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大曾：逝于荣誉顶点的东方卡帕

当我们追索中国在世界摄影史上的痕迹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串外国人的名字：布勒松、何奈·布里、尤金·史密斯、马克·里布……几十年来，细心的中国读者在不停地问：在五十年前、在六十年前，当布勒松们在中国纵横驰骋的时候，中国的摄影家在干什么?现在，我们可以骄傲地告诉读者：在那个时代，我们有方大曾，他像一颗流星，虽然短暂，却划破了沉寂的夜空，我们不能忘记他。

发现方大曾是在一本叫《摄影家》的台湾杂志上。而时任该刊总编阮义忠先生是这样描述了他发现方大曾的过程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件事：“一想到那天，那种恐怖就鲜明地回来。在香港启德机场跑道上，飞机轮子已快触地了，可就在那时刻，飞机被巨大的台风掀了上来，一次次降落，一次次被掀起来，大家都知道此刻命已经交了出去……当飞机终于安全返降在广州机场时，我便问一直紧紧抓住我的太太，在你快完蛋的那一刻你想什么，太太说她想才几岁的儿子怎么办。而我老实地说我想的是，左胸口袋里的五十张底片，我对不起作者小方，他这一生已经够倒霉，失踪了五十年，这下子，岂不如同他又死了一次！”

阮义忠老师是四年前从一位大陆摄影家那里知道大曾的。而那位摄影家又找到了大曾的胞妹----方澄敏女士，从而发现大曾让他吃惊的作品的。

80年代初的阮义忠（右一）与陈申（左一）及方澄敏夫妇，右二是方大曾的胞妹方澄敏。

老照片并不都是用来怀旧的，至少方澄敏保存的那近千张底片不属于这个范畴。今年84岁的她为哥哥保存这些照片已经有些年头了。她的哥哥方大曾，年轻时大家都叫他小方，今天依然这样（小编注：老西xitek曾经有幸亲眼目睹了方大曾留下120底片和由台湾阮义忠放大的几十张照片，底片装在一个简陋但结实的木盒子里，每张底片都由粉红色的或略为发黄的白色纸袋装着，就类似我们今天所用的底片袋。每个纸袋上面印有：XXXXX 君 于 XXXX 年 XXXX 月 XXXX 日 送来 XXXXX 底片 冲洗者 XXXX ，这样的服务今日已经享受不到了。底片都保存得非常好）。

方大曾生于1912年。1912年是一个特别的年头，古老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月1日，革命党人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2月12日，清帝博仪宣布退位。由于革命党人的幼稚和实力不济，最终当上大总统的是袁世凯。8月份，孙中山应邀北上，共商国是，对袁世凯印象相当不错，“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故余之推荐项城，并不谬误”。当然，历史证明了这是一个大谬误。就在这一年的夏天，方大曾降临人世，来到了这个混乱的“新时代”。

方大曾肖像

在那个时代，摆弄相机还是一个奢侈的爱好，幸运的是，方大曾的家境不错。祖上由江苏无锡进京为官，他的父亲方振东，“译学馆”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工作，这样一个相对开明、富裕的家庭为他后来迷上摄影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母亲给的7块大洋很快成了他手中的相机，再加上一把伞、一个背包，这就是他当时全部的行头，北平众多的古建筑和纷繁的民俗活动成为他最初关注的目标，对社会底层人民的同情和关怀又使得变乱、流离的中国成为他影像的重要内容。1929年，17岁的方大曾甚至发起成立了中国北方第一个少年摄影社团。他在北平的《世界画报》上发表《爱好摄影的小朋友们注意——少年影社征求社员宣言》，宣称“现在摄影艺术一天天的发达。进步，摄影人才也能在艺术上占了重要地位……所以我们有组织少年摄影团体的必要。做少年摄影界的先进队何等伟大！何等的有趣呀！少年们小朋友们，快来报名！踊跃！努力！少年影社以研究摄影艺术为宗旨，凡有摄影器对于摄影发生兴趣者，不论有无经验，年在十六岁以内者，均得自由加入本社为社员。”这种狂热的爱好后来发展成了职业。

年轻方大曾在八达岭长城

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方大曾所处的环境并不好。许多年前，中国的“摄影家”们还热衷于麋集在像上海、北平这样的都市里展示他们改良过的类似国画或时装照的摄影术，而出生于官宦之家的方大曾身上具有的朴素的民本思想却使他与这种沙龙气氛格格不入。他年轻的脸庞儿径直贴近冰冷的生活，缝穷者、人力车夫、纤夫、旷工等底层劳力者频繁进入取景框，逐步显示他作为一个卓越的纪实摄影家的可贵品质。方大曾以一种平视的角度看待劳动者及身边的一切，《黄河上的船夫》、《缝穷者》等作品无不闪现着人性的光辉。在他的战地报道《从集宁到陶林》里，在目睹了令人震惊的劳动条件后，他的照片对挖煤的农民寄予了无限的同情，“这个世界简直不允许他们生存在光明中，我想，他们总会得到解放的吧。我这样企望着，我确信这不是幻想，因为有千百万的人正为着人类的光明在工作，在努力，在斗争，奴隶们也要享受‘人类的生活’了！”在拂去了世俗的浮尘后，方大曾超越了作为一个纯粹记录者的存在。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照片，拍摄时间大约就在二三年之间，却显示了他极广的兴趣范围。如果不是国难当头，我们很难设想他未来的摄影方向。即便是在那动荡的岁月，这个北方大汉，学经济的大学生，依然会在落日余辉里迷恋诗意的片刻。他拍健美的人体，拍农家孩子灿烂的笑脸。拍北平中央公园里的日本妓女，拍北方旷野里独立朔风的哨兵。他的相机仿佛饥渴的眼睛，触目之处，尽是能燃起创作激情的人事与风景。令人惊奇的是，在当时封闭的中国，以他一个不具备多少摄影见识的爱好者，竟然在照片中灌注如此丰富的情趣和具有社会、历史研究意义的内容。在他之前以及失踪之后的半个世纪里，中国一直没有过自由摄影师，而方大曾的行为方式却近乎无师自通地具有这种职业的影子。在一个缺乏考察民生、直面社会现实的文化传统的国度里，他几乎是凭着直觉感受并运用了摄影纪录的力量。他流星般的闪现是一个令人欣慰而又惋惜的反衬：中国摄影的幼稚不在于接触摄影术晚了几年，而是仅仅停留在把相机当作可以观赏镜花水月的金属画框，或者过于直接的宣传工具，并不真正懂得摄影本身更广大的应用领域，从而让逝去的时代错失了留存为影像的机会。

方大曾：裸体

方大曾摄：日本妓女

成为战地摄影记者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生于民国元年的方大曾并没有享受到“共和”的荣光，在他成长的年代里，北平是军阀们的天下，大帅们来来往往，逊位的傅仪被冯玉祥赶跑了，紫禁城里的霉味尚未散尽，从西北和奉天呼啸而来的骡马的骚味又充斥着这个背时的废都，政治中心已迁到了遥远的南京，留给北平和华北的是无尽的角逐和征伐。中国的积贫积弱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与此同时，日本帝国的自信心已极度膨胀，从一个自卑的岛国成为一个蛮横的征服者，中国是他们的第一座也是必须要逾越的大山。东三省早已是日本人的禁脔，热河、察哈尔、绥远相继成了他们的盘中美餐，甚至连北平城外富庶的冀东22县也已是汉奸殷汝耕们的天下。在局面崩坏的同时，尽管政府的许诺一再落空。但知识界和民间有一种健康的情绪在顽强地滋长，日本帝国的侵略政策导致了中国各阶层的空前团结，这是侵略者始料未及的，救亡成了压倒一切的时代任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方大曾考入北平中法大学经济系读书。但华北之大，已容不下一张书桌，他像所有的热血青年一样，义无反顾地汇入了时代洪流，参加过“反帝大同盟”的机关报《反帝新闻》和北平少先队机关刊物《少年先锋》的编辑工作，在同事方殷眼里，他是一个“英俊青年”，“人品纯正，热情。精力充沛。……好像总是在走路，奔忙，不知疲倦”。相机无疑是他最便捷的武器。1935年，方大曾大学毕业后应聘至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当干事，后去天津青年会工作，不久加入吴寄寒、周勉之等人创设的“中外新闻社”任摄影记者，这是他第一次以摄影作为自己的职业。早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前。方大曾的足迹便已遍及冀东、绥远、热河、察哈尔、晋北等地，在《申报》、《生活时报》、《世界知识》、《良友画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诸如《绥远的鸦片问题》、《晋北煤业状况》、《冀东一瞥》、《绥远前线视察记》、《私货滚滚来》等报道，其独特的视角和作业方式引起广泛关注，成为报道救亡爱国事迹的名记者，“与长江、徐盈同负盛名”。绥远战争以后，方大曾主要以一个摄影记者的姿态出现。

1935年摄于绥远

前线

前线

方大曾消失的时间大概是在1937年末或1938年初，读者见到的最后几组照片是《失恃的天险·南口》、《已沦敌手之天津市》、《敌肆意摧残我文化机关——南开大学已成灰烬》。而最后一篇见诸报端的文章是1937年9月30日发表于《大公报》的《平汉北段的变化》，据说1938年他还和武汉的全民通讯社即先前的中外新闻社保持过业务联系，此后便再无音讯。对从事他这种职业的人来说，消失则意味着死亡。1938年初，方大曾的匈牙利同行罗伯特·卡帕从西班牙“转场”来到了中国，这一时期的工作成果同样成为卡帕影像的重要组成部分。某种程度上，作为杰出战地摄影家的卡帕，其对摄影史的贡献并不只在那些已成为珍贵文献的摄影作品上，更在于他的工作态度和人生观，“爱人民并让他们知晓”和“如果你拍得不够好，因为你靠得还不够近”是他最著名的语录。方大曾也许没有卡帕这样的表达能力，但有丝毫不逊于他的摄影家的素质。因此，将二人联系在一起并不是无端和武断的。差别当然是有的，卡帕有标准的好莱坞式的浪漫经历，而方大曾甚至连一次像样的恋爱都没有，卡帕运气挺“好”，1954年在越南触雷身亡，“逝于荣誉的顶点”(布勒松)，而方大曾30年代末在平汉前线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无论是卡帕还是大他一岁的方大曾，都必须在一张好照片和生命之间作出选择，归宿是自己押赌的结果。

运送军用物资

战利品

扒汉奸的衣服

早在1936年底，在绥东平地泉一座小屋子里，“硕壮身躯，面庞红润，头发带黄的斯拉夫型青年”方大曾就给范长江留下过别样的感觉，窗外是令来自南方的人们感到震撼的“如万顷波涛呼啸而来”的朔风在肆虐，这位有着俄国人长相的24岁青年人很轻松地道出了他的打算：骑马翻越阴山，继续他的塞北之旅。这次旅行的结果是《绥东前线视察记》、《兴和之行》、《从集宁到陶林》等图文并茂的报道出现在《世界知识》的读者面前，而他的轻松乐观也洋溢在字里行间，这个兴趣广泛的经济系毕业生在他的战地报道中，甚至有余暇去探讨绵羊的种类及其经济价值对民生的作用，这些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读者从方大曾那里全面地了解到战区正在发生的一切。在他的报道中我们还常常发现对时局的忧虑，对当局措施的批评与反思。在翻越阴山时，就连唯一的随从——十三军的一个土兵都差点中途折返，而理想主义得近乎自虐的方大曾坚持完成了预定的采访任务。

军事训练

军乐队

到了1937年的夏天，日本终于决定不再给蒋委员长以“安内”的时间。被日本人以卑劣手段压抑了许久的中国人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态度欢迎这场战争的爆发。甚至在战争爆发之前，方大曾在他的旅行报道和战地采访中就流露出抗战的决心，“中国的出路，只有打上前线去，打到多伦，打到承德，直进到东三省去，我们对于这个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抱着绝对胜利的把握，因为在失去了的国土上，还住着我们的同胞，他们将举起了枪，在热烈地欢迎我们，要收复失地，并不是难事”(《兴和之行》)，他对我军中下级官兵激昂情绪的描写，给民众以希望，也指出了中日之战不可避免。“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方大曾于第一时间赶到了宛平、长辛店，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听，老陆！这是中华民族争取解放的炮声”，“你看，我们的军队正在向前线开拔”，上海的《新闻报》记者陆诒50年后还清晰地记得小方那张年轻兴奋的脸庞儿。方大曾最先报道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写出长篇报道《卢沟桥抗战记》。当《大公报》的名记者范长江被孙连仲将军约请至指挥部晤谈时，小方已然出现在二十九军的阵地上，他知道到哪里才能找到好的照片和文字。《保卫卢沟桥之我二十九军战士英姿》、《我们为自己而抗战》、《日军炮火下之宛平》、《卫国捐躯》、《民众慰劳》、《敌机轰炸我保定车站》等专题摄影报道相继被国内外各大报刊刊发。“七七”事变后，有家难回的方大曾成为《大公报》战地特派员，负责平汉线的报道工作。范长江又一次领教了这位“斯拉夫型”青年的性格——在保定风闻八路军挺进热河，小方甚至放下手头《大公报》的工作，赶去参加，因消息不准才作罢。这个平时在同侪眼中诚挚、天真、勇敢、温和的青年对这场战争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疯狂地奔逐于南口、保定、居庸关、太原、大同之间……之后，是令人痛心的寂静，一切嘎然而止。

防化演习

一个伟大的选手，他迅疾勇猛地

为自己和别人而战。

命运设定他

必逝于荣誉的顶点。

这是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对卡帕的咏叹，卡帕的中国同行方大曾同样当之无愧。

许多年后，在北京东城协和胡同10号的那座小院内，当年迈的方澄敏老人擦拭着存有小方底片的木盒时，那小时候常常懒得倒洗脚水的哥哥便会出现在她眼前，在氤氲的枣花香中。感谢方澄敏出于亲情保存了这个木盒和那近千张底片，她让我们领略了中国新闻史和摄影史之外的小方。摄影术在中国还很年轻的时候，一个同样年轻的手指，经意和不经意间留住了一个永远鲜活的生命和他目光抚摸过的时代。

方大曾其它作品：

自拍照：1935年摄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