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山由此尽开颜
——顾“三军”而言风光摄影
文/王瑞
谈中国当代摄影而不说风光摄影，犹如论中国文化而不提象形文字。风光拍照之于中国当今摄影社会，非但汇成滔滔大江大河，甚为大众摄影的汪洋大海。以此“群众运动”之浩瀚规模而言，风光摄影之于中国摄影文化，岂止是主流，甚而为命脉。
于此发展脉络为线索谈“三军”风光摄影创作，大可追溯其所作所为对塑造当今中国摄影“国情”特色的实际作用与历史意义。
一花重放也似春
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前叶的袁学军、王建军、王达军三人，均于1970年参军入伍。当时正处“文革”时代“知青”、“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当口，参军入伍属于那一代“知青”的最佳优选出路。跻身时代的佼佼者，袁学军和王达军二人在部队很快就获取了稀罕的掌握摄影的机会，并因而“提干”为军职专业摄影师。他俩从事摄影创作的实习期应在70年代，时值“文革”由盛而衰至1976年粉碎“四人帮”，随后是“百废待兴”前路未明的“拨乱反正”政治转型期。
80年代，中国社会施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扭转了“十年文革”对民众思想、文化和艺术的全盘整肃局面，各种外来思潮和文艺流派逐渐涌入中国大陆。此际，港台摄影流行的“沙龙风”形式，乘虚而入一贯遭到严格控制的中国摄影领域。而风光摄影恰是港台“沙龙风”的中坚表现，其中尤以晋身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高位的香港摄影家陈复礼独占鳌头。一时间，对世界摄影史本就无知的大批中国大陆摄影工作者和摄影爱好者们，久旱逢露，即刻先入为主地将陈复礼模式的沙龙摄影尊为世界摄影艺术之典范，顿时群起而学之、仿之、从之。
鲍昆曾经就此现象给以置评：“陈复礼成为香港沙龙摄影的代表人物。由于其在香港的地位，陈复礼也一直和大陆中国摄影家协会（当时为中国摄影学会）保持较密切的关系，甚至在大陆“文革”期间也未中断。当“文革”结束，大陆文化复兴之时，外来文化引进的首选角色就是一河之隔的香港。香港作为搅合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奇异身份和当时在亚洲经济中的强势地位，一时在闭塞的中国内地成为人们对西方文明想象的替代物。香港的一切都是先进的，是域外先进文明的符号，这是当时内地中国百姓的基本共识。共同使用的语言也保证了双方交流的通畅，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香港的文化经济地位非同一般。在这种情势下，1979年7月，陈复礼第一个在北京的中国美术馆由内地官方的中国摄影家协会举办了个人摄影作品展览。这个展览的影响是巨大的。制作精良的大幅面彩色照片和强大的香港身份背景，都使内地摄影家叹为观止。陈复礼也由此成为内地摄影师们仰慕和追捧的对象。陈复礼的摄影，以沙龙格调的唯美风光摄影为主，而且有很强的画意倾向。由于他与中国摄影家协会的亲密关系，该协会（也是当时唯一存在的摄影团体）控制的摄影媒体不厌其烦的宣传攻势，都给人们造成其国际大师的形象。还非常孤陋寡闻的内地摄影界，根本没有足够的信息通道了解外部的世界，更别提建立完整的国际摄影文化参照系统了。而且香港、内地共属一个大文化圈，原来源远流长的画意经验，在此时特定的情境氛围，一下成为了当时的强势主流意识。”（鲍昆：《风花雪月近百年》2004年）陈复礼一家成名万人迷，其对中国当时摄影走向的严重影响空前绝后。加之港台以“打龙”排行论英雄的摄影比赛之风，迅猛席卷大陆摄影界，至今乐此不疲。于是，作为爱好者入门题材的风光摄影，顺理成章地笼罩了大陆摄影地平线。“三军”中的王建军于此风潮中也跻身专职摄影队伍，而早成为军旅摄影骨干的袁学军和王达军，届时已是赢取摄影比赛金牌的第一波获奖高手。
“改革开放”带出了中国大众摄影模仿港台沙龙风的盛况空前潮势，尽管在其拍摄形态方面颇为局限，甚至万众一心搞得千人一面还踊跃地前赴后继。毕竟一派唯美照片的华彩光景，在向来一本正经的大陆摄影领地，捱过“文革”的严冬坚冰，笑逐颜开地簇拥出了一个看似万紫千红的一片旖旎春色。
良辰美景好风光
从普世的价值而言，抒写（写真）大自然的神奇风光，是人类向往纯美的心性体现。唯美意味的风光影像，可以是一味舒缓人世烦恼的排忧良药。观赏和拍摄自然美景，足以起到抚慰人性之迷茫的洗涤心灵作用。风光摄影的正面普世意义，显而易见，有目共睹。
而中华社会何以会成为风光摄影恣意施展的绝代良机与举世沃土？
中国古典文化里，由来就有山水诗和风景画的审美传统。国人在赞赏山水诗和风景画的超然境界之际，往往忽略了催生这般情趣的社会原因。中国文人向来兼有入世与出世的两面人格，于此体现为既羡慕自然风光之超然，又不舍于世俗享乐之功利。而以风光摄影为回旋手段，恰可两者兼得，这便是中国文化圆熟的机谋所系。
中国传统山水诗和风景画，乃是文人在乱世频仍、政治迫害风行的封建专制社会环境里，求得身家安全、寄寓身心放松的处世招法。摄影术发明后传入近代中国，待落于文化人手上，则滋生出文人摄影的超脱情调，以郎静山最为代表。中国美景摄影（并非所有风光摄影）从中国绘画吸取和继承的文化传统要点，体现为景物创作一贯是躲绕社会政治险境的避风港。舶来品的摄影与中国文化相结合，便演绎出来风光为摄影之王者、尤为沙龙之龙头的“国情特色”。理论中国风光摄影，不能忽略文人风花雪月性情在陶冶喜闻乐见的民族审美心理过程中的传统文化因素。中国政治体制在塑造制约摄影流派的规范河床同时，致使风光摄影蔚为主流形态，并在中华社会环境里焕发出无与伦比的柔韧生命力。
当代中国社会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严酷的政治运动现象。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意外波及身家性命，言论（文艺创作）致祸更形显著。而以记录现实见长的摄影，遭刻意曲解的风险尤甚。所以，古代人寄情山水诗和风景画的明哲保身策略，在“文革”“极左”的肃杀风气惊心动魄之后的政治未明期，朝野摄影人不约而同倒向拍摄风光美景，岂不是安全保险的既可功利、也可超然之“搞创作”意识的传承结果？
于是乎，美景风光照片，竟然就约定俗成地流为中国大众摄影的一张首选名片（成名之片面），甚或还五彩缤纷地辉映为一派“中国照相范儿”（Chinastyle）。
风涌而起的风光摄影大潮必然引发理论争议，官方舆论则聚焦始作俑者的陈复礼其人其作，从猛做文章到大开研讨会，企图以彪炳一家而肯定全盘，彻底显示官方摄影评论一味赞美（难逃极力吹捧之嫌）的宣传老套。而对蔚为强势的风光摄影形势，却无以严肃的理论剖析。显然，面对由官方摄影意识引领的唯美风光摄影局面，单一化的应声说词仍在学术性层面无能为力。其下场只能催生严肃摄影评论浮出水面，从而促动摄影学术观念突破长久的意识形态宣传模式的管控桎梏，生发呈现真正意义上的摄影批评。当代中国摄影批评热点，首推对所谓“纪实摄影”的观念探讨，而对风光摄影的批评观点，进而成为“纪实摄影”批评的延伸，甚而为其观念的反衬。一时间，参差不齐的言说杂议聚论风光摄影之文章汗牛充栋，七嘴八舌的褒贬批判风光摄影之观点层出不穷，唯其尚缺深刻洞悉风光摄影之来由、评析风光摄影之作为的理念呈现。
2004年6月的《艺术评论》杂志，刊登出鲍昆学术批评文章《风花雪月近百年》（此文获得中国文联所设文艺理论奖），他开篇明言：“一般对于风光摄影的理解是风景摄影，但在中国，风光摄影却绝对是一个带引号的特定词汇。因为它实在与带有自然客观的风景摄影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这个词汇中所承载的文化内容和社会内容过于冗杂，像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迷团，深刻地纠缠在我们的现代视觉历史和当代文化生活之中。摄影术传入中国已逾百年。它在我们中国人的现代进程中起到过什么样的作用？是历史同步的见证，还是国人心灵的镜子？解读风光摄影或许能够得到一个答案。”
2006年林路在其博客上发表言辞激烈的批评文章《清算风光摄影》，直言：“这里不是说不要风光摄影，而是说我们并不需要这么多从唯美的意义上对风光的描述，面对同一个风景成群结队的三脚架上的照相机在同一个角度疯狂扫射，说得严重一点，耗费的是整个民族的精气，得来的却是毫无现实价值的唯美碎片。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还会因此造成对许许多多原本纯净美丽的自然状态的损害，造成无可挽回的人文与自然的破坏。”“我甚至还在怀疑，一些大规模的偏远地区的风光摄影组织活动，比如近日的‘中外摄影家看西藏’拍摄活动，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且不说拍摄活动所带来的蜻蜓点水的浮光掠影，很可能会对风光摄影的创作带来严重的误导。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大规模拍摄对于一个自然区域的保护，是真的符合现代化的进程，还是从某种意义上加速了人类家园的终结？”
此后对风光摄影的媒体言论虽然呈现一面倒的批判趋势，但已然蔚为主流的风光摄影局面依然大河奔流势不可挡。这一吊诡的摄影“国情”，实堪学术琢磨。
我认为，中国当代风光摄影的兴盛，可能是看似与其风马牛不相及的中国“纪实摄影”的一道折射面。中国摄影评论的习性是惯于统而论之、大而化之，对于复杂的实际现象，难免流于以偏概全;看似头头是道，其实不得要领，难以令实践者信服，更遑论开窍。简言之，拿大理论术语耍“深奥”，无非似是而非的空对空文字游戏;若要理论联系实际，评论的难点在于剖析具体的个案，给以合理的充沛论述。例如，此番“三军”的摄影成果被系统梳理出来，即可作为中国风光摄影评论深化以至于理论建树的典型案例。
以具体实例为对象言论风光摄影，是非功过，任人予以评说。
风景这边独好
“1990年至1991年，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三军’自驾国产212越野车，行程五万余里，深入四川、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陕西等省区进行摄影采访和艺术创作，拍摄了一大批当时非常具有‘前卫’风格的风光摄影作品，这些作品在之后的几年几乎包揽了国内各项摄影大奖，产生很大影响，并间接引发了国内摄影家奔赴西藏、新疆等地拍摄‘西部风光摄影’的热潮。‘三军’也因而成为中国当代西部风光摄影的代表性群体。”
以上是策展方就“三军”摄影事迹给出的评语。无疑，所谓“三军”摄影的典型化造诣，集中体现为其广泛拍摄的中国西部风光影像。往往评论者也仅就其风光论风光，而何以“三军”偏就相中了西部风光为其创作主题，从而被列举为一个成功的典型现象？
实际上“三军”之于中国当代摄影领域的成功，可谓很得时代背景的“天时、地利、人和”之良机也。天时，为中国社会转型的思想开放（并非思想解放）；地利，为此前因交通不便而鲜为人到的西部高原；人和，实为“人合”，体现为集合团队出动拍照（当时在所谓“纪实摄影”题材方面也曾流行有“群拍”形式），以及社会涌现出聚众扎堆（一窝风）的大众风光摄影人群。
参照策展方提供的“三军”个人简历，其共同的成长经历，共同的意识形态，共同的审美情趣，可能还包括共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聚合了“三军”的同一志向——西部风光摄影情怀。当他们频繁行旅于举步维艰但视野浩瀚、景色壮观的“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之时，同期在耳畔回响的一定是那首藏族歌手才旦卓玛演唱的“翻身农奴把歌唱”的曲调与歌词：“雪山啊霞光万丈，雅鲁藏布江翻波浪，高原风光无限好，叫我怎能不歌唱……”
“三军”作为一个志同道合的摄影小群体，或可袭取美国摄影史上以拍摄西部风景著称的“F64小组”（F64Group），名之为“三军小组”（Troop3Group）。袁学军、王建军、王达军这三人之名，提取同一字的“军”，实为一绝。就其从业履历之同步和摄影题材之同路，或可称之为名副其实的“军旅摄影”之一类典型事例。中国军旅摄影类型的内涵，因此或可外延到寄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漫步从头越”豪迈精神的西部风光，就如中国古诗中的“边塞诗”类型，其代表作如“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描述的即是将士对西部风光的感受情景。
“三军”的风光摄影作为，代表前期开发中国西部高原壮美景色的开路先锋角色。他们拍摄其风光照片的志向和成效，不妨用那一代无人不铭刻于心的毛泽东七律名作《长征》的前后两阙铿锵诗句来归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三军”之谓，与此诗句辉映，岂非偶然乎？恰合于时局也。“三军”风光影像的情感基调，一如重蹈红军长征足迹之意蕴：“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毛泽东词《清平乐·会昌》）。
“莫道君行早”，王达军和王建军1970年当汽车兵“专门跑川藏线”的履历，为其之后用照相机开发西部风光，奠定了观看与取景的经验优势。无论当代西部风光摄影大潮是否为“三军”所引领，毕竟“三军”的西部风光影像，是为那个特定摄影类型的一派代表形态。西部景妙，莫道军行早;战士先行拍照，来者荡荡浩浩。中国西部风光摄影，由此潮涌做大，无边美景片片下，不尽人流滚滚来。由王建军率队领军的西部风光摄影旅游，对丰富国家旅游文化和普及风光拍照，立下汗马功劳。
前面我指出“三军”之于中国当代摄影领域成功的“天时、地利、人和”三项机遇，在此我还可以从技术层面谈其另三项机遇：
首先，天时之遇，适逢上世纪80年代世界彩色胶片生产的成熟期，该时期“三军”其人皆任职军队专业摄影，有优先把握到实践彩色胶片（特别是昂贵的进口彩色反转片）的机会。到“三军”联袂创作的高峰期1990年，他们掌控彩色胶片的技巧已到行家里手的地步。其对适于彩色胶片性能发挥的西部风光早已了然于心，正可籍由地利之便而英雄用武。得如许天时地利优势，拿下当时还鲜少有摄影高手前来的西部高原领地之彩色奇景，自不在话下。而人和之机，国内有中国摄影官方正在期待有映现（图解）“奋发向上”政策精神的“佳作”产生，更有烘托摄影盛世的影赛轮番火热登场，“金银铜”牌加重赏奖金正虚位以待呼唤“极品”亮相;国外则有欧美和日本的各大照相器材厂商，陆续打进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纷纷寻找中国摄影师为其产品代言人来参与商业竞争，其人选资格就是能够展示其产品性能的中国拍照高手。而体现优质摄影器材的影像创作和取悦于中国公众的最佳受欢迎的，就是风光影像题材，“三军”所擅长的西部风光，影正逢时、适得其所。
宏大叙事与宏观风光
摄影媒介的多义性质，使之具有多重的社会文化功能。无论其作为新闻或艺术事物的体现，都很容易成为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反映或社会关注的焦点，因此备受政治权力的图谋掌控，假摄影之公器性为自身利益服务。所以，摄影在政治社会的中国，非但属于特殊的敏感事物，甚而是一片动辄得咎的雷区。当然，悖论的现象是摄影作为便捷的传播工具，在高风险的同时，也显示出可能一鸣惊人的高速成名奇迹。
风光摄影堪为在政治社会中，既可回避暴露社会现实的直接风险，还能以看似无涉现实却兼得利益的实惠，成为一种“旱涝保收”的高回报投资。这未尝不是中国官方摄影工作者拍风光的智谋来由，故使凡带有社会政治身份的摄影师所拍摄的照片，难免不由自主地便沾染上职务性的自律意识（“政治正确”）。
风光摄影在中国当代社会，即便是表现的风花雪月，也潜在附会上一层挥之不去的政治光泽。最极端的典型例子就是“李进同志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一派“无限风光在险峰”的意味，端的是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典范样板。如何能够在“乱云飞渡”政治运动连发不止的社会环境里“仍从容”，这是对手握照相机（时为一种特权标志）的职业宣传员们的素质考验。在动辄得咎的压力之下，何以解忧？唯有风光!
蔚为中国主流摄影形态之一种的风光摄影表现，能够与“宏大叙事”主流意识相匹配的辉映形式，自然当属“宏观风光”。“三军”标志性的西部风光影像，凭天时地利人和之机运，恰好应征了“主旋律”文艺的概念呈现与形象图标之尺度。
由宏大叙事而宏观风光，这一路相承的是将抽象理念转化为具象形式，绝不游离大处着眼之宏伟格局。宏大叙事旨在言志，叙事之为辩护，措宣传官话，连篇累牍;宏观风光胜在抒情，摄景之为写真，选美景浮现，自然而然。
以拍摄宏观风光见著的“三军”西部影像，因与主流社会的政治理念严丝合缝，顺理成章地树立起中国主流摄影的标杆。在一定程度上以其大气象之壮美，取代了沙龙小家子之俗媚，从而增添了中国摄影的大国气度，此乃“三军”西部影像无可否认的正能量所在。
“三军”照片的根基所系，我以为还是来源于“新华体”摄影一路。身为《解放军画报》的摄影骨干，“三军”继承的主体传统，仍以“新华体”的画报图片为观念原则。“三军”照片，堪称新华体影像的风光版，此前在“三军”摄影实习期，就曾有军职摄影师伍振超的西沙群岛风光照片被树为全国学习的“样板”。若论“三军”照片的形成脉络，横向为风光摄影的美学形态，纵向则是新中国画报体图片的沿袭模式，此为“三军”影像的生成坐标。“三军”其人从影的事迹，既是当代摄影建树的一类典型拍照年轮，还投射出时代摄影观念的思想轨迹。唯以此背景坐标为参照线索，才能全面评论“三军”影像在中国当代摄影发展史上的实质作为。
数风光人物还看今朝
风光摄影在中国当代社会的空前盛行，其原因除了照相器材逐渐普及进千家万户，更牵引出中国文化传统积淀的国民审美意识。如若提出一项足以雅俗共赏、朝野认同的摄影类型，那是非风光摄影莫属了。
尤其时值“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思想解冻期，历经“极左”政治所造成的社会“浩劫”磨难，心有余悸的国人身心疗伤的心理油然而生。此时阅尽“阶级斗争”导致的人间错综丑陋场面，沙龙之俏丽和风光之壮美，无非是饥不择食时节亟待抚慰现世创痛的视觉佳肴。“三军”西部影像所展现的自然风光，倍显寻常不可见的边远圣境之象，足以寄寓一派素朴洁净的心灵向往与生存理想。从世俗层面而言，“三军”西部影像的确起到了给磨难后的国人“排忧解难”的积极作用。
尽管中国风光摄影这种普遍唯美的事物，并非直接地如实记录现实发生的社会事件，但风光摄影的斑斓表现形态，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代摄影人的文化观念，以及公众对风光照片的心理态度。风光图片的产生、流行和影响，则足以切实印证当代国人的摄影意识和观看习惯。就摄影发展史而言，描述和剖析风光摄影事物的存在理由，起码是摄影评论和理论所无法回避的事实。中国风光摄影广泛并长久兴盛不衰的事实，广泛涉及到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术范畴。
以“三军”西部风光的壮观影像为例，其气吞山河的豪迈气概，一定程度上压过了风光一时的港台沙龙摄影风头，既将此前鲜为人知的壮美西部风光，以优质彩色影像的形式展现于世人眼中，更于推进中国摄影的观念现代化功不可没。
然而，如果以摄影艺术的高标准评价，“三军”各自的风格特点并不明显。此为中国风光摄影的通病，最严厉的批评莫过于林路观点：“中国摄影大部分沙龙的和唯美的摄影导向在某种意义上无疑是一剂思想的鸦片（在风光摄影中尤甚），它只会在更大的程度上窒息摄影的灵魂，而不是单单靠一点表面的繁荣和漂亮可以来拯救摄影者的。”（林路：《清算风光摄影》，2006年）
即使将“三军”作为一个群体置评，在我看来想去，其西部风光影像所透露出的征象为：技艺优良、徒多感情、略逊才情。就专业表现比较，与其有可比性的同代风光摄影人并不罕见。作为军旅出身的摄影师，“三军”可为一组实例，跟其他人的摄影生涯构成同代参照系，这在研究中国当代摄影生态方面颇有典型意义。
而对于爱恨交织的中国风光摄影现象，“三军”被列为一道观念发展脉络上的重要风景线，显然含有其不可取代的历史意义。这些方面连同纠葛不已的中国风光摄影种种表现，尚有待广泛深入的探讨和争论。即如中国风光摄影如何打通专业和业余之间的界限，即是未来发展所需要思考的实际课题，“三军”西部风光的学术价值尤其体现于这一生态坐标交点。
2013年3月中旬于洛杉矶桴舍
由雅昌文化集团和成都国际摄影文化交流协会联合主办的《1990西部风景——袁学军、王达军、王建军摄影展》将于2016年1月10日在深圳雅昌艺术中心隆重开幕。
本次展览将展出在中国摄影界被称为“三军”的著名摄影家袁学军、王达军、王建军在1990年 拍摄的“西部五万里”系列中的60幅作品。同时还有四部相关研究的画册出版发行。
二十世纪80年代末至90代初期，同在中国军队从事摄影工作的三位川籍摄影家袁学军、王达军、王建军（简称“三军”），堪称当时的风云人物。1990，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三军”自驾国产越野车，行程7万余公里，深入四川、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陕西等省区进行摄影采访和艺术创作，拍摄了一大批当时非常具有“前卫”风格的风光摄影作品，这些作品在之后的几年几乎包揽了国内各项摄影大奖，产生很大影响，并间接引发了此后十多年间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奔赴西藏、新疆等地拍摄西部风光摄影的热潮。
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后，正是王建军，以及陈长芬、于云天等风光摄影家的影响和推动，中国的“风光摄影”进入到迅速发展的时期，由于经济的发展，摄影器材的进步和更新，以及交通的更为便利，过去很多人迹罕至的风景圣地和难以企及的绝美光线几乎变得唾手可得。某杂志曾经做过调查统计，在中国摄影爱好者中喜欢风光的占到百分之九十的比例。然而，随着“风光”迅速兴起，没有主题的，艳俗的，仿佛气象摄影的“风光”开始泛滥，于是，针对风光摄影的非议也随之而来。于是，近几年，“风光”成为中国摄影界的一个重要的焦点话题。
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中国很多风光摄影家的艺术探索，使那时的风光摄影具有很强烈的“前卫”色彩。然而，为什么后来“前卫”不在，中国特色的“风光摄影”最终沦落为毫无文化精神与艺术内涵的糖水片？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此次对“三军”风景摄影的梳理和再编辑、展示，其实就是对 “三军”这种对中国摄影界来说，非常重要和鲜有的文化现象进行研究与推广的一次尝试。对于充满争议的中国风光摄影，“三军”被列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显然含有其不可取代的历史意义。重温“三军”25年前的经典作品，不仅仅只是作为其辉煌历史的回顾和纪念，更是希望通过回望过去，来审视当下的中国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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