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鸣奋：新媒体时代艺术研究新视野

二、媒体变革的引领

视野不仅是一个空间范畴，而且是一个时间范畴。视野的时间性不单是指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人可能存在视知觉的差异(这一点可在当代人类个体的心理发育中观察到，这种发育在某种意义上是人作为物种进化的复演)，正常视野可能因为眼睛疲劳/患疾/施药等原因而在一定时间内起变化，而且是指作为预设、背景或心理“镜头”的知识体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既有继长增高又有范式更替，同时还是指个体视野和群体视野相互交融的机制可能因时而异或与时俱进，等等。媒体革命对视野的影响相应从三种不同角度表现出来：一是改变人的知觉能力，如印刷术的普及使人们得以“视近”(near-view，近距离读精细印刷的书)，同时也造成近视者增多;二是改变人的知识构成，如电磁波的应用使人们得以“视远”(tele-view，通过摄像及收发设备捕获远程信息)，同时也使广播电视记者成为重要信息来源;三是改变人的知交态势，如计算机的崛起为“泛视”(ubiquitous-view，依托互联网、普适计算和各种传感技术)提供了条件，一方面智能建筑凝视人们、智慧城市关视人们、智能网络监视人们，到处有“眼睛”或探头，另一方面大数据发展成为重要行业，大数据分析师扮演新媒体时代的新“巫师”。下文将根据笔者所提出的传播要素原理对新媒体时代艺术研究新视野加以考察。

(一)社会层面的更新

艺术研究总是由人所进行、以人为旨归、因人而传播的。它们构成了艺术研究的社会层面，分别对应于其主体、对象与中介。就此而言，新媒体时代艺术研究视野的更新和开拓主要是就研究主体的思维定势(互联网思维为例)、研究对象的形态特征(新媒体用户为例)和研究中介的角色观念(人格模式为例)而言。

艺术研究视野中的主体是人。人因为能够制造工具、运用工具而将自己从动物界提升出来，同时又因为工具制作、使用等方面经验共享、技能传承的必要性而使自己成为社会性动物。这种主动性和被动性相统一的关系在新媒体时代再次得到确认：人因为互联网的应用大大提高了自己的信息处理能力，同时也因为互联网的应用而大大增强了自己的社会依存性。近来成为流行语的所谓“互联网思维”尽管存在多种不同的解释，但完全可以从上述矛盾或悖论的角度加以把握：它既是指人们在思维过程中要借鉴互联网的成功经验，顺应互联网的发展趋势，运用互联网的信息服务，又是指人们的思维过程已经受到互联网基本框架、运作模式、技能要求等要素的束缚。换言之，一旦成为网民，“原创”“慎独”便很可能只是神话。艺术创作者如此，艺术研究者亦然。他们扩展和更新视野的可能性一方面取决于尽量运用信息基础设施所提供的便利，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筛选与批判海量信息、保持学术定力的素养。

艺术研究视野中的对象随着媒体革命的爆发而更新。以口语为标志的第一次信息革命既通过社会交往催生了以原始群为依托、以同侪为主要接受者的人类原始艺术，又通过信息共享促成了以抽象性为特征的雏形艺术研究。以文字为标志的第二次信息革命不仅在创作领域开创了个人书写的时代，而且在研究领域引导人们将视野聚焦于具体的、个别的作者和知书识字、未必是熟人的读者。以印刷术为标志的第三次信息革命将机械复制作为艺术生产的技术基础，同时也将大众媒体(首先是报刊)所造就的受众(首先是读者群)引入艺术研究的视野。以电磁波为标志的第四次信息革命不仅使艺术家成为电影、广播或电视艺术节目制作团队的一员，而且也为艺术研究提出了追踪行业分工、世界市场的任务，将受众研究提上议事日程。以计算机为标志的第五次信息革命不仅许诺“人人皆可以成为艺术家”，同时还要求艺术研究者关注创作者、传播者和鉴赏者相互转变以至于浑然一体的时代风气，将注重参与的新媒体用户当成自己的主要对象。上述过程实际上包含了艺术研究对象视野焦点转移的历史线索，即同侪→读者→读者群→受众→用户。新媒体用户不仅具备强烈的参与意识，而且拥有空前的参与条件。例如，在影视中，视野的焦点是通过摄像机控制的，观众只能在摄像机焦点范围内所能找到的细节进行欣赏。相比之下，在基于面向对象的多用户网络游戏的视野中，观众可以选择观察背景的特定细节，看看是什么人物在台上，并考虑他们对于整个演出的含义。

艺术研究视野里的中介既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又是社会印象的概括，经常表现为某种人格模式，如原始人、野蛮人、文明人，又如古代人、现代人、当代人，或者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等等。新媒体时代最有影响的人格模式之一是后人类。因为它强调身体和技术的统一，所以又称“电子人”。这一范畴不仅被用于宣示女性主义在计算机时代的新诉求，而且用于诠释各种应用新媒体技术制作、反映新媒体思想观念的作品，以至于培养兼通科艺、热爱技术的艺术人才。艺术研究者本身就是艺术创作者和艺术鉴赏者、艺术生产者和艺术消费者之中介。中介者不能将视野局限于顾影自怜，而必须经常“东张西望”(考虑到各种服务对象的需要)。如果说印刷媒体时代总人数颇为有限、名望相当集中的知书识字者被塑造成某种艺术研究权威的话，那么，电子媒体时代这种权威地位已经为范围相当广泛、多为幕后活动的媒体把关人所取代。自从数码媒体大行其道以来，那些开风气之先的艺术研究者几乎本身都是电子人。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媒体批判、技术批判以至于电子人批判的价值。事实上，这种批判正是视野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即使批判者所持的是相对保守的立场，其观点仍有引导人们反思、启发人们警醒的作用。

(二)产品层面的更新

艺术研究总是以一定材料、工具和设备为手段，包含一定的信息、观点和理念，汇聚于一定的文本、成果或出版物。我们分别称之为艺术研究的手段、内容和本体，其总和构成了艺术研究的产品层面。就此而言，当前新媒体时代艺术研究视野的创新和拓展主要体现在云计算(手段)、大数据(内容)和超媒体(本体)等方面。

艺术研究手段的更新由科技发展所促进。例如，法国库尔蒂等人《虚拟叙事的一个电影术系统》(2003)介绍了一种实时自动生成动态景观“电影术视野”的完整框架。其中，虚拟摄像机的管理者由控制若干摄像机的多代理系统(它们可以在虚拟环境中根据不同目标而独立行动)组成。⑤当前，云计算将人们的视野由手边的个人计算机引向庞大的在线数据库，并且提出了对艺术数据公用化的空前需求。对它而言，艺术研究不是纯粹的人类行为，而是人机合作;人机合作不只是小范围的个人与单机合作，甚至也不是中等范围的社会组织与局域网合作，而是大范围的人类群体与广域网合作。艺术研究者可以依托云计算获得强大的远程计算服务，从而完成以前难以想象的任务，如世界电视剧资源普查、世界艺术市场精细分析和动态跟踪等。作为范畴的“艺术云研究”至少可以从三种不同的角度加以解读：一是研究如何按云计算的要求来规划艺术基础设施，二是运用云计算的能力来开展艺术研究，三是对各种“艺术云”的建设与运营加以评估。实际上，这正是当前相关实践中的三种取向。云计算与大数据是相互支撑的，它们作为处理能力和处理任务互为表里。若说数据文件的视野来自印刷档案的隐喻，数据库的视野则来自信息复用的设计。若说数据仓库的视野是有限历史数据集的话，那么，大数据的视野则是无限实时数据集。大数据给人们以这样的启示：(1)对艺术现象的分析应当从整体去把握(全样而非抽样);(2)对艺术规律的把握应当重视大势判断(效率而非精确);(3)对艺术联系的考察应当超越既成的有限模式(相关而非因果)。

新媒体赋予各种艺术风格以新的表现形态，为各种艺术方法开辟了新的实验园地，并促使各种艺术流派崭露头角。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等范畴如今都被赋予了新的含义。例如，数码现实主义既是直面由技术构建的似现实、准现实、伪现实的基本立场，又是客观反映数码时代社会众生处境的创作方法，同时还是权衡信息革命进程和诉求而制定对策的清醒理智;数码浪漫主义既是与数字化生存相适应的生活态度，又是反映数码时代之憧憬、富于情感的艺术范畴，同时还是基于科技应用前景(乌托邦或恶托邦)价值研判的思想倾向;数码象征主义既是理解当今数码革命抽象意义的钥匙，又是创造当今数码艺术理趣妙旨的指南，同时还是构建当今数码哲学世界图式的依托。作为视野，它们彼此交织，共同呈现数码时代的复杂图景。意大利科肖迪亚罗夏的艺术家们早在1960年就发表《情境主义宣言》，宣称：“在更高的水平上，每个人都将变成艺术家，亦即作为整个文化创造不可分离的生产者-消费者，这将有助于新颖性的线性标准的迅速消解。”这既是对现有文化架构的不满，又是对社会变革的向往。⑥我们从中可以嗅到强烈的新媒体气息。近年来相当活跃的电子计算机主义、电子共产主义本身就是新媒体革命的产物。至于超人主义、再联主义、通才主义、反风格主义、新人文主义等思潮，无不打上新媒体的烙印。且不说后现代主义和新媒体上升时期在摧枯拉朽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即使是之后兴起的离现代主义、元现代主义等，在思维上也和21世纪的新媒体颇为相通。

艺术研究的成果形态在传统时代主要依托报刊、书籍的论著，口头点评、演讲或报告也很重要。新媒体时代不仅提出了媒体互联互通互动的历史任务，而且提供了相应的解决方案，使得艺术研究成果可以呈现为线上与线下、声音与图像、表演与参与的有机结合。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像美国布朗大学兰道教授这样的学者就尝试用电子超文本来写作艺术理论著作。如今，博客、微博、微信甚至微电影等都已经成为艺术研究成果汇聚和传播的途径。

(三)运营层面的更新

艺术研究总要运用一定的方法，在一定环境中进行，并按一定的机制发展。这三种要素的统一构成了艺术研究的运营层面。新媒体为艺术运营建设了史无前例的新平台。与之相应的艺术研究新视野主要体现在仿真检测、增强现实类比和数码艺术新学科建设等方面。

新媒体不仅为各种艺术方法开辟了新的实验园地，同时也为各种研究方法准备了新的实现条件。譬如，早在印刷时代就在艺术研究中获得应用的意象统计法，如今可以借助各种数据库非常方便地进行。传统媒体难以实现的某些艺术研究方法，如今完全可以依托数码技术加以实施。仿真就是颇受新媒体时代艺术研究者青睐的一种方法。我们所说的“仿真”不仅是指复原古罗马剧场或开发“虚拟故宫”“虚拟敦煌”，而且是指将具备某种艺术意味的虚拟社区当成社会实验室，正如某些社会性网络游戏已经做到的那样。

增强现实是继虚拟现实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技术。它不像虚拟现实那样将人们的视野引向赛伯空间，而是用数据层覆盖现实对象、使人们获得有关它们的各种信息。在环境的意义上将艺术研究和增强现实类比，包含如下三层含义：(1)承认艺术是现实，即兼具物理属性、心理属性和社会属性的存在物;(2)承认艺术研究是覆盖于艺术的数据层，通过渗透到人们对艺术的认知、情感和意动反应而起作用;(3)承认艺术研究与艺术现实的相互作用既为社会环境所规制，又为技术进步所引领，大数据可视化将是艺术控制的利器。

通过学科建设的途径将艺术领域的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科学探讨和教学活动、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有机结合起来，是现代教育的基本思路之一。20世纪中叶以来，后现代的观念批判与新媒体的技术创新联手，批判、消解或替换了近世以来一度高度结构化的学科设置，推动教育界进入了后学科时代，以网络课件之类形式突出了知识点(而非理论体系)的地位。上述进程和意识形态领域宏大叙事让位于碎片叙事的进程是彼此呼应的。就艺术研究而言，层出不穷的数码艺术新学科与其说是将自足体系的构建当成理论目标，还不如说是将常见常新的动态当成刺激回应。

上文从传播的三个层面、九种要素分析了当前艺术研究视野的变化，主要是在宏观上就作为整体的互联网和移动通信而言的。实际上，从媒体角度所进行的艺术研究视野分析还可以深入到微观。就此而言，自媒体、微媒体、多媒体、超媒体、全媒体等都可以成为很好的切入点。例如，艺术研究者一旦拥有自媒体经营者的身份，那么，他看问题的角度往往就从社会心理学所说的旁观者视野向行为者视野转变;一旦将微媒体作为自己的主要信息来源，那么，他的视野往往就表现出相对于宏媒体的疏远化;一旦将多媒体、超媒体、全媒体素养作为自己的努力目标，那么，他的视野往往臻于全息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