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辰：戴建勇的清凉剂

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关于“哪个才是‘更真实’”的问题，譬如就有一个：为什么我们自己听到的自己讲话的声音，会和别人听到的，有那么大的区别呢？

我相信，每个人第一次听见录音机之类的设备播放出自己讲话的声音的时候，都会被不大不小的震惊到。起初也许还会陷入到哪个是“更真实”的自己的声音漩涡中，可接着马上就会迎来一股巨大的莫名的自怨自艾的痛苦的巨浪：别人听到的声音怎么那么难听啊！

即使后来，我们知道了，自己所听到的那个声音多数是因为通过身体的传播而到达听觉神经，与别人听到我们的声音主要通过空气传播，因为介质的区别导致能量和信息量的不同，从而形成了完全不同的体验。但是这仍然无法拯救我们的那种莫名的自怨自艾，反而是在加深。因为我们已经绝望的知道，其中的差别是无法调和：别人听到的声音就是比自己体腔内感受的自己的声音难听！

“听上去”真是一场悲剧啊。不仅如此，更甚的是，类似的悲剧，在今天，以不同语境背景映衬下，又在不断重演和加深。

这儿就有一个，在让·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眼里，如他那本著名的《象征交易和死亡》中阐述的那样，通过对模仿（Simulation）的拟真（Simulacre）所构建的过度真实的世界。在这个时代里，人们不再直接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而是如站在众多镜像之中，生活在一个靠封闭的符号系统构建的“虚拟”的幻境中。

但这“虚拟”比“真实”，对我们来说“更真实”！

看戴建勇拍照已经拍了很久了。戴建勇的拍照风格，可以被冠以“人肉监视器”的风格：见过他的人都会对他无时无刻都揣着他的照相机进行工作的风格，以及他家中那巨大的骇人的影像文件量留下深刻的印象。

也许，那个时候的戴建勇，还走在相对更传统一点的摄影的思考道路上。作为对现实的“真实”的一种反映机制，如“人肉监视器”般纪实风格的摄影可以是我们用来对现实的“生产和复制”的手段。他似乎一直在寻找某些“决定瞬间”，用一种仪式化的方式加以固化和纪念他对这个时代的“真实”的观察。

其实，今天的戴建勇还是用这样的方式在拍着，但是关注他的人会发现，他所呈现的作品的意味。特别是从2014年的纽约驻留之后的作品，正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一个很大的变化。也就是说，对于戴建勇来说，这样的变化并不是发生在他手段上，而是发生在他对于自己摄影这个形式的思考和态度中。

在这些变化中的戴建勇的摄影，是在构建一种不同的质感。这种质感所呈现的是他对这个时代里，那些“更真实”面孔的观察和理解。当我们看着这些“超真实”的面孔，我们都会被惊讶到。这种突如其来的感觉不在于某种骇人，而是一种陌生，这种陌生就好比一直生活在自己声音世界里的我们，第一次听到了从录音机里播放出的自己的声音：为什么那么，不好看。

不好看，这三个字，写得倒是有些艰难。其中的原因倒是简单的，就是很难简单但又准确的可以概括看到那些人像的时候，每个人心里的真实感受。但不好看，也许可以比较准确的概括每个人第一眼看到那些照片的自然的第一反应。

这种自然的第一反应，是我们这些早已长期浸泡在这个靠封闭的符号系统构建的“虚拟”的幻境中的每个人自然的自觉的文化的反应。其中的原因是，我们对“好看”的理解，和我们对这个世界“真实”的理解一样，早已被“幻境”所异化。我们早已更关注的是自己在照片中所呈现的状态是否符合“更好看”的标准，而已忽略甚至遗忘了我们每个人“更真实”的呈现，在世界中，在别人前。

这就是对戴建勇这一系列的偷窥中所呈现的质感的一种接近的表达。在这种新的尝试下，戴建勇实质上，已经将自己的摄影引入了另一个领域，他不再简单的停留在对于某种“真实”仪式的纪录和表达，而转而对当下的今日世界的“更真实”的反扑和质疑，边界的探寻，以及新的可能性的思考。这些新的摄影，也不再是原来的对现实的“真实”的“生产和复制”，而是试图构建一个属于他个人表达的“超现实”语境，以一种否定的黑色的力量嘲弄、对抗乃至超越今天每个人所持有的对“更真实”的固执和狭隘。

戴建勇新的“超现实”的纪实摄影的动向，可能是，也可以是一种超越式的新过程。

我总是时时会记起我在某年夏天爬山的经历。那是一座野山，所以这样的爬山简单的概括下就是密林中的爬坡。在密林的这种体验是特殊的，因为你不能观察到任何有助的信息来告诉你爬了多少了，以及还有多少才能到山顶。唯一的变化是你的身体，变得汗流浃背且软弱无力。

也许，像戴建勇这样的摄影新尝试，可以成为我们在这个密林般世界爬的气喘吁吁的时候的一瓶清凉剂吧。

2015-4-23，于北京

顾辰

1978年生于上海。

曾获数学学士学位和艺术硕士学位。

现为电视动画节目执行制片人，生活和工作在北京，上海，巴黎和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