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姚瑶 节译自:photographie.com (c) Didier de Faÿs, Xavier Barral 2002年您创立Xavier Barral出版社,您还记得出版的第一本书吗? 我做的第一本书是Luc Delahaye的《一个城市》。这是一本我有特殊感情的小书。 您曾经是平面设计师,摄影师…… 我曾学习平面设计、摄影,我曾有一个还不算太坏的老师,他就是罗伯特·杜瓦诺(Robert Doisneau)。我还有一个老师,克劳德·米哈伊里迪斯(Claude Michaelides),他让我很恼火但他教会我不少东西,但如今他不再拍照了。还有罗曼·基斯勒维茨(Roman Cieslewicz),他是一个绝妙的平面设计师(基斯勒维茨是20世纪海报设计大师——译注)。我很幸运,拥有好几位非常有天赋的老师。 等我完成学业,我想要做水手,所以之前学的东西都派不上用场。但我还是需要工作,我就去了一家医学杂志,我对报纸排版感到深深的厌倦。但是这家报纸的老板人很好,所以我还是留下了,他非常信任我。他给我一台相机,我就开始四处游荡。真是一种难以置信的幸运,因为我遇到了一些激情十足的人:医生,造型艺术家,音乐家…… 怎样才能做出一本成功的摄影书? 我不知道。我认为没什么要领,每本书都不同。需要能讲话的照片,需要时间,需要与作者相处融洽。做书需要时间,有时需要一年,当然我也曾在15天做了一本书,编辑和艺术家相处融洽最重要!当然还需要在书的创制过程中,生活能得到保障。有时候我立马对一项工作狂热地迷恋——我总是很害怕这种情况,之后我就厌倦了,然后说“不”。 马克·吕布的《东方印象》获得纳达尔奖。这个合作是如何开展的? 我一直都知道马克的作品,这次是他跟我说他想跟我一起做点事情。我们一起讨论,花时间寻找实现这本书的最佳方案。资金的筹措总是最棘手的,我们非常幸运地遇到了我们的中国合作方,他们在项目的最后阶段加入。 最初,我就想马克的这本书不应该卖太贵。但大体上,当我想要一个东西,我就不想降低标准——材料,装帧等等,我试图做最少的妥协。但所有这些都有代价,所以必要的是:要么一定数额的印量,或者联合出版,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达到印量,因为大的印量有时可以得出一个比较适中的统一价格。中国合作伙伴给我们带来这种可能性,保证一个我认为完全合理的卖价。 马克·吕布的《东方印象》 马克·吕布的这本书是否是一本“书-物”(livre-objet,有时是指装帧精美,但是内容空洞的书——译注)? 我从祖父那里继承了几本非常精美的图书,他们由艺术圈出版社(éditions Cercle d’art)出版。其中一本是弗朗索瓦·维庸(François Villon)的诗集《我(Je)》。这本书我珍藏了很长很长时间,我仍兴致不减,翻看它,抚摸它。我认为书就是这样,但我从不认为:这是一本“书-物”。对我而言,所有书都是物品,即使是口袋书。 我在一本书里放很多东西,比如我最近和南非艺术家威廉姆·肯特里奇 (William Kentridge)做的一本书。这本书中有很多的内容,但我不认为这是一本特别的“书-物”,这就是一本书,它就是这样。 William Kentridge 马克·吕布这本书的关键在于,我认为有必要缜密地部署,我才能表达我看着这些照片时的情绪。整套书,织物,纸张,尺寸,就是这个部署的结果。 您身处书的传统之中…… 当然,以前有皮革商与出版者合作。如今都少多了。我真有好奇心想将其他材料引入图书。 Sophie Calle Sophie Calle 我听说,当你带简·伊夫林·阿特伍德(Jane Evelyn Atwood)去印刷厂 ,她非常高兴。这样的拜访是否成为一种惯例? 不,这真的是取决于我和艺术家的关系。有一些中间的步骤,我会向他们展示书的样稿和可能性,我和他们一起创造书。但我不想冒险,我更倾向于做测试——有时甚至太多了,在去印刷厂之前我就知道我想要什么。 Jane Evelyn Atwood 一切总是进展得很顺利? 不,因为印刷并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您有时选择一种您经常使用的纸张,但纸页却卷翘弯曲,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湿度,或者因为天气太热,因为纸张的晾干的方式不同……接下来就是装订、装箱,没完没了。如果最终书能和我想要的一样,这简直就是奇迹。 纸张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冲印的种类太多了,银盐冲印,或者胶版纸。感光乳剂可以有非常卓越的品质。就我所知,目前没有工艺可以用照片的方式来做书。书就是一种阐释,以便让第一次感受的情绪能够完美地移植与呈现。有时能成功,但总是很复杂。 您做的每一本书都不同,那我们如何总结您的风格呢? 我不知道,这个不是我来说。我可以说我是怎么做的:我极大地怀疑,不停地怀疑,当我完成了,我总是问自己这应该这么做吗。我经常要求我的合作者重头再来。 那这肯定花费不少…… 昂贵的概念是相对而言的,因为在做书的最后阶段,要自问:我的想法实现了吗?哪怕发觉有一点点不符合,就要自问是否还要保留这本书。我做不到,只能扔了毁了,重新做。 跟我们谈谈《抗体》(Anticorps),安东尼·达咖塔(Antoine d’Agata)的新书…… 我说过,有时书完成了,但我决定重新做,《抗体》这本书就是这样。开始的时候,我在脑海中隐隐约约有些编排的段落,但安东尼继续拍照片,我没法对书与有一个整体的视野。最终,产生了问题。书中有些照片占满整页,另一些有边框(边框差不多紧贴图片),问题在于排版和拼贴。我们重新排版设计,改编画幅,通过重复扩展了系列……我认为,关于移民的这个系列,很重要的形成20页的视觉流程,因为这些人好像是从地里爬出来的。这些都是很有力量的照片,但如果图幅没有选好,就不行。这本书有500多页。如果您身在其中,就像一部电影,像音乐一样,节奏可快可慢,可以加速,也可以变得暴力。 《抗体》(Anticorps) 当然,要倾听艺术家的意见,毕竟这是他们的作品,但出版人,我们是他们作品的摆渡人。所以需要转述摄影师的故事。安东尼的作品让我想起芭蕾。我发觉安东尼和一位叫法布里(Fabre)的编舞者之间有很强的纽带,我几年前还看了一场他的表演。表演叫作《戏剧疯狂的力量》(le Pouvoir des Folies Théâtrales),他探索了有关“重复”的议题。最后,重复变得让人难以忍受。当我做这本书的时候,我想到这个表演。 我曾想要做一本简单的书,但是要有节奏和律动。我不想在这本书里留白,因为安东尼不停地拍,从不停息。他的作品很独特,他探究毒品、妓女、战争和大屠杀。所有都是近距离地拍摄。安东尼是不知情但渴望知晓真相的目击者。《抗体》是一本暴力的书,但我认为(是因为)他的故事很暴力。他的基准跟我们的不一样。因为他比我们看得远,所以他的照片让我们难受。 您对摄影书的未来如何看待? 我很有幸,我的书卖得很好,所以当有人跟我谈论这个问题时,我不明白。是的,现在大家没那么有钱了,有的书卖得好,有的差一些。我倾向于说摄影书有一种吸引力,我们出版摄影书历史的百科全书,这是一种正在生成的真正的文化。我很满意我们的书被接纳的方式。没有灾难说,尽管我注意到电子书所带来的演进。 您是否对这个主题有兴趣? 是的,我感兴趣,但不会立即做。如果我有主意了,我会做一些事情。我刚做了一本书,叫作《进化》(Évolution),通过近300张脊椎动物骨骼的照片,追寻我们时代的历史。这个项目中,我们做了电影,3D视频,我们录制节目,参加广播节目……当再印刷出版时,我加入新的照片,这本书一直在完善中。如果我要用数码做些什么,我可能从这这里着手。
《进化》(Évolution) 有您想要合作出版的摄影师吗? 没有特别的期望。有一天,我和一个艺术家在一起,一位伟大的音乐家,我想和他做一本书。他让我明白他如何创作音乐,这我一直都想知道。我问他创作音乐时的状态。他回答说:“我一直都在寻找一种到达一个全新的地方的感觉,我们不懂那里的语言,没有任何参考信息,而这时感官将百分之三百地打开!我在创作和音乐中寻找它。”我明白,我和摄影师们在寻找同样的东西。 记录:Didier de Faÿs 、Roxana Traista 原文:http://www.photographie.com/news/rencontre-avec-xavier-bar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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