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时让生活变成一次冒险

2006年，英国国家美术馆为一个摄影师举办了个人摄影展。对于一个以展览1900年以前英国和欧洲经典油画为主的美术馆来讲，为在世的艺术家举办个展，是绝少概率的事情，何况是摄影个展。到目前为止，那恐怕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这个摄影师叫Tom Hunter ，那一年，他41岁。就一个摄影师来讲，TomHunter的成功是革命性的。

Tom Hunter 傅尔得／摄

对于一个1965年出生在英国多赛特郡的小村庄，15岁时就离开学校，没文凭没学历，21岁时漂泊到了伦敦，只能住在别人弃置的空屋里，一直到了26岁，都只能靠体力活儿糊口的人来说，要谈远大的前程，还真是一件很勉强的事情。

然而，通过摄影创作，Tom Hunter成功将人生逆袭。

在伦敦的27年里，他从一个一文不名、一无所有的苦力工，从一个住在弃置空屋里的嬉皮，成为一名享有国际声誉的摄影师，伦敦传媒学院（The London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的一名教授。

Tom Hunter 革命性的成功，都源于他生活的革命性。

自21岁时起，Tom Hunter就生活在伦敦东区的哈克尼区，住弃置的房子，没电没热水，在西区的摄政公园做苦力当树医，奋力地跟生活抗争。

也许，就是因为生活在东区的贫民街区，加上多年体力工作和社会边缘生活经验的发酵，他的创作灵感才被不断激发。

1994年，29岁的Tom Hunter 在艺术生涯的第一次亮相，就走进了摄影史的篇章里。那个作品，意在为即将被拆解的贫民区发声。那是他的大学毕业作品：3D摄影装置“贫民区”。他用4x5画幅相机，将自己生活街区里的每一个人都记录下来，放进他做的贫民房屋街区的装置里。

结果，这个作品不仅被“伦敦博物馆”拿去展览，还被作为永久馆藏。也因此，Tom Hunter用摄影创作保住了左邻右舍的家。

天份也好，对艺术的敏感也罢，与其说是摄影成就了Tom Hunter ，还不如说是生活。如今，他的人生早已翻转，有了一份漂亮的履历。

对于平常人来讲，Tom Hunter的人生，就像一次次冒险，他走了一条异于常人的路。多年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后，再回到学校，但他的目的更加明确：“我15岁辍学，没有学历，一直做着体力劳动，有七年时间在种树砍树。这期间我能够想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所以后来得到上大学的机会时，我就非常有动力，对知识有一种饥渴”。

2013年11月，Tom Hunter的摄影书“Le Crowbar”出版，这本书记录了Tom Hunter人生中一次扎扎实实的冒险。摄影书的内容记录了他大学毕业后的两年的时光，那是跟朋友们一起在欧洲到处流浪的过程。但是，这却是一本最不像Tom Hunter风格的书。

如果熟悉Tom Hunter的创作风格的人，恐怕不会想到这本书是他拍的。

Tom Hunter一向的创作风格，是熟练地借鉴经典油画中的形式美感，汲取传统油画的构图和考究光影，以他自己生活周围的小人物作为拍摄对象，使作品产生历史和现实重叠的厚度，以此来提升英国社会中某个弱势阶层的尊严和形象。

所谓的小人物，是他的朋友，是他生活周遭的人，也可以说就是Tom Hunter自己。

就如他拍的那张Murder Two Men Wanted（两个谋杀通缉犯），每次进入英国国家美术馆，我都会在二楼咖啡厅门口不远处的重要交通关口，看到它显眼地挂在墙上，那正是被国家美术馆永久收藏的一幅。旁边是一幅构图类似的油画作品小样，标签上写着在哪间展厅可以看到那幅油画的真迹。

murder two-men-wanted-2003-tom-hunter

对于这本新出版的摄影书，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发现，那种直接的拍摄，对我现在而言几乎是不可能了”。

“那时，我一直沉浸在毕业作品“贫民窟”的制作中，每天都拿着4x5的大相机到处走动，毕业时，我发现自己需要一些新的空气。毕业后，我跟着朋友们一起出去旅行，就随手拿了一步35毫米的胶片机，可以非常自由地拍东西，那是一种切换”。

如果说Tom Hunter一向的摄影作品，是放大了尊严；那么，在这新本新书里，他要放大的，是自由。

1995年，大学刚毕业的Tom Hunter花了1000英镑在朋友手里买了一辆巨大的双层大巴，在车上塞满了果仁麦片、素三明治、鸡蛋、啤酒后，就跟着朋友们的车队一起，向欧洲大陆进发了。

那一年，他已经30岁。

如果说有一种青春是勇敢的，那就是放掉规则，冒一次险，决绝地奔向未知的旅程。然后，辗转于一地又一地，在一个又一个漫长的黎明前坦然等待，管他温暖还是冰冷；在一条又一条未知未尽的路上勇往直前，管他坦途还是迷途。

在憧憬和回忆青春时，我们都希望它可以是货真价实的放任不羁。然而，在“青春”的正当口，我们却摆不开各种牵扯和规则。所以，才成就了“生活在别处”的伟大口号。

Tom Hunter的摄影书“Le Crowbar”,就是给任何一位幻想过或正在幻想要在路上度过狂野青春，却逃不出现实藩篱的人的一剂抚慰。

1980年代至1990年代前半期，新时代的浪迹者（New Age Traveler）在英国兴起，波及欧陆。那些英国版的杰克·凯鲁亚克们，热烈拥抱嬉皮的生活，怀抱自由的信念，常组成流浪车队，在露天音乐节和大型集市间游历。通常，这种音乐节一般有几万参加者，持续时间在一周左右。

但是，这波潮流却因为1992年5月的凯梭蒙顿共有地音乐祭（Castlmorton Common Festival）而在英国终结。因为跟政府发生冲突，英国政府1994年颁布了刑事司法与公共秩序法案，彻底歼灭了英国的大型露天音乐派对活动，迫使浪迹者们纷纷离开英国，转向欧陆。

Tom Hunter就是向欧陆进发的一分子。其实，他嬉皮的反骨精神，早在13岁时就已出现端倪。当少年Tom听到性手枪乐队（Sex Pistol）的God Save the Queen(上帝拯救女王)时，如电流击中内心，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如工业化时代的蒸气火车，第一次穿过传统的乡村”。

年轻人一无所有，但有的是义无返顾的勇气。关于出发，Tom的理由很热血：“我在街上拿到一张传单，内容是捷克的Hostomice（地名）有一个大型音乐露天派对，之后我们就出发了”。

当时的传单hostomice-flyer

虽然离现在都快20年了，但Tom Hunter现在仍把那张传单贴在家里。在他家二楼的工作室内，苹果显示器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块小白板，那张捷克传单就贴在上面，黑底白字，一条高速公路通向虚无。虽然混迹在白板上的各种小纸片和照片中，毫不显眼，但它却曾是召唤，曾是流浪的发令枪。

Tom Hunter 家里电脑桌上的小黑板，捷克的传单在左下角左二

“我们开着车去了法国、德国、捷克、意大利、西班牙等，一路上都遇到新的朋友”，Tom Hunter开始了吉普赛式的嬉皮生活。

无论如何，在路上的诱惑总是能一下子击中年轻人的心。没有社会规则和顾忌，只有疯狂中的不期而遇，可以在药物的迷幻中快乐至死，可以在电子摇滚和露天派对下酗酒、纵欲。Tom Hunter在他的双层巴士上开了一家咖啡吧维生，连名字都起得朋克摇滚：“Le Crowbar Café (撬棍咖啡)”，Le Crowbar也正是他新出版的摄影书的名字。“咖啡吧卖一些简单的食物，咖啡饮料，煎蛋三明治等。在露天音乐派对上，在路上，那是一个简易的休息场所”。

老朋友和刚认识的新朋友，带小孩的父母和流浪情侣，在各种简易帐篷扎堆处聚集，喝酒聊天发呆。年轻女人在河里洗澡，在河边洗衣，身旁的河水里还泡着吃过饭的锅具。他们把货车、机动卡车、巴士、小汽车、大篷车等改装成房车，把睡袋直接铺在马路边，把生活标准降到最低处，一切都像在过一个没有截止日期的野外露营。

在那段告别庸俗寻找自我的生活里，Tom Hunter还学会了一些作为浪迹汉的职业技巧，“那两年非常有趣，你要学着怎样去和警察、当局等打交道”。

流浪旅程的终结者，是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得到消息后，TomHunter决定与波希米亚生活告别，在柏林的一个废弃仓库里，他匆忙地把车卖了，买方是一个威尔士的朋克乐队，叫做“2000肮脏占屋者”。然后，他搭了一辆堆满货物的旅行车，一路颠簸着回到了伦敦。

过惯了路上自由散漫的生活，回到学校的Tom Hunter一时间总难调试过来。“在路上生活了两年之后再回来读书，总感觉很奇怪，有时候我还会跑到西班牙或葡萄牙，呆上个几天，再回来学校”。

在路上的两年时间里，Tom Hunter拍了几千张照片，最后，挑了68张到新出版的书里。那些照片里的漂泊感和速度感，以及直接的纪实风格，在他后来的作品里，再也找不到了。

那些都是对青春岁月的回忆，“现在，我发现到了可以回忆那一段岁月的时候了，就把照片翻出来整理”。但是，Tom Hunter内心里，还有更大的诉求：“我想用这些图片告诉英国的年轻人，没有警卫跟警察镇守的音乐节，是怎样的放松和自由，这大概是他们失去的某种自由，也是英国文化的某种缺失。我想用摄影作品，为英国文化的流失做一次抗争”。

Tom Hunter的创作和生活，有着高度的合二为一。也正因为这样，他的摄影作品才有了巨大的力量，可以在改变和推动社会的同时，也成就他自己。

2006年在国家美术馆的展览，名为Living in Hell and Other Stories(生活在地狱和其他故事里)。那个展览作品的构图，大都可以在国家美术馆墙上的油画中找到原型。对Tom Hunter来讲，更重要的，是作品中住在哈克尼区的人的现实生存状况。

哈克尼区位于伦敦东区，相对于富人区的伦敦西区，东区一直与贫民和外来移民联系在一起。1986年，Tom Hunter从多赛特郡的小村子搬到伦敦时，就住在哈克尼。现在，他也依旧住在哈克尼。但是，这些年，他通过自己的创作，不断地为住在哈克尼区的民众抗争，在改变别人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21岁前的Tom Hunter，一直住在小村庄里，靠劳力生活，对外界充满了幻想。干活之余，他会跟当时的兄弟Fred在小酒吧里喝上几杯，浮想一下在伦敦的生活：到了晚上，他们坐着地铁到苏荷区（soho），进去100club，买上一杯酒，边喝边欣赏乐队表演，完了之后，再住到附近的Ritz（丽兹）酒店，来个豪华五星级的享受。

但是，等他到了伦敦，安顿在东区后，他才发现跟当初遥想的伦敦生活完全不一样。市区的地铁还没有开通到哈克尼，到了晚上，没有100club，更没有Ritz酒店。

晚上，他一般只能在哈克尼的一间小酒吧里度过，回家路上，狂野的牙买加贝斯从路边的某个舞池冲出来，拉丁hip-hop风的雷鬼乐在他耳边萦绕，周围没有熟悉的人。“那是另外一个世界，当我路过废弃的医院，感觉整个哈克尼区都被废弃一般”。

那当然是另外一个世界，特别是当Tom Hunter被房东赶出来，住进弃置的空屋后，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占屋者（squatting）。

占屋就是住进别人弃置的房子里，这并非英国特有。在英国，只要不是通过武力打开弃屋的门，占屋者的行为就不违法。通常，有两种人会成为占屋者：真正流离失所的人和无政府主义者。

自那以后，他开始了长达15年的占屋经历。“我们形成了一个圈子，不断可以遇到新的朋友，然后这真的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25岁的Tom Hunter，在做了近10年的苦力工后，选择了回学校念书。他先在威斯敏斯特金斯威学院(Westminster Kingsway College)修了一年的夜间摄影课程，然后申请上了伦敦印刷学院（The London College of Printing）的摄影系。从此，他开始拿起相机，跟驱赶占屋者的官方作斗争。

作为占屋者的一员，Tom Hunter对尊严有一种更为强烈的渴望，曾有人拿着相机冲进他朋友的占屋内，边拍边说，“噢，看看这些糟糕的人”。

这些经历，都是形成他创作风格的重要力量，“我希望给我的拍摄对象尊严，希望呈现他们的美。对我来说，我所拍摄的人就跟我一样，某种程度上这是我的自画像，而不是冷眼旁观甚至是嘲笑拍摄对象。所以，我参考荷兰画家，他们的作品也有革新性，他们给荷兰的普通人以尊严，而不是去呈现国王王后将军等等，我吸收了他们的理念，来予以通常被看作边缘人的群体尊严，通过作品提升他们的地位”。

通常，他都用4x5画幅的底片，在三脚架前，等待考究的光影，综合从经典油画作品中借鉴来的构图，来一个审慎的曝光。而在欧洲流浪的两年，是Tom Hunter唯一用35毫米胶片机，在本能的反应下最直接的记录。前者，是在放大尊严，后者是放大了自由。

Johannes Vermeer，17世纪的荷兰画家，荷兰黄金时代（Dutch Golden Age）最伟大的画家之一。Tom Hunter 的摄影作品的用光参考了Vermeer的经典作品。而且，Vermeer也是在小镇为穷苦百姓作画，以正视他们的尊严，Tom Hunter从中找到了拍摄的借鉴。

我面前的Tom Hunter，已退去了青春时的无所顾忌和桀骜不驯，坐在地毯上，抚摸着他的猫，眼神温和。他的妻小在楼下，正在准备着两个月的暑期旅行。

“学生看到你当年波希米亚的流浪生活，一定觉得很酷”。

“那段时期确实很疯狂”，Tom这么回应。

的确，一个15岁就辍学的人，好不容易在29岁时大学毕业，人生刚拉回了正轨，却在30岁的当口，决然转换到流浪者的跑道上，这只能用“冒险”来形容。

Tom Hunter就是这样的人，“试着让生活变得更有趣，变成一次冒险，不要让自己掉进日常生活的重复乏味之中，最好每天都有新的冒险”。

每天都有新的冒险，不害怕改变，这或许就能解释为何一个乡村早辍生，能从一个苦力工成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家吧。

另，分享一些Tom Hunter 的油画借鉴，他不仅借鉴Vermeer的油画，还从各个不同时期，不同国家艺术家的油画中借鉴。比如：

the way home,2009,_Tom Hunter

Ophelia_ John Everett Millais 1829-1896

death-of-coltelli_Tom Hunter

The Death of Sardanapalus,1827_Eugène Delacro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