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军：新闻摄影--团队的力量

　我进《天津日报》是1965年5月。当时连我在内，四个复员军人一起去天津日报社人事科报到。办公室在鞍山道张园小楼里。“服从分配吗?”人事科长翟桂林问。“服从。”四个人异口同声地回答。于是，我们这四个人，一个去“轮转”印报纸，两个当校对员，轮到我，翟科长说你当记者吧，摄影记者。我一听脑袋就大了，当时在我眼里，记者高不可攀呀。在部队时，我是当过《战友报》通讯员，几年间也就发过几个“豆腐块儿”，相机只摸过快门只有一档、名叫“新闻镜箱”的笨家伙，拍的东西没有发表过，现在突然让我干记者，而且还是技术性的摄影记者，心里是兴奋并害怕着。

　　那时摄影和美术在一起，是《天津日报》的一个大部。摄影记者方弘、毕东、于嘉祯、马英、孙成等，都是闻名全国的人物。我去后，年龄最小，差人家十好几岁，摄影技术可以说是一窍不通。然而，《天津日报》就敢放手培养你，上来就把一台西德产120相机禄来福来配给我。那时，照相器材多么珍贵，给我的这台机器，曾是摄影家关平同志用过的，当时我拿在手里激动得不行。就这样，我从一个炮兵观测员、从潜望镜里搜寻炮击目标的人，一夜间变成通过镜头取镜框寻找新闻的摄影记者。

　　我单独的第一次采访，是去拍摄和平区某街的一个幼儿园。上世纪60年代，胶卷金贵，规定一卷12张，你必须要交出至少3张能被见报的成品。所以拍摄时，你必须要在拍摄上多下功夫，没把握不能轻易地按动快门。而且还很累，因为那时的照相机，要配一个沉重的老式闪光灯，到哪儿都得摄影记者自己背着，拍照时来回走位或登梯爬高，纯属力气活儿。我到那家幼儿园后，把人家从上到下折腾一通—天津日报记者一来人家非常重视，摄影怎么摆弄都行。但拍完后，主任一看洗出来的片子，脸儿一沉说：“不行，回去重拍。”当时我羞得不行，怎么回去呀?说自己技术不行，没拍好?但也只能是这样，实话实说吧，好在人家很愿意配合。可没想，第二次还是不行，结果一连去了三次，第三次动了很多脑筋，拍出来的片子才得到领导的一声“嗯”。

　　报社在培养新人上，真是一丝不苟。明知你不行，还要耐下心来把你培养、打造成人才。比如，耿田是位画家，摄影也在行，每次审阅我的作品，他把底片往白纸上一放，太黑是曝光过度，太白是曝光不足。看完，他帮你分析原因，叮嘱你多学、多练。就这样，我一点点地上了新闻摄影的道儿，最终成为能为《天津日报》获取两次国际级奖项的摄影记者。

　　新闻摄影是报纸上独立而又独特的新闻作品，优秀的新闻摄影一图胜千言，更被读者喜闻乐见。但在五六十年代不行，那时的新闻理念，摄影就是文字的附属，你摄影记者不能像文字记者那样去主动地寻找新闻题材，摄影任务具有很强的计划性，拍摄内容要由那些将被刊发的稿件来决定，摄影记者的任务就是去给文字稿配图。那时，天津日报美术摄影部的墙壁上，贴有“甘当配角”四个大字。后来才知道，那是专门贴给像毕东那样的老摄影记者看的，因为他们提过“新闻摄影也应主动出击”的要求。所以，摄影记者每天不是跟在文字记者后头跑，就是去给新闻稿补拍照片。

　　上世纪80年代初，朱其华同志分管摄影部(此时已单独设立摄影部)工作后，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问题：“新闻摄影是有别于文字报道的另一重要新闻语言，摄影记者为何不能独立采访和主动出击?”不管其他省市怎样，他提出一定要先在《天津日报》试行，摄影记者也要像文字记者那样，“主动出击”、“独立作战”，要“全天候”，要“无球跑动”，文字稿需要你协助时，你全力配合，不需要你时，你摄影记者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甘当配角。同时，他还对摄影记者提出很高的业务要求，说摄影记者不能仅是一个技术工种，还必须要有深厚的文化知识，必须要多读书、多看报，努力钻研新闻理论，做到抄起相机能拍摄，拿起笔来能写稿。

　　过去的新闻摄影，其实就是摆拍，动态抓拍者极少，因为大多是给文字稿配图，而且摆拍成功率高，节省胶卷。后来提倡摄影记者要独自成军，那你再用摆拍法拍出那些生硬僵化的画面来，显然就说不过去了。报纸版面寸土寸金，凭什么要让人家拿出版面来给你摄影报道，就得看你的图片是否能够夺人眼珠!如此一来，新闻抓拍的问题就被提到了桌面上，抓什么?抓人物真实、自然的表情，严禁导演和摆拍。时间不长，《天津日报》摄影图片质量大变，新闻摄影的水平堪称国内一流。

　高标准之下，记者反倒能出成果。比如，鞍山道小学离报社不远，每天放学，都能看到这样一个动人的场景：各个班级的老师们，全像老母鸡护小鸡那样护着成群的学生过马路，她们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来往车辆，生怕孩子们被撞着。每逢此景，心里都是一片感动。我完全可以端起相机拍下这一感人的镜头，但我不，我要等，等到有暴雨袭来的时候，表现那些可亲可敬的老师们，如何在恶劣天气下关爱学生。然而，这一等就是三年，三年间有雨，可惜总与放学时间碰不上。直至第三年夏日的一个中午，我在报社食堂刚一端起饭碗，天上惊雷一片，下起了瓢泼大雨，我立刻撂下饭碗，抄起相机和雨衣就朝楼外跑去。鞍山道上很快积起一尺多深的雨水，赶到鞍山道小学门口时，学生们正在放学，老师们一个个全在雨中护送着她们的学生，神情紧张而又亲切。新闻摄影最好是偷拍和抓拍，否则会影响到对方的情绪，甚至是行为。我藏在远处，用雨衣盖住相机，用200的长焦调画面到眼前，由于阴天光线不好，只能用大光圈，慢速快门，“咔嚓”一声，图像到手，心情甭提多激动了。新闻摄影《我们的老师像妈妈》就是这样出来的，刊发后，被拍摄的那些师生说，没想到大雨里会猫着一个摄影记者。当然她们更不会想到，我为这事儿盯了她们三年，一照三年成。

　　35年间，《天津日报》上刊发了无数的“李军摄”，其中不少拿到过市级、国家级，甚至国际级奖项。但我深知，每一张“李军摄”的背后，还有许多其他同志的心血在里面。新闻摄影，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比如暗房技术。50年代，《天津日报》从鼎章照相馆请来一位老师傅做暗房工作，此人名叫孟宪武，每天无论我们回来多晚，有时看完演出或比赛后已是夜晚11点，孟师傅就在暗房里坐等，还要把你的照片通过他魔术一般的冲洗术，补救可能存在的一些或厚或薄的缺陷，把你的作品处理得漂漂亮亮，堪称是二度创作。

　　暗房之后还有制版，把图像腐蚀在金属上，制版车间的赵秉乾、李炳文和王子安等师傅，那技术在全国同行里都是佼佼者，若无他们的努力，印刷出来的“李军摄”将会模模糊糊，甭想拿奖。最后还有印刷工序，油墨的使用同样也决定报纸上一张照片的成与败。

　　在此，我向数十年来，每一位为“李军摄”做出过奉献的同志，表示衷心感谢。同时也感谢天津日报摄影部，那些像大哥、大姐一样，帮助和培养过我的恩师们，没有他们的关爱，我这个普通的复员军人，成为不了能被读者认可的摄影记者。

　　李军，1940年出生，1965年部队复员，分配到天津日报社，任摄影记者，后任摄影部副主任，2000年退休。(作者：李军 口述：李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