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摄影学者及其撰述

        晚清，我国出现了一些潜心研究摄影学，热心宣传摄影述的文人学士。尽管这些人职业、见识和工作学习条件各不相同，但都有一个勤奋好学的特点。他们积极从事摄影实践，总结摄影经验，撰写学理文稿，传播摄影知识，为后人留下了一些摄影遗产。在这些学者之中，最著名的有邹伯奇、徐寿、邱炜萱、陈昭常、吴仰曾等人，现将他们的生平学历和主要事迹简述如下：

    深明原理、制器精巧的邹伯奇
        邹伯奇（1819-1869）广东南海人，字一鹗，又字特夫。他一生从事过多种学科的研究，“尤精历算，能荟萃中西之说而贯通之”，却无心于追求名利。“同治三年，侍郎郭嵩焘特疏荐之，两奉优诏，令督抚送咨，伯奇澹于仕进，坚以疾辞。江督曾国藩欲于上海机器局旁设书院，延伯奇教授，嘱学史刘熙载致书，亦不就”（《清史列传·邹伯奇传》）。邹伯奇在研制摄影用器时，常能力穷其理，并能结合实际，可谓“制器精巧，与西人所谓重学、光学、化学相连”，而独能“深明其理”（《南海县志》）壬申续修版邹氏传）。
        邹伯奇撰述的摄影著作，刻印的有二：一为《格术补》，是论述我国古代学者有关光学原理定义，着重探讨各种透镜问题的专著，其中附有透镜计算公式，并谈到望远镜、显微镜的制法。它为制造摄影镜头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设计依据。此篇收入《邹征君遗书》中，手稿现存广州市历史博物馆。二为《摄影之器记》，是介绍制器经过与应用情况的文稿。他说受沈括的光学定义启发，根据“前壁开孔，影承后壁”的道理，反复思索做了一个木箱，箱后覆以白纸或白色玻璃，箱前开孔，其上安以透镜，名曰：“摄影之器”，用之“以显迹象，复引至图画极之测量，通之仪器，岂不快哉”。他制造此器，既受前人启迪，又有人个创见，主要用于显像、描图和测绘，此篇收在《邹征君存稿》中。他自制的“摄影之器”实物，一直保存到抗战初期，后被人取去“展览”，就此失踪了。
        1962年，中国摄影学会曾两次派人去南海泌冲乡邹伯奇故居调查，收集其摄影遗稿和遗物。在其住室阁楼上，发现还保存着装有水银的木罐、长方形的木盘以及骨质漏斗等。华南化工学院教授梁恒心经过考察，认为这些遗物很可能是邹伯奇生前照相时作为水银蒸发显影用的器物。此外，还找到一个自己设计制造的木质照相三脚架和四块残破的玻璃底版。其一为邹伯奇肖像，以祠堂石级作背景，他坐在凳子上，身穿白长衫，手执白团扇，可能是在乡间请人按快门试拍的小照。在其残存的零乱手稿中，有题名《小照自述》、《自照遗真》、《亦闲公小照》、《云岩二兄小照》的赞像诗四首。“平常容貌古，通套布云新，自照原无意，呼之有如神，均瞻留地步，觉处悟天真，樵占鳖峰侧，渔居泌水滨，行年将五十，乐道识纤尘”。这首《自照遗真》题诗，表露了他的处世为人和高尚情操，是他晚年给自己留影遗真的明证。
        在邹伯奇故居，还发现麻纸手抄的摄影文稿两篇，系其弟邹伯庸1873年根据邹伯奇遗稿抄录，全文已在1963年1月由中国摄影学会编印的《摄影工作参考资料》中刊出。一篇主要讲光学原理及摄影器的结构，讲照相法和暗房涂药操作等技术，“其操作过程符合当时湿片照相法的要求”。另一篇是摄影药品配方，有调制银粉、显影水、加厚水、留形水、鸡蛋胶等项的配方，其所用药料，“能结合实际，采用本地材料”，“有些还指出产地，这不独可见邹氏的研究精神，还可见邹氏不是纯粹依赖外国货的”（梁恒心：《邹伯奇摄影史料初探》）。可以说，邹伯奇是晚清摄影学者中，主要依靠自学，善于结合实际的好榜样。

    笔述诸书、热心传授的徐寿
        徐寿（1818-1884），字雪村，江苏无锡人。自幼攻读自然科学，对博物、力学、光学等课程用功颇深。“尤精制器”，“尝购三棱镜玻璃不可得，磨水晶印章成三角形，验得光分七色”。“寿狷介，不求仕进，以布衣终”（《清史稿》列传二百九十二）。早年在上海江南制造总局附近的翻译处工作，译有《化学鉴原》及其续编、补编等书。1874年转入上海格致学，专事科技研究的译述，与英国人傅兰雅协作，编译了《色相留真》一书，是中外学者志同道合介绍西艺，在上海编印照相专业书籍的开端。
        《色相留真》共分划玻璃、洗玻璃、敷蛋白、合制哥路弟恩（今译珂珞酊）、银养淡养、直光平光、镜子箱、暗房内显影、显影药、护影料、印像纸、干照、透明像、瓷片照像、黑衬像、印箱、纸像印边、游戏显像、旧银水分取银质和山水等章节，主要讲当时通用的湿法照相工艺和操作程序，也谈到当时已出现的自制树版酸干片（指当时欧美风行的树胶重铬酸盐干版，使用前由摄影者自制）、绿哥路弟恩干法照相等，但最后指出：“现在肆中所售好山水之片，俱为湿法所照，又欧洲各国博物院中所存之像，用干法者极少，或因照像家喜用旧法，而疑各新法或干法不及湿法之稳。”此书后来还被收入《西学富疆》丛书和《西艺知新》合编中，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引进的西学新技艺之一。
        徐寿笔述的《色相留真》，后来又改称《照像略法》，在《格致汇编》第九卷至十二卷中连载，前加引言，说明此书“全本乃徐翁笔著”，特别指出，“照相之事属乎光理，本诸化学，化学熟则药制有方，光理精则形神毕肖，故习此艺者宜先暗练化学，讲求光理化。”最后补充两段文字，介绍照相的各种新方法和新用途一段讲“近来有照像家设新法，能随处照山水人物等，而得极小之像后，再以法广大之”；“亦有乘轻气球上升俯照一大处地面而印成地图”。另一段讲“可将毛笔绘像等照而印于石板上，再依常石板印法印成多张，凡大图画或书籍可任照缩小而印之”，又“可将图像照在黄杨等木板上，以免刻者自绘之工”。后来他又编写了《照像器》、《照像干片法》等小册子，在上海三马路格致书室出售，进一步指出新出现的照像干片法，比旧的湿法照像要优越得多，拍照者均感便利而乐用之，随着照像器材的不断更新，此艺必会“年月加增，将来照像之事必较今日更胜”。徐寿是“中国近代化学的启蒙者”（《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册第七章），也是早期各种摄影方法的热心传授者。

        侨居异国、试照夜景的邱炜萱
        邱炜萱，号菽园，福建闽侯人。曾应试中举，署内阁中书衔，光绪年间旅居南洋新加坡经商，创设丽泽乐群社兼课诗文，撰述《菽园赘谈》十四卷，内将“康孝廉安危大计疏”（即公车上书）等文献节录辑入，表明其政治上倾向康有为和梁启超。1899年5月在新加坡创办《天南新报》，是稍后成立的“保皇会”在南洋的重要讲坛之一。1900年唐才常在汉口起事时，“邱菽园曾捐洋五六万元”资助（《戊戍变法》第四册，286页）。后被清廷发觉，令两广总督通缉查拿，他被迫表示“冤被株连”，愿向清廷“报效账银一万两”，以“销案免累”（《戊戍变法》第二册，121页）。
        邱炜萱是个在海外经商的业余摄影爱好者。他早就关注照像技术的不断改进，热心考察摄影的新工艺和新器材。1896年，他撰写了《说照像》一文，收在《菽园赘谈》卷五中。该文谈到“西人照像之法，全靠光学妙用，而亦参伍于化学，其法先为穴柜，按机进退，藉日之光，摄影入镜中，所用之化学药料，大抵不外硝磺强水而已，一照即可留影于玻璃，自非擦刮久不脱落，精于术者，不独眉目分晰，即点景之处，无不毕现，更能仿照书画字迹逼真宛成缩本，又能于玻璃移于石上，印千百幅，悉从此取给，新法又能以玻璃作印板，用墨拓出，无殊印书，其便捷之法殆无以复加……”，他说这是长洲王紫铨（即王韬）咸丰同治年间在沪所见，记在《瀛囗杂志》中，而目前照像“更日异更新，不用湿片，而用干片，坊间有照干片像法之译本阅之颇可了了，惟不易精耳”。接着，他谈到新出现的夜间电灯照像法，说1895年“在新加坡曾向德国人兰末氏假得此项机器一试其用，略带黝色，究不如日间所照为妙。计电灯全副十七盏，燃之光耀四射，倘开夜宴，以之照取人物亦颇不俗，今末盛行”。这表明他是一位较早试用电灯光照像的学者，谈到新出的摄影器具，他说镜箱“亦分数等，佳者贵重不易得”，构造亦各不同，照人物面貌宜用“亮镜”，照山水名胜宜用“快镜”，“各极其妙，而不兼长”。此外，西人又制成供医疗看病用的新镜箱，“以之照人，能见人身骨朵”，“凡遇肢骨损伤，皆可一照而知，此医门卫生法宝也”。

        学影二十年、富有经验的陈昭常
        陈照常，字简持（囗），广东新会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进士，入庶常馆深造，后任山海关道、邮部右丞等职。他与维新派学者康有为等人交往颇深，1898年和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张元济（菊生）等好友合伙，“在北京宣武门内象坊桥办了一所通艺学堂，教英文和数学”（《戊戍变法》第四册，325页）。1906年他为《照相新编》一书作序，谈及自己喜爱摄影的经历：“余幼年游学英美诸国，见照像法心窍好之，归遂购县自随，所至辄摄取人物山川诸影，诩然自得。久之与技精者相较，觉有大异，层累研求，始知此事大有学在，且有关于光化，而精神之至与未至，则又于历试这余，心会而默喻之，各国新法层出，放大抄像诸法较论工拙亦极精微，余悉心体认，于今垂二十年，虽不敢遂信已术之工，庶乎传神之法，别有领会，因著论二十五章，分上下二册，是书译成，其语言字句之间，依然不敢不自信，复请顺天宿儒董养源君详加考校，凡文与官话未合者，悉改易之，务求质白浅俗，俾初学者一见便解然后已，友人见而称许，并劝付梓问世。”从这段自述中可知，他学照相始于1886年，积有二十年影龄，他不仅从国外买回照相机，大拍“人物山水诸影”，还认真研求，悉心体会，“著论二十五章”，得到友人的“称许”。但他所拍的照片现已不易找到，他的译著书稿是否付印出版亦须查考。
        陈昭常关注我国摄影事业的进展，他写“泰西照相法”在清末已“风行中国”，“吾华人业此者，日益繁夥，近则荒陬僻壤，亦习见不之异”。摄影作品现已“愈出愈精，交际往还，互相投赠，山川风景，图绘目前，其神而明之者，至能窥天鉴地，察形势之险要，洞脏腑之症结，艺也而进乎，道新又日新”。如今摄影风气，“比年尤盛，所见通都大邑，以至乡镇聚落，挟此术以求售者”，都是“户履桓满”，“获利倍蓰”。
        陈昭常还畅谈摄影的形似与神至的关系，强调摄影贵在有“精神”。他说：“以镜取影，理无不似，岂知第形似而无精神，则无论模糊暗谈，不久隐退诸病，一见可辨，即光色鲜明，存储耐久，而凹凸不显，若绽而浮，若浓而渗，对之索然无神气。”这全是“精神未到”，“有形无神”的弊病。他解释照相和绘画一样，“精能之至，画乃至入神，精神未至，则工者亦时有拙，笔而仅抚仿形似者，乃至终身不入于道，此精神之可贵也”（上述引文均据北京图书馆所藏手抄本）。可以说，这是他研究摄影创作理论，探索造型艺术要领的一次书面发言。1908年陈昭常调离京师，署理吉林巡抚后，他就忙于为封建统治阶级效劳，无暇顾及摄影了。

    学以致用、译著普及的吴仰曾
        吴仰曾（1862-？）字述三，广东四会人。同治十一年（1872年），清廷下令“挑选幼童出洋肄业：，他年十一岁，是首批被选赴美留学的三十名“官学生”之一（《洋务运动》第八册，105页）。光绪八年（1882年）考入美国纽约大学，毕业后归国在直录省任道员，办理开平矿务兼办京张铁路煤矿。还担任过学部对西洋留学毕业生归国考试的“同考官”。他勤奋好学，精于数理化，通晓采矿工艺，曾编写过《化学新编》等书。在开平矿务局工作期间，曾携带照相机去热河等地查矿找矿，摄录现场景象，为开发矿业提供真实的图片资料。
        吴仰曾重视介绍照相的新技艺和新器材，向我国摄影爱好者传授实用的摄影知识。1906年他抽空在唐山译著了两卷《照相新编》，上卷分段详述各种照相器材的性能，以及拍照、冲洗、印放诸法，下卷则分段专讲怎样修底片、修像片，和修各种景物的方法。原稿请人用毛笔逐页缮写，线装成册供人传阅。现见到北京图书馆藏有此书的一个手抄书，无插图，但卷首有陈昭常丙午（1906年）二月所写的一篇“序”介绍作者，说他对“格致之学，可谓极深研几，殚究本末”。称赞他编写的照相新书，“取精用宏，深浅毕贯”，是研究摄影术的良好读物。
        吴仰曾译著的《照相新编》，直到1907年秋才有机会铅印出版。现见到中国摄影家协会征集到的一个铅印精装本（稍有残缺），与手抄线装本比较，铅印本内容又有所充实，首先是上下两卷均增印了不少插图，其次是增加“补编”五页，介绍夜间焰火摄影、焰光纸的用法，以及新法冲洗软片罐等新材料新工具。最后附录作者在唐山用英文写的一篇“自序”（署名Y。T。WOO），指出“本书的一部分是从阿布尼上尉的《摄影入门》和《简明摄影》上摘译来的”，其余部分则是“本人二十年来摄影实践的记述”。此书的定稿出版，得到“上海美华书馆的麦克莫托什先生的修改帮助”。吴仰曾在“自序”中还告诉读者要正确摄影和学习摄影，“当人们对摄影艺术有了较多的了解，继而发生兴趣之后，就能知道它是一种愉快的和有益的学业”。摄影之路“是一条生长鲜花，也长着荆棘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没有任何人能说自己是不会犯错误”。要使摄影取得“每一点微小的进步，都必须下功夫，并付代价！”
        晚清的著名摄影学者，有撰述和著书立说的不止上述五位。此外还有：曾在英国伦敦照相学院学习照相制版，后来写《上下古今谈》大讲“写真术创始”历史事实的吴敬恒；有在广东高等学堂任教，因编著《实用映相学》一书而获奖牌的周耀光；有在家乡绍兴自学摄影成才，后在《东方杂志》第八卷边疆刊载《摄影术的发明之略史及现今之方法》长篇学术论文的杜就田等人。他们在清末亦是活跃一时，在学术研究上有心得和有建树的人物，他们的生平略历、成果、功过大小等等，也是应该考查整理、研究分析和实事求是地给予评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