批有前途的摄影家的迅速成长。大理国际影会请来了国内外多家著名画廊,在大理国际影会上举办画廊藏品展,推动摄影师、收藏家和画廊之间更多的互动,在摄影收藏方面摸索一些路子,让摄影师“可持续”地追求、实现自己的梦想。 中国的艺术创作长期以来都受大环境的牵引,近年又受到经济利益的牵引。很多人对此担忧。但我觉得,就目前为止,还远远没有到担忧的时刻。艺术创作本身就是在一个限制重重的世界,找到的一个出口,呼出那一口自由的空气。摄影创作也一样。 作者:你也是个收藏家,收藏了很多作品,你是怎样去判定一张作品的价值,值不值得收藏? 鲍利辉:这个评价标准可能是多方面的。有时候,就是自己喜欢了,经济又允许,就买了下来。没有太多的原因。这就是属于自己的审美偏爱。 但是,就另外一方面来说,欣赏作品肯定依赖于经验。你看得越多,了解得越多,你的审美视角就越丰富,可能对作品的把握也越准确。 但是,有一种判别方法可能更准确。那就是时间和记忆。如果说这个世界有一个最公平的评论家,那一定是时间。而记忆属于更私人化一点的东西。你为什么记得这件作品,它为什么能在脑子里停留那么长的时间?总是有原因的。但你未必能理性地分析出来。但我是相信自己的这种感觉的。 作者:你自己也是一个摄影师,听说作品也被很多藏家收走,比如说印度那组照片,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你自己怎么看待你自己的摄影创作? 鲍利辉:这个问题,我想就可以用你的书名来回答:“摄影就是一场漫长的告别。”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如此。你按下快门的一瞬间,就面临一场告别。眼前的画面定格在胶片或者数码相机上的同时,他在现实中也就永远消失了。就如同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任何一个情景都是不可复制的。这也就是布列松所说的决定性瞬间。 所以,我总是对当下情景充满兴趣和感动。那些昙花一现却又指向永恒的瞬间。我们用摄影让这种告别变得漫长、更漫长一点。以用来抚慰人生短暂带给我们的恐惧和痛苦。这也是我理解的摄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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