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记者，用相机写出一段苏联解体的历史；他是新闻人，在十多个国家建立美联社分社；他是经理人，曾任时代华纳集团中国首席代表，新闻集团常务副总裁，CAA高级顾问；可他却淡淡地说：我只是个举起相机的旁观者，为了真实的历史。2013年7月25日，刘香成的115幅珍贵作品首次在上海中华艺术宫展出（至8月27日）。“中国梦”，一个希冀能够明天会更好的追寻和探求，都清晰地在刘香成的摄影记录中娓娓道来。
摄影师刘香成先生 这次“中国梦 三十年”摄影展是否只有上海一站？这一批摄影作品还会不会在北京展出？ 刘香成：到目前为止只有上海一站，因为下个月受邀要去瑞士做展览，所以可能时间排期上来不及把这次摄影展放到其他城市再展。今年正值我的摄影集 《毛以后的中国1976-1983》出版30周年，而且我曾经为上海拍摄过一本摄影集《上海，1842－2010 一座伟大的城市肖像》，在中华艺术宫的这次大型展览一共展出了我摄影生涯中的115幅作品，时间跨度长达35年。他们非常支持这次展览，拿出了15号厅和16号厅，两个厅加起来有1600平方米，是一个规模相当大的场地，各方原因综合来说，目前并没有考虑到北京或者其他城市开展。
刘香成作品 1981年，北京，“尝起来马马虎虎”，故宫里一个年轻人这样评论可口可乐的味道。 这次展览的策展人凯伦•史密斯女士之前也跟您有多次合作，那这次的展览在布展上她的整体规划是什么？作品的呈现是以拍摄年代的次序展开的吗？ 刘香成：展览被放在两个厅，15号厅展出的是早期拍摄的作品，早期的作品也有它的代表性，记录了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发生的变化，表现了当时处于时代转型阶段的社会面貌。16号厅是从九十年代到今天的当代作品，当两个时代摆在一起的时候，对比非常强烈。而且15号厅的作品大部分是黑白的，16号厅大部分是彩色作品。这次展览根据场地的大小，凯伦在策划的时候，做出一个大中小的结构，小的作品有一米，大的一米六，所以当观众在现场看到这些照片的时候，会觉得它是能够呼吸的。而且在这样的空间观看照片，观感和图片平常在Ipad上看图片的感觉完全是两回事。 您在90年代有很多照片都把镜头对准了一些名人，和您在80年代之前拍摄的题材大相径庭，比如您拍摄过演员范冰冰、高圆圆，最近还配合《小时代》的上映，为郭敬明拍摄了一组图片，很多人都非常惊讶。在您看来，是不是他本身也是您记录这个时代的一部分？ 刘香成：拍摄范冰冰是陈曼（著名时尚摄影师）邀请我去的，我跟她说如果让我来拍，那范冰冰就不可以做任何化妆。我想表现的是她在卸下妆容时自然的那一面。而我拍摄郭敬明这次好像成为了一个话题，其实是有一个过程的。之前有一位采访过我的记者知道我在完成当代人物的肖像采集工作，他就提议跟我一起去完成这件事，后来他和我去拍摄了韩寒。我在为这个展览做准备的时候，他们正在准备为《小时代》上映制作一期郭敬明的专题，这时候他们就想到了我。但是当时他们联系我的时候，我先愣了一下，问他们“郭敬明是谁啊”，我说你能不能先把他的资料发给我。我看了以后，和我当时决定要给韩寒拍照的初衷是一样的。
刘香成为《时尚先生》郭敬明专访拍摄的组图 摄影评论家顾铮也说，我的表达方式不是“新华体”，他形容我的摄影是“真水”，而不是“香水”。就是说从很真实的东西里，通过很多微小的画面和细节来表现一个很大的故事——中国，这个时代背景下有着现代人类最大的故事。新闻摄影是我的工作，不管用文字还是图片，去描述这么复杂的整体“中国”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力不从心，就好像徒手去抓一条鱼。所以要表述这么大的一个故事，还是要回到最小的细节。这是我的工作的方式方法，回到郭敬明，他代表了这个社会目前的一个群体，他和韩寒就是这个时代最鲜明的符号，这个群体有他们的代表性。 这些符号还有这些人串联起来就是一个中国梦的缩影，可能这个梦到现在还在继续，这次您的摄影展主题也是“中国梦”，在您眼中的中国梦具体是什么样子？ 刘香成：每个人都有梦，除非我们有一天走了，这个梦突然间就停下来了。这个过程中有两层意思，这个展览里面它表现的所有“梦想”都是很具体的，这些梦都是有脸孔的。在中国转型的过程当中，在物质生活上的梦想基本上都已经成真了。但是现在当“中国梦”被提到中国人的桌面上谈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我们是在说的另外一回事。
1976年，北京北海公园容纳50人的小剧场，喜剧演员表演的讽刺作品，为游人提供娱乐。去剧场曾是一个政治任务。 我们2001年进入WTO之后，基本上与世界接轨了。但是接轨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希望不要通过口号说我们是什么样，因为当代中国的精神和价值观需要世界社会的认同。虽然你可以觉得在物质上很满足，但这些物质上的进步人家西方很早之前就已经经历过了。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很严峻的局面，比如中国的游客去国外旅游，别人会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中国人有很多做人的常识和价值观好像还达不到一个很高的层次。 在同一个世界社会里面的时候，大家会说我们敬仰德国人的精神，追随美国人的价值观，反过来说世界上每五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中国人，中国的价值观是什么？中国的价值观就是我钱比你多，这个说服不了别人，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值得被人敬佩的价值体系。所以我想现在提到桌面上说的这个“中国梦”，还是一个追寻的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比创造多少财富要难得多。
198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杭州开往上海的火车上，搭着一条毛巾、拎着青岛啤 酒送给随行的记者。他的来访是为了庆祝《上海公报》签署10周年。画面最左侧为当时在外交部新闻司任职的李肇星。 您自身有非常丰富的经历，在三种不同的教育体系之下成长，然后76年再以记者身份回到中国，总有一种夹在局外人和当事人之间的那种既属于群体但又仿佛被分割在集体之外的感觉，这样的经历是否也造就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和敏感？ 刘香成：我觉得除了有局外人的眼光之外，很重要的是我也有局内人的眼光。因为童年那个时代是五十年代，然后60年我又回到香港，那一段小学生的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也是小时候的这一段生活和教育经历让我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我是读了很多很多西方人对中国的陈述，我看了很多的书，又几乎走遍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地区。这三十五年当中，我也去了印度、韩国等等亚洲国家，后来又在前苏联工作一直到它解体。所以这种工作不是三五天之内简单的旅游，而是把自己放置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中，所以期间会产生一些很不一样的人类参考的价值。 在我的思想里有很多面镜子。台湾人也好，香港人也好，美籍华人也好，他不会用这样的视角来看中国。有人说，人不能选择你出生的时间。西方人还有一句话：你不可以选择你的父母。这系列的作品它有它的独特性，它是很多的观察交织在一起的产物，但又充满了中国人的感情，虽然有亲近感但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既有西方的美学，又有对中国这种政治社会比较客观的消化。
1980年，云南思茅，中国朋克。 所以有时候您并不希望被圈定在一个“美籍华人”摄影师的框架之内，因为您的视角其实并不是仅仅局限在某一个身份之中。 刘香成：我这一生的时间性也很好，因为每个地方我都去过，可以说二十世纪最后这二十五年几乎所有的大新闻都被我赶上了。这个绝对不会是意外的，因为只有美联社要派你去你才可以去。用很简单的话来表述，如果一个总编辑他对于这个人的报道有一点吃不准的话，他不会让你代表他，把你分配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所以这个等于是结合了个人的兴趣和时代背景，然后去消化无数个版本里的中国。 这样的经历也并不是一个“美籍华人”的身份就可以概括的。有时候国内的人形容我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形容就说“美籍华人”，其实这是把很多元化的个人体验摆在一个小格子里。因为我去的地方基本上是五大洲，受到三种教育，社会主义共产党的童年教育，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教育，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教育，然后通过我的个人努力，去到这些国家去了解体验不同的文化生活。当你带着这些多元的视角来观察不同国家的个体时，会对一些细节特别敏感，比如你看到法国老师这样谈恋爱的，再看我们中国人是这样谈恋爱的。然后在那个时间点按下快门去记录这个不同的瞬间。对于我来说，在摄影中思想很重要，不然的话，你就是变成一个录像机，想把它全部录下来，但到头来留不下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1980年，北京，工人文化宫里的集体婚礼庆典上，年轻的女子唱着一首歌颂社会主义的歌曲。 作为新闻记者的职业敏感对摄影的影响有多大？因为新闻人总是在说要客观地报道，但往往在报道时会自然而然地竖起一个个人的标准，个人所能看到的疆界其实是有限的，在拍摄时怎样平衡这样的主客观联系？ 刘香成：首先你要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它的独特性在哪里。新闻有文字类、图片类和影像类的，图片的独特性是什么？新闻、文字的独特性是什么？这种情况之下，我想说的无论什么样的媒体，工具都离不开使用这个工具人本身的观察和思想，观察是有选择性的。你今天去歌剧院，每一天晚上都有表演，你去看哪一场是有选择的。选择什么就已经代表了你的价值。 只是选择了一个事件之后，你要尽量克制自己的观点，要整理很多客观的素材，通过不同的人对同一个事情的各种不同的看法，尽量还原一个新闻的客观面貌。有时候我们说客观，和记者本人想的东西都套在一起都套乱了。有选择本身就有一个立场。但是你既然选择了记录这个事件，就要做一些必要的准备过程。这个过程就见仁见智了，有一些人他会把采访对象所有的资料都收集完整，比如他见过什么样的人，尽量塑造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的人物形象，这是新闻人的追求。但是你选择什么素材，这个东西当然是带着你的主观意愿和你的主观倾向去做的工作。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理论的东西很危险，如果有老师说得不透，一直在强调客观真实，学生进入实际工作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并不是那么客观真实，他又会被夹在这个反差的夹缝里，很难接受现实。
1976年，艺术家马德升在阐述艺术观点 当您1992年获得普利策新闻摄影奖的时候，对你来说，在职业生涯上有哪些重大的影响吗？ 刘香成：我记得当时我在莫斯科的家里吃饭的时候，纽约那边打来电话，非常兴奋地告诉我“你得到了普利策奖”。我当时说“是吗”，就挂掉电话了。后来我快吃完的时候，电话就一直不停地响，我才知道原来这个奖这么重要。我觉得在职业上得到认同是非常好的事情，但如果你让这个事情把你的脑袋占满，就一点意思也没有了。因为得普利策奖的人很多，有很多人你连听都没听过。我更在乎的是，有时候如果在一年里都没有什么重大事件发生，你如果获得普利策奖，你自己也会觉得特别没意思。但如果在二十世纪苏联解体的时候，你把那个东西扛回来的话你会觉得非常有意思，要有竞争力这个奖才会有意义。所以每一年的普利策奖的含金量是不一样的。 比如我拍戈尔巴乔夫，我一个人从红地毯跑出来。当时外面很多记者，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十分巧合，当天CNN的大老板从亚特兰大总部来到莫斯科，他知道会有大事情发生，就给我打电话。我当时心里想，为什么那么多记者他不请非要请我。戈尔巴乔夫辞职以后第一个要面对媒体，接受CNN的采访，所以当时CNN已经把仪器、器材准备好了，所以才有这个机会。当时觉得把这个机会给我，应该跟新闻记者在业内建立起来的诚信力关系很大。我也没有辜负他的信任。所以有时你会发现，你在之前拍的照片其实是为接下来要拍的照片做准备。 您其实并不是以政治为出发点去拍的，而拍的是人的生活，只不过生活本身反映出了政治。就像您自己常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那张戈尔巴乔夫把文件拍在桌子上的瞬间也有一丝运气的成分，可能这个瞬间您看到的只是这位领导人作为普通人不小心露出了真实情绪的瞬间，那在按下快门的一瞬间之前，到底要做多少观察才能捕捉到需要的那一刻？
刘香成获得普利策新闻摄影奖的照片“苏联解体 戈尔巴乔夫扔稿子” 刘香成：很多很多，但是它出现的时候是一种不自觉的出现，你不一定会注意到这个东西。我们理解的教育可能是一加一等于二，但其实文化这个东西，一加一可能加出来是九。在任何文化背景里面，一加一都是二，但是人的社会文化里，个人理解的时候会有一种在你DNA里出现的化学反应。就等于是个人在加工文化信息时产生的附加值。比如你看到一个人在笑，你会去思考他是在真笑还是假笑，你要去阅读它。所以好的照片是耐看的，就是这个意思。耐看和阅读其实有一点相似的意义。现在很多摄影评论家都承认，摄影在今天的社会里是最容易的一件事情，但依然还是最难的事情。 随着时间的时代的发展，我们对很多的事情的表述，对某些问题的理解也会更丰富，更全面，就像为什么同样的音乐不同的人演奏出来声音是不一样的呢？照片也是一样的，你看到的照片谁都可以看，但有一些人拍出来的照片是没有感情的，有一些人的作品一看就充满了一种情绪和故事感。为什么蔡国强带着中国人的火药，可以在这么多不同的文化里，找到他想表达的东西？我最近在准备筹划蔡国强的书，看他把阿拉伯女人穿的衣服炸了，那个形状出来以后很感人，十二分衣服两个层次出来，他的火药带出整个色彩。这些是让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东西。
1981年，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油画专业的学生对着人体模特作画。20世纪50年代早期，在被谴责为资产阶级性质和堕落腐朽之前，它是中国艺术院校的标准课程。 在四五十年代玛格南图片社的那些法国摄影师比如布列松、马克•吕布他们也拍摄了中国，但其实照片里往往还是带着法国人浪漫的情愫，这也是不同的视角造成的对同一个主体的不同理解吧？ 刘香成：他们有很多好奇的东西。这个很正常，因为你现在让一个中国人去拍美国，他也拍不出很独特的东西，因为他并没有消化。按快门的时候，那个画面他是没有消化过的。因为你没有对当地的一定的知识的话，你并不能全面理解你看到的东西。你只能看到什么就拍什么。所以有的美国人来中国待一个礼拜，就能写两篇文章，待两个月就可以写一本书，但是你说这样的书到底有多深刻？中国人会把外国看到的东西翻译，套在一个地方，西方人也会把中国一样一样的套在里面，这是正常的现象，但是我们说做人做事情，希望要超越这种比较粗暴的方法。 但其实我又很反对有人说中国的事情外国人是读不懂的，有一些外国人的视角和观点，因为它有一丝微妙的距离感，同时他又对中国有相当的了解，当他用不同的眼光去分析中国的时候，有时候他能看到的细节反而是我们看不到的。所以综合地来看，任何事情都千万不要一刀切，都要带着思辨的精神去判断。
1983年3月，人民大会堂，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会议上的学习。 就像后来何伟所著的中国三部曲《寻路中国》、《江城》和《甲骨文》在中国的读者中反响非常强烈，他也是从一个外国人旁观的视角来看中国，但反而看的比一些当局者清楚。 刘香成：对，我认识何伟，他的妻子张彤禾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她也是美籍华人。她写《打工女孩——从乡村到城市的变动中国》那本书的时候，每个周末都跑去深圳，跟着三个东莞工厂的女工人体验生活，那本书也写地非常深刻。所以这样的体验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经常看问题，希望你告诉我一个准确的答案，但是你对历史文化越熟悉，它就会帮助一个人对现在的东西进行进一步的消化，看到以后去理解的更全面一点，不会那么主观。过去搞运动，这个运动把前面一个运动推翻，所以中国人现在钱有了，他到处去建孔子学院。但不久之前你再把孔子、林彪的批得一塌糊涂，批林批孔，今天凭什么到处去搞孔子学院，他没有经过太多的思考，他就说因为现在我有钱，我就可以做到这个事情。但是做是不是现在这样的做法就有达到最好的效果呢？这个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不断追求去寻找答案的一个过程。 |
手机版|小黑屋|摄影大家 ( 粤ICP备2021111574号 )
GMT+8, 2025-7-6 13:09 , Processed in 0.082345 second(s), 38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4
Copyright © 2001-2020, Tencent Clou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