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指出的是,父亲在七十年代拍摄一系列照片的动机既不是为了组织宣传,也不是为了展览展示,而纯粹是一种个人爱好的自我实践。在拍照之外,父亲在朋友的照相馆里学习了暗房技术,并将自己的房间进行改造,并用一台苏联4×5相机作为放大机身,完全D.I.Y地进行了各种实验。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经父亲之手地还有他自己设计的音响系统,家具和其他物件。图为伊犁河畔的集体出游。 不得不强调的是,祖父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开始订阅的《中国摄影》,以及后期的《大众摄影》杂志都对父亲的摄影产生过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不仅仅反映在拍摄的内容上,也对前文中提到的拍摄范式有所影响。七十年代末期,随着年龄的增长、兴趣爱好的转变和工作的调动,父亲放下了相机,而这些底片一存便是四十年。图为伊犁河畔的集体出游。 八十年代初期,父亲随母亲一家调动至合肥,因而除了父母的讲述之外,那批父亲早期手工放大的银盐照片在我寻找身份认同的漫长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这些照片作为对特殊历史时期的真实记录,一方面展现了伊犁皮革厂在七十年代的真实面貌,而另一方面映射出该时期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团结融合的景象,由此激发起我对探索照片在连接个人和集体记忆之间的意义。图为伊犁河畔的集体出游。 伊犁河畔的集体出游。 伊犁小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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