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媚:《有形之光》的概念本身是怎么想到的,通过光的变化,投影的变化——比如切碎也有不同的方法切呀,切完了扔在地上或者是扔在平面上也是一种方法呀。
《有形之光》系列展览现场 2013年
王宁德:扔到地上也能把这个事说明白,但没法展览,拿不走,展示不方便,也没法卖。
李媚:卖本身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王宁德:这个我也不回避,因为今天的艺术已经变得有成本了,同时售卖也可以是一种有效的传播。
李媚:艺术生产是可以这么说的。现在你的作品慢慢在形成一种生产化的流程?
王宁德:我会控制节奏。
李媚:有一些艺术家们的画的已经在用批量生产的方式,当然这样做也需要是著名的人在重要的地方画两下,点晴啊!这种批量化的生产有意义吗?
王宁德:我也认为个人精神和价值的最大化是有意义的。
李媚:很多东西要在一个限度里边,这就是欲望无限膨胀的结果。当下社会一个特别要命的东西,就是膨胀。真的,这个东西很可怕!不节制,这种不节制导致每个人都可以为自己找一个理由,我觉得理由是特别容易的。
王宁德:又能怎么样呢?我觉得了解这件事情的真相,也许并不会让你变得不去膨胀,可能会让你的膨胀变得轻松了。
李媚:这带来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否需要底线?这个世界上已经把很多东西都冲破了,我们需要底线吗?
王宁德:至少在我的生活范畴之内我很少见到底线,越了解这个世界越见不到底线。
李媚:你看看现在很多行为其实都触犯了最基本、最简单的底线,底线本身没有那么复杂,很简单但是很硬性。
王宁德:触犯这个底线的人还是少数,这一点我倒是蛮阳光的,愚蠢到这个程度的人还是少的。
李媚:突然之间我们的话就拐了一个小弯。实际上你从做《要有光》开始,基本上就是装置了。
王宁德:差不多。
李媚:你今后还会做平面的吗?
王宁德:会。我正在实验一个系列的作品,就是平面的作品。也是针对刚才我们谈到的那个问题,比如说摄影的元素,它是没有办法给它打散重新组合的,我现在就是想通过新的作品谈论这个问题。因为其实涉及到图像研究的问题,这两年我看了大量的当代绘画,你越研究就越觉得图像艺术在今天确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一旦你把自己的摄影作品归类为图像艺术的时候,其实你是获得一种释放,你会在一个更大的格局之内去考虑问题。
李媚:要真正获得一种驾驭图像的能力,这是能力。
王宁德:你要有视野,你要找到自己在艺术领域里边的一个坐标,进而建立自己的格局,你要离开这个小星球,才知道它和绘画,电影,戏剧,音乐等等的关系。
李媚:其实视野是很重要的,当然单一有单一的价值。
王宁德: 你自己决定怎么看待这个小世界,你是立体的看,平行地去看,还是你朝内心看,这里也没什么对和错的问题,只是一个选择。
李媚:滤色片出现让大家觉得特别顺理成章,为什么?第一是过滤,第二就是摄影用的一个东西,照相机前面的东西。
王宁德:虽然做起来很复杂,但动作还是蛮简单的,就是切碎了立起来,让影子出现,让影子完美的重叠。 回到这个问题,体力活或者是较真的思考,这个东西我相信不但能打动我自己,也能打动别人,但是你说让我做一个什么故事打动别人,我绝对做不出来,这个现在是我的底线。我不会再编故事,去写一个故事。光线暗一点,放点儿音乐什么的。
李媚:你已经觉得人要劳其筋骨?!
王宁德:情感是个人的事情,它有点儿见光死。繁琐的劳动可以转化为有益的修行。
李媚:这就需要一个人的能力。那种自省、自律、适度。
王宁德:我完全同意。
李媚: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于由于这种舞台化、戏剧性的东西,让所有的人都去演,所有的人似乎都可以在他者的语境里出现,其实在这样的氛围中,作为个体你自己的保有也丧失了,你个体的那种珍藏越来越没有了,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蛮大的。当然这个不是艺术范畴的问题,是我们自己作为人8,我们的生活态度问题。什么都可以拿出来晒,甚至有一些时候在公众范围开始编故事了。其实人只有到那种说不出来的时候,才是一个人最是自己的时候。当人真的什么都说得出来的时候,那些故事就非常令人怀疑了。只有你说不出来的那个才是切肤之痛的东西。那才跟你自己个体生命特别大的关系。
王宁德:既然那些事情没法说出来,完全可以通过另外一种类比的方式做艺术,这是可以达到的,从侧面呈现这样的问题。
李媚:艺术还是需要传播的,还是需要有对象的,还是需要有影响或者是让更多人来看的。我觉得对于艺术家来讲,他的不易之处就在于,一方面是要固守自己,同时还是尽可能地产生影响。面对社会与公众,事情就不那么单纯了。
王宁德:从这个角度上讲当代艺术是很冷酷的,你看那些艺术家,他们必须身体健康,没有经济问题,没有生存问题,没有情感的困扰,没有荷尔蒙失调,每天早上起来精神抖索,很漂亮,没有酒精的问题,吸毒的问题,艾滋病的问题,他才能做到这样,但是你想人能没有这些问题吗?每个人都可能有, 所以艺术家今天就是一群假装健康的人,展现的确实非常片面。在梵高那个时代还可以找妓女发发嗲,跟高更诉诉苦,发发牢骚,抽两个耳光发泄一下,今天的艺术家要是这么玩儿我看就算了,你必须得为人有礼、周到、关系好、做作品做得好等等,都是精英中的精英才能生存。所以当代艺术真的挺酷也挺狠的。艺术家都变成这样了,都是一群铁打的“硬汉”。
李媚:艺术家们在被异化、明星化。你是不是沿着这条路在走?
王宁德:我没有。我有酒精问题。
李媚:你一边喝一边思考,你体现智慧,你追求智慧。
王宁德:我只是在想,比如说是“建立”是我最近经常谈的一个词,我们见过太多的反讽,批判,想象中的虚空敌人,但在语言研究里,这一切如果没有清晰的对象和跟进,没有建立,那还不就像那些用绳子把网球绑在球拍上的练习者一样吗?
李媚:这是你对今天中国摄影状况的理解吗?
王宁德:我给学生讲课时说,你们先花一段时间,在脑子里搭起当今世界的一个摄影版图,才知道你要干什么, 你的工作语言上没有突破——语言上用的是旧的语言,逻辑也是老的套路,版图里边就不会有你的位置,要改变这个版图,一件一件作品地做出来,对已有和正在生发的艺术产生张力,这才有新的可能,摄影艺术在你这儿终于不再是人家用过的东西,而是开始对摄影的反思、思考和研究。换言之,你不仅会使用工具,也要对工具箱有所贡献。
做这个事情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家,需要的是一批艺术家,需要理论家的一个参与。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好的有才华的摄影师,人家一说还是出不来。艺术家如果仅靠才华、靠天分没有理性和视野,同时理论家只是跟着走而没有搭建,艺术家从理论家那儿吸收不到营养,整个事情还是很难。
李媚:实际上从整个艺术理论来说,现在的发展应该是蛮丰富的。你干嘛非要在这个领域,出去就是了。
王宁德:我一直很有出离心,那是因为我需要有一个俯视的角度做这件事情,人能做的事情是有限的,我恰好适合做这样的作品。
李媚:目前为止没有人置身在摄影语言里边。
王宁德:我们没有对摄影语言的研究和贡献,你看今天中国多少类型学的东西,有多少误解了罗伯特弗兰克的东西,当然都可以说很棒,这个不错,那个不错,但是都在用人家的东西,你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语言系统,也没有提供一种新的逻辑、样式、观念,都没有。
李媚:中国真正要建立自己的语言系统还不是现在。
王宁德:我不这样认为。每个人都有企图。
李媚:你在摄影圈子里,你是特别个别的,我不认为所有人都这样。很多人没有这种想法,我认为真正的在语言的领域里进行研究并且能把研究完成度好的成果拿出来的真的稀少。现在中国大多数摄影人可能关注还是在某种拍摄方式上,内容上。
从小,你所受到的教育有多少是从视觉来的。你有吗?我们的视觉营养是很不丰富的。你说我们从小爹妈带我们去过美术馆吗,爹妈都从来自己不去,而且过去中国的很多城市没有美术馆,中国博物馆都是革命教育,大批判或者是配合中心运动的展览,你还能看什么?沈阳的“大馆”,那么好的苏式建筑,都用来出租卖衣服和小商品了。我们这种50后就是在这么一个环境里边成长,我觉得在我的脑子里我闭上眼睛能出现的视觉语汇我想不出来,我没有。到你们这一代好一点,到80后、90后,突然间又是一个图像大泛滥的时期,完全是视觉消费。你不是也说从小,你的眼睛没有被训练过吗。我那次在杭州国美做张谦的展览碰到蓝可力,一个年轻人,原先是深圳的,移民了,他在做收藏。他说,我看到了至少有几十万张底片,至少研究了十年的相纸,他说拿一张照片现在蒙不了我,我一看就知道它大概是哪个年代,手段是什么。其实对于我们来讲,你说中国哪一个做理论的人或者是哪一个做摄影的人看过那么多的摄影史中的原片,我们全部的东西都是印刷品,而且以前还是恶劣的印刷品,现在好在是好一点的印刷品,所以我们的眼睛是很粗糙的。49年以后,还不说眼睛粗糙,各方面都粗糙,这个是一个大问题,哪怕中国现在有一个什么运动?你觉得会产生自己独特视觉语言的摄影家吗?真的很困难。这么想来王宁德同志你的这条路确实是难能可贵。第一曲高和寡,第二无比艰难,你很孤独。
观念摄影与非纪实 另外,现在大家把非纪实的基本上都当做观念摄影,你怎么看?
王宁德:其实完全不是。
李媚:这里是要有区分的。这是个一直以来的问题,到现在我都这样认为,比如说你的《某一天》大家一看这是观念摄影。
王宁德:其实这个不是。
李媚:是什么?
王宁德:我觉得“新摄影”这个提法挺好,确实是新摄影,因为以前的人不这么拍也不这么弄。但《某一天》的画面和图像还是很重要,所以说不能说是完全的观念。
一个新的形式,这种“新”不应该是从枝上开出的花,应该是从根部再长出一个枝,最好是生出一个新的植株,哪怕这个东西很弱,但是它的位置是对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然根本走不下去,因为你不彻底,而且极容易撞车,如果你的路径在枝头,那么你能想到的别人都能想到,因为你的观念不是新的,也没有敏感的注视到新的经验。如果你想做新的东西,创造一个东西,一定得从根本上理解这个事情。
李媚:你在做滤色镜的时候可能滤干净了。
王宁德:到滤色镜的时候,谈的是对摄影的见地,摄影的真实与虚幻——什么东西影响世界?我们说摄影改变世界,什么东西改变摄影?--滤色镜。所以我就买了一些滤色镜,将它们扫描出来,直接将过滤后的光呈现出来、让人们注意这些被改变的光。这就是我的作品。
李媚: 让人们注意被改变的现实。你这个作品花了两年的时间。
王宁德:前段时间我想前部分大多数时间在想。所谓告别经验这个事没那么简单,它需要大量的研究和实际的工作。
观念摄影与非纪实
另外,现在大家把非纪实的基本上都当做观念摄影,你怎么看?
王宁德:其实完全不是。
李媚:这里是要有区分的。这是个一直以来的问题,到现在我都这样认为,比如说你的《某一天》大家一看这是观念摄影。
王宁德:其实这个不是。
李媚:是什么?
王宁德:我觉得“新摄影”这个提法挺好,确实是新摄影,因为以前的人不这么拍也不这么弄。但《某一天》的画面和图像还是很重要,所以说不能说是完全的观念。 一个新的形式,这种“新”不应该是从枝上开出的花,应该是从根部再长出一个枝,最好是生出一个新的植株,哪怕这个东西很弱,但是它的位置是对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不然根本走不下去,因为你不彻底,而且极容易撞车,如果你的路径在枝头,那么你能想到的别人都能想到,因为你的观念不是新的,也没有敏感的注视到新的经验。如果你想做新的东西,创造一个东西,一定得从根本上理解这个事情。
李媚:你在做滤色镜的时候可能滤干净了。
王宁德:到滤色镜的时候,谈的是对摄影的见地,摄影的真实与虚幻——什么东西影响世界?我们说摄影改变世界,什么东西改变摄影?--滤色镜。所以我就买了一些滤色镜,将它们扫描出来,直接将过滤后的光呈现出来、让人们注意这些被改变的光。这就是我的作品。
李媚: 让人们注意被改变的现实。你这个作品花了两年的时间。
王宁德:前段时间我想前部分大多数时间在想。所谓告别经验这个事没那么简单,它需要大量的研究和实际的工作。
王宁德,1972 出生于中国辽宁省宽甸县,1995 毕业于中国鲁迅美术学院摄影系,现生活和工作在北京。
个展 2010年 要有光-王宁德个展,程昕东国际当代艺术空间,北京/某一天, 巴黎-北京画廊 巴黎,法国/王宁德作品展,禅画廊,东京,日本 2007年 王宁德作品展,SF Camerawork,旧金山,美国 (安迪.沃霍尔基金会赞助) 2006年 某一天,Goedhuis画廊,纽约,美国/王宁德作品展,红庐基金会,伦敦,英国/灵魂的疆域之外,帝门艺术中心,北京,中国 2005年 在历史与梦幻之间,鲁迅美术学院,沈阳,中国 1999年 走向更昏暗的地方,广州博尔赫斯书店,广州,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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