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终会回到原乡

带着这种双重身份，以他个人的视觉审美趣味，在时间跨度相当大的照片脉络里，李伟坤展示了一种放松而平和的摄影姿态。早年的摄影记者经历，使他职业性地关注那些可以透视社会变革的细节；其后长期的组织者、活动者身份，又使他能够广泛接触到各种摄影类型与风格。这一经历对他的影响，也可在他的影像中有所流露。

因而，李伟坤的《原乡人》，与刻意地批判与刻意地美化都不相同；更多的是一种自然的生动。他以一种原乡人的心态去拍原乡人，带着一种亲切与谐趣，又隐隐地有一丝苍凉，飘浮于他们的呼吸之中。无论世人对“原乡人”有多么深奥的阐释，真正的原乡，就在那里；真正的原乡人，也就在那里。他们并不为那些一厢情愿的想像与需要而存在。他们真正的顽强，体现在他们始终按照自己的生命流转着岁月。

他们似乎知道，原乡真正的意义，就是作为出生地，永恒地存在在那里；等待着真正的回归。


这恰好是李伟坤埋藏的第二条线索——与第一条指向外部世界的线索不同，这是一条指向自我内心的线索。


这可能是更为重要的一条线索。

艺术的道路，从来不是一条单向的直线，在否定之否定中不断进化，由低级一步步走向高级。实际上，艺术之路纵横大地、旁逸斜出，交汇贯通；但始终不变的，是与人的息息相通。


因而，纵观艺术史，每当艺术远离人的本原、束缚人的自由、扭曲人的天性的时候，总有一股力量将它拽回来。


奥地利画家埃贡·席勒曾说：“艺术不可能现代，艺术永恒地回归起源”。老子亦曰:“反者，道之动也”。物极必反，反动、回返，到一定历史阶段，是一种必然。但是，这不是回到原地，更不是无功而返。

艺术的回归，是向它的永恒性回归；而这种永恒性，是与人的一些永恒性关系密切相连的。比如，人与他的出生地的关系，与他的族群的关系，正是这些造就着深刻的艺术独特性——而艺术的独特性，是艺术永恒的追求。

正如波德莱尔所说：现代性只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的”。正是这种“永恒和不变的”，才让现代艺术达到古代艺术的尊严。因此，“现代性”与“古代性”并不对立：古代是始终现今在场的范式，而现代性是在古代范式上打上时代的独特印记。

所以，穷尽一生、朝向远方的艺术之旅，其实是在向着自己最初的“出生地”追寻。


那些真正动人的艺术，必定与自己的历史有关的，与自己的过去有关，与自己的真实内心有关，与自己的“出生地”有关。


每一个艺术家都无法割断这种生命源头，每一个艺术家都要回到自己的“出生地”——以他的方式。

这本《原乡人》，就是李伟坤的方式。


他用这两条交织的线索完成了双重意义上的原乡人诠释，社会的，和他个人的。这是一份可以经受住考验的答案。这两条线索，对我们深有启示；而且，它们殊途同归：


无论我们曾经身在何处，身为何人，

我们终会回到原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