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姆·克莱因自述

2014-3-4 15:36| 发布者：cphoto| 查看：3240| 评论：0|来自：瑞象馆

摘要：编者按：阿姆斯特丹摄影博物馆（FOAM）独家推出“威廉姆·克莱因回顾展”，展期从2013年12月20日持续至2014年3月12日，回顾这位摄影大师、电影人和设计大师60多年的艺术生涯。本篇自述译自英国潮流文化杂志《Dazed ...

编者按：阿姆斯特丹摄影博物馆（FOAM）独家推出“威廉姆·克莱因回顾展”，展期从2013年12月20日持续至2014年3月12日，回顾这位摄影大师、电影人和设计大师60多年的艺术生涯。本篇自述译自英国潮流文化杂志《Dazed & Confused》2014年1月刊，克莱因以轻松的口气讲述自己的经历，生动有趣，且不乏时代气息。 ——编译：姚瑶

枪，纽约，1955 ©William Klein

我出生在（纽约）第五大街最后一所房子里，在109街和第五大道交叉口。这里几乎是一个中产阶级的贫民窟。我们家只有收音机，没有唱片机，当然也没有电视机。

我的祖父来自匈牙利，他有一间服装店。我父亲继承了服装店，他把钱投在股票上，1929年全亏了。我们于是不得不搬家，落脚在108街和阿姆斯特丹大道。这里甚至更像一个贫民窟。我的母亲不工作，但她协助我的父亲。我父亲成了一个保险销售，像《推销员之死》中的威利·洛曼。他是那种想赚一些钱，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能够成功——但始终没有。

舞动布鲁克林，纽约，1954-1955 ©William Klein

我像其他所有人一样上学。但问题是，在我的家庭——你懂的，一个低等的中产阶级富有家庭——你必须得到好的分数，进入高中，尤其是隶属于社区大学的高中，这样就可以在两年半的时间读完四年的高中课程。社区大学是免费，但很难进入。美国大学真的了无生趣——没有校园，没有女孩——只是一个接受教育的地方。我获得了一个社会学学位，但我想成为一名艺术家。

比基尼，莫斯科，1958 ©William Klein

我被征召入伍，但到我进入部队时，战争已经结束了。我还想借征兵去欧洲呢——总之，想方设法离开我的家庭，走出纽约。我本想去巴黎，成为失落的一代的一份子。我开始四处打探哪里可以学习绘画，当时只有几个地方，比如美术学院，法国画家、雕塑家费尔南德·莱热（Fernand Léger）有一个工作室，招收学生，我就去了。我的意思是，当时真的没什么选择，但莱热的工作室很棒！

莱热是个大人物，但并不时髦。那个时候时髦的画家是毕加索、马蒂斯和保罗·克利（Paul Klee），但是莱热——他或多或少颠覆了法国绘画——是共产主义者，他想要画壁画。他对我说：“以你20岁的天赋，你应该像我一样在室外创作壁画。”这就是他的信条，也是我们所追崇的。

我喜欢巴黎——我觉得巴黎比纽约好太多了。我退伍了，还有一个待遇：如果找一个女孩结婚，政府可以负担她去纽约的行程，并发放签证。因为我18岁到22岁都在巴黎，我就这么做了。接下来我回到纽约，看望我的家人，炫耀我的法国妻子。在纽约的停留更加确认了一件事：巴黎比纽约好100倍。

欣然接受。我用六个可相互替换的镶板上造了一面墙，放在铁轨上，像玩具火车一样，可以穿越整个房间，这面墙将空间一分为二，我就在镶板上画壁画。亚历山大·利伯曼看了展览，对我说：“来为《Vogue》工作如何？”我说，“做什么？”他说：“不知道，你可以来做艺术总监什么的。你可以拍照片，或者做我正在做的——工作日穿上西装去办公室，画画、做雕塑。”

壁画，1964-1964 ©William Klein

他立马给我一份合同。报酬不多，但足以为生，我的作品还有得到资助的可能。他问我想做什么，我说：“我想回到纽约，在定居巴黎后，以我看纽约的方式，做一本摄影日记。”实际上，我不怎么懂摄影。我小时候总觉得纽约没什么，但是一旦我拥有了相机，我就知道我想要什么了。我通过利伯曼认识一些编辑，当我给他们看我拍的照片，每个人都退缩：“这不是纽约——这些照片都是狗屁。这样反美国的、脏兮兮的纽约，我们没有办法登出来。”

有一本旅行口袋书，叫作《小小星球》（Petite Planète）。运营它的人叫作克里斯·马克尔（Chris Marker）。他说：“我真的很欣赏这些照片。如果你想要做一本书，我们来做。如果他们不做，我就关门。”但这家出版社从来没有出版过摄影书。他们投钱出版天主教、童子军歌曲。这是他们的第一本公开销售、发行的书，这百分之百归功于马克尔，他真的是一个艺术赞助人。他帮助很多人起步，我就是其中之一。这本书后来获得纳达尔奖（Prix Nadar）。

《扎齐坐地铁》（Zazie dans le métro ,1960）由路易·马勒导演，他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人，到处跑。他看了我的书，认为我可以做电影的摄影顾问。每个人打量我，好像在问“这个蠢货从哪来的？”。我很快发现片场只有一个人说了算：导演。我是费里尼的崇拜者——粉丝。那个年代，你可以在酒店里给某个人打电话，然后说：“我想跟费里尼说句话”，他们会说，“好，请等一下。”于是我就去见他了，对他说：“这是我的书。”费里尼说：“我真的很欣赏。你为什么不来罗马做我的助手？如果我病了，就由你来掌镜。”我还是一个孩子，24、5岁，我说：“好，我来罗马。”接下来，我发现，费里尼就是一个胡扯的艺术家，他有八个助手，根本不需要我。

影片《扎齐坐地铁》画面，©William Klein

我认为，如果我要拍一部电影，不会是关于旧主题的。我觉得时尚世界是一个值得深入的主题。《波利·玛戈你是谁?》（Who Are You, Polly Maggoo？，1966）是一部极尽讽刺、挖苦的电影。我从来无法与时尚圈人士友好相处——我认为时尚简直是胡扯。我也觉得做时尚的人是二流的。

影片《波利·玛戈你是谁?》（1966）画面，©William Klein

影片《波利·玛戈你是谁?》（1966）海报，©William Klein

我想拍一部关于拳击的电影，关于冠军赛如何分裂整个国家。我联系了一个制片人，在迈阿密做了一个计划，在那，卡修斯·克莱（Cassius Clay）和索尼·利斯顿（Sonny Liston）之间的对决将要开赛。有一个空座位，因为没有人想要坐在这个人身边。这个人就是美国黑人运动领袖马尔克姆·X（Malcolm X）。所有人都认识他，因为他登上了《生活》（LIFE）杂志封面，说着：“我们将会铲除所有这些白人恶魔。”他是个可怕的人，我很着迷。所以我问他旁边的位子能坐吗。我们畅谈了两个半钟头，他对我很感兴趣，我——一个犹太电影制作者，摄影师，涉入黑色穆斯林组织，住在巴黎。于是他向支持卡修斯·克莱的阵营宣布：我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