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十四年的收藏之战：张张泣血幅幅惊心

日军推行“强化治安”，烧毁村庄 供图/孙晶岩

　　◎孙晶岩

　　以前，我看到一些日军侵华的照片，比如人圈，日本兵杀中国人，慰安妇、中国老百姓流落街头的场景，总是诧异地想：这究竟是谁拍摄的？

　　正当我全神贯注地创作北平抗战的长篇报告文学时，得知在中国档案馆，珍藏着3346张反映日军侵华罪行和有关活动的照片及其光盘等资料，这些照片和资料的拥有者叫潘福忠，我国很多抗日战争纪念馆里使用的日军侵华照片大都来自他的收藏。

　　这些珍贵的照片构成一套套珍贵的抗战图谱，我对潘福忠发生了强烈的兴趣，立刻追寻过去，想刨根问底解开这个谜。然而这种追寻费尽周折，他是中国管理科学院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美国某医科大学医学博士和生物学博士，整天飞来飞去，忙得团团转，从不接受采访。我的执著和他的低调形成尖锐的矛盾，时间、地点和距离都给采访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困难。我通过朋友疏通关系，足足打了十多个电话，发了无数个短信，从寒冬等到盛夏，也许是我那颗急切了解中国抗战历史的虔诚之心和锲而不舍的精神打动了他，他终于接受了我的采访，告诉了我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

　　凭祖传医术治病，治愈后索取日军侵华旧照片

　　他是一个东北汉子，从小在沈阳长大，当过20多年兵，我觉得只要你曾经是一个真正的军人，一定具备与众不同的素质，具有与众不同的眼光。

　　潘福忠出身于医学世家，祖辈行医流传到他是第七代，他是旅日医学博士，在异乡深造得到日本医学界专家认可，回国后继续致力于中国传统医学研究工作。

　　他有一手祖传的中医绝技，发迹望诊、离体悬脉独树一帜。在日本东京医院工作时，他跟随日本医学专家到几家医院参观，看到某些医院所收藏的人体标本都是二战时期用中国活人的器官制成的，同行的日本人参观起来很麻木，可他却非常震惊，心、肝、脾、肺、肾，一个个活生生的器官都是从自己同胞身上活体解剖的啊！看着标本瓶子，他仿佛闻到了浓烈的血腥味儿。这些标本激起他强烈的义愤，促使他认真思考那段国耻，下决心要搜集日军侵华的证据，用史实去感召正义。

　　他凭借精湛的医术给很多日本人治好了病痛，日本人要用金钱财物酬谢他，他说：“我一分钱也不要，如果你们真心想报答我，请给我找几张二战时日军在中国拍摄的照片，至少要三张。”

　　这些日本人有的是战犯的后代，有的亲朋好友参加过侵华战争，他们觉得这个要求太简单了。他们的父辈就在中国打过仗，当时日军每个师团配有一个摄影班，长官要求摄影班的战士跟随部队作战时将每次战役的战况拍摄下来留作资料，大致是五个要素：时间、地点、人物、战略战术、死亡人数。日本的照相机很先进，摄影班成员配备有精良的照相机，受过专门摄影训练，所以拍摄的照片非常清晰。

　　日本人办事很较真儿，每张照片的背后都详细地记载着照片的拍摄时间、地点、执行什么战斗任务、在哪里备战、死伤的中国人埋在哪里、死去的日本士兵尸体是如何处理等内容。比如日本731部队在中国搞细菌战，拿中国人做活体实验；再比如慰安妇受尽屈辱的照片，都记载得非常详细。

　　治好关东军少佐腰疼病，得到十几张奉天事件照片

　　1993年夏天，潘福忠得知北海道有一个日军侵华战犯的后代，保留有几张南京大屠杀的照片。第二天他从东京飞到北海道，费尽周折找到那个人的住址后，却是铁将军把门，原来那个保存照片的人刚巧到了东京，他顾不得旅途疲劳，连夜赶回东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大海捞针，终于在半个月后找到了当事者，从他的手里得到了南京大屠杀的真实历史镜头。

　　看着照片，潘福忠心潮起伏，热泪盈眶。南京大屠杀时，十几个日本鬼子押解着上万名中国俘虏去屠杀，却没有一个人反抗，他想我们的同胞就是这样像牲口一样任人宰割，我们的民族就是这样一队一队被人牵着去枪杀，如果有人带头逃跑，上万名中国人能把押解自己的日本鬼子踩成肉酱，可这个带头人在哪里？他真想振臂高呼：“中国人啊，一定要抗争！”

　　他是一个极其认真的人，凡事要么不做，做就要全力以赴，如痴如醉。他的执著感动了那个日本战犯的后代，他给潘教授介绍了很多线索。后来，潘福忠认识了一家古玩店的老板和几个二战时期的日本老兵，通过他们又结识了一个当年的日本关东军少佐，他给少佐老人治好了多年未愈的腰疼病，少佐老人给了他十多张自己拍摄的奉天大事件的照片作为回报。奉天是潘福忠的家乡沈阳的别称，他是喝沈阳的水长大的，从小就听大人们讲述东北沦陷的往事，讲述当亡国奴的悲惨日子。

　　东北人对于日军侵占东三省，老百姓当亡国奴的记忆是刻骨铭心的，这些奉天大事件的照片使他牵肠挂肚。每当看到一幅有价值的照片时，他就立刻按照原收藏者的口述详细地进行标记、排版、编号、配图。他不仅仅是在收集日军侵华旧照片，而且是在刀刻中华民族的抗战血泪史！

　　2001年秋天，潘福忠应邀到日本千叶县演讲，千叶县作为日本首都圈的重要卫星之一，承担了东京都的部分工业和商业功能，距东京有40公里。在返回的电车上，他发现邻座的乘客是一位日本大阪地区某大学的历史系教授，立刻同这位日本教授攀谈起来，详细地询问日本的历史。天南海北，从古至今，最终谈到了中日战争，老教授非常佩服他对日本历史的了解，痛快淋漓地向他谈了自己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看法，还评价了现任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坏影响。车程很长，他们酒逢知己千杯少，在电车的隆隆声中，两人相谈甚欢，互相留了电话号码。

　　半个月后，那位老教授肩周炎发作疼痛难忍，专程来到东京找潘福忠看病，还给他带了一本《日本三百年史》和几幅日军入侵天津的照片。潘福忠妙手回春给老教授解除了病痛，老教授真诚地说：“我的两个兄长都曾参加过对华战争，我把这些珍贵资料送给你，也算是我们的一份忏悔。”

　　分别时，老教授一再说：“我虽然不愿意让你向外面公布我的真实姓名，但是我希望你能永远记住我们关注中日和平友好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