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摄影论选译 视线的破碎

没有符号的信息

人类视线的历史，随着摄影的发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确实只有欧洲文明具有产生摄影的可能性，然而摄影的诞生本身也让欧洲文化的构成之物逐渐变形。因为它也为人们带来了与以往的观看行为、绘画行为不同的经验。不过，并不是所有的一切都发生改变。那些没有损坏的构造，不受摄影经验的限制，依然留存在人类的视觉表现之中。这样的双重性，其真正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追溯摄影最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能够看见现代社会中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主题，宛若临摹一般。在这里，通过罗兰·巴特早期写的摄影论，就视线与文化做一个考察。

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

说起罗兰·巴特早期所写的摄影论，就要提到那本成为当代“神话学”之一的摄影的“写作（l'écriture）”，在这里他的目的是让融入新闻摄影这种当代社会的社会方言[1]（sociolecte）中的意义结构显露出来。至少这样的理解已经是一种普遍共识了吧。后来，他又用同样的论述方法，写了“影像的修辞学”（“Rhetoric of the Image”）一文，对运用照片的广告影像进行分析。不管哪一种情况，肯定都是认为，如果人们最纯朴地接受的“照片”能够对基于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进行解析的话，那么，就能够将“修辞学”放在周边——看起来就像是处于离语言最遥远的地方似的——加以控制。当时罗兰·巴特对摄影的兴趣仅限于此。他的目的与其说是照片本身，不如说是将照片切分为以照片作为素材而产生的交流的意义作用之单位与符号这种行为。

罗兰·巴特《流行体系》

例如，在这篇摄影论中有“文本与影像”这一节。在这里，他认为，新闻摄影中的文本（此处指的是单纯的图片说明），有着区别于传统插画（L'Illustration）的“重要的历史反转”，即文本一方寄生于影像之中，指出了那种只有靠影像才得以成立的“语言”的存在。这当然是语言学中并未涉及到的“语言”。这种特殊的“语言”，之后在《流行体系》（Systèmede la mode, 1967）中，作为“服装的符号”（记述服装的语言）得到了详细的分析。如果将因与影像的关系而成立的“语言”视为某种特殊体系的话，那当然就是以影像为基体而成立的体系（复合化了的符号体系），作为照片得到认知的并不是纯粹的摄影技术之结果的影像，而是已经成为这种被合成的符号体系的、社会性意义作用的“修辞学”，除此之外，别无其他。他的符号学（至少是早期的符号学）原本就是以针对书写物的“写作”这个名字来产生某种理论式的“对象”。

《叶姆斯列夫语符学文集》

罗兰·巴特在摄影论上的主张被概括为，摄影的内涵（connotation）与语言的内涵基本上一致。因此，在“影像的修辞学”一文中，他断言现在根本就不是影像的时代，而是逐渐变成了“写作（l'écriture）”的时代。的确，罗兰·巴特是最早彻底地扩充并严密考察了从路易·叶姆斯列夫[2]Louis Hjelmslev）那里继承来的“内涵”（文化）这个概念的人。对我们而言，内涵就是现实（即可经验之物），而外延（denotation）则是非现实的，因此，认为符号学这种元语言（métalangage）是一种能够指向内涵的操作（operation）。

罗兰·巴特在《影像的修辞学》一文中分析了Panzani广告图像的层次

以上，就是他的这个摄影论的大致意图。

不过，现在重新阅读这个摄影论能够感受到，罗兰·巴特被摄影所吸引的那种隐秘兴趣，与这样的明显直率的意图有所不同。譬如，在这个摄影论中他所就提出了某种“摄影的悖论”，即那种非常自然地可以为人们所接受的新闻摄影，其实在拍摄的时候，便已经被赋予意义。不过，为了让这悖论得以成立而设立的“摄影是没有符号的信息”这种假设却更加引人注目。只要摄影既是“没有符号的信息”又无法赋予符号，那么就没有被认知、没有被社会化，这才是罗兰·巴特所说的“摄影的悖论”。最终结果，在现实中，“没有符号的信息”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总而言之，这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说，或者说是某种潜在性的条件，但归根到底，罗兰·巴特所看到的大概就只是如此而已。恐怕他自己肯定也觉得，夸张地说摄影的最大问题就是，摄影自十九世纪后半叶侵入人类历史以来，已经完全成为了一种新的符号。可能这对人类的“视线”而言，才是一种危机。倘若这么理解的话，他所谓的“摄影的悖论”，一方面指的是产生摄影的“文化”，另一方面指的是让这种不熟悉的符号（换言之，去掉主要内容）适应人类社会的过程吧。确实，自古以来，人类几乎像语言一样地制作并利用“图像”（影像），然而，就像罗兰·巴特也说的那样，那些除了是用手描绘以外，很明显也带有某些符号。因此，如果有可能是“没有符号的信息”的话，那么这可能就是某种避开所有的文化意义、远离人类而成立的、纯粹存在于外部的视线，应该说是某种空虚的、暴力式的视线。

不过，实际上，摄影所具有的这种惊人的性质，并没有马上被注意到。从诞生至今，摄影便已经被吸收到既有的各种视觉表现范畴之中，开始存在于肖像画、风景画这样的分类中。接下来，以“风景”为例，来尝试追溯一下其演变的过程。摄影中潜在的可能性，就在于它不顾超出这个分类以及需要“艺术这种不在场证明”，而产生出美术或者表现的概念所无法彻底把握的领域。最初，它是作为“记录”被概念化、社会化的。随即，它又被放在“复制”这个概念之中进行考察。本雅明提出了那个代表性的理论，其中也包含了原作这个概念的瓦解。当罗兰·巴特提出“没有符号的信息”的时候，并不是重新回归人类，而是确认了在实际上产生多视点化的“视线”这种现象。拍摄时没有注意到的事物、其他人可能突然注意到的事物被拍摄在照片之中，这种情况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的。

罗兰·巴特

对社会或者文化来说，必须再一次将这种不熟悉的视线拟人化，拉拢它、并将它作为某种无害之物。最初，摄影被理解为某种无色的绘画，这种现象也是文化的某种极其自然的反应。可以这么理解，因这个“没有符号的信息”，“语言”挡住了认知的瓦解、挡住了无非是“世界”的破碎的“视线的破碎”，并让它作为社会式文化式的语言适应永恒的世界，而罗兰·巴特的摄影论脉络则是将摄影实现这个作用的过程提取出来。“语言”就是意识形态。当然，只要了解一下早期肖像画家的抗议，就知道摄影本身被认为是一种威胁这种情况，是从来没有过的。在很长时间里，摄影虽然不如美术，不过一直是作为一种具有可能使记录性等充分合法化的表现形式，被简单地加以对待。但是，这是更大的文化变动的一部分，显然会对以人类为中心的文化产生威胁，而“文化”的作用就是对抗这种潜在威胁的行为。罗兰·巴特理解“摄影的悖论”的过程，与其说是摄影的问题，不如这无非就是一种“文化”本身的自我保护过程——如何将人类的标记赋予那破碎的视线。如果这样的话，也许罗兰·巴特一边讲述着摄影如何成为驯服的影像，一边直觉地意识到，这样的视线是透明的，是不具有任何黑暗的，是明亮的，而且绝不是重新回归人类的视线，是某种暴力式的可能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摄影不就是针对以人类中心的世界提出的某种非常初期的警告吗？

罗兰·巴特《明室——摄影札记》

当时的罗兰·巴特好像确实没有在摄影中感受到什么魅惑。因为说起来，认知摄影的行为已经不可能摆脱概念了，可以说，很难在摄影中（不止于新闻摄影）看到过多的可能性吧。不过，却保留了一个奇怪的可能性。他认为，让意义中断的摄影是存在的，这就是苦难的（Traumatic）影像。也就是说，灾害及尸体等这类照片就属于这种类型。他指出，照片所具有的那种神话式的效果，与苦难的效果呈反比。这就是罗兰·巴特的摄影论中最不透明、最暧昧模糊的一个地方。很难充分理解罗兰·巴特对精神分析究竟持什么样的立场。相反，不就是那种苦难的照片将我们引入真正意义上的神话式宇宙之中吗？一直以来，我们的世界之所以拍摄并观看了那么多的战争照片，不就是因为这个吗？但是，应该可以推测得出来的，对于无法拟人化的外部视线的那种直觉就原原本本地存在于罗兰·巴特的“摄影的悖论”的最深处。而与其这么说，不如说也要面对“他的早期符号学根本上就只是对意识形态的批判，这样的理解究竟正确与否”这种问题。可以认为，他找到了科学与现象学之间的对立，而且可能从一开始就已经暗示了一条通往诗学的道路。

注释：

[1]社会方言（Sociolecte）：在语言学中，社会方言指的是在某一社会团体，社会阶层或次文化群中被使用的语言。在此意义上，它区别于个人方言，即个人使用的特殊形式的语言。社会方言也区分于地域方言，即特定地区使用的特殊形式的语言。然而地域方言通常有特殊的社会地位，所以一种特定的语言变体常常同时被视为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例如，标准意大利语相对于托斯卡纳语来说是一种地域方言。但作为意大利民族的语言，它也是社会方言，因为它被作为通用语在全国的广播，新闻媒体和上流社会中被使用。

[2]路易耶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1899年-1965年），丹麦语言学家。哥本哈根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理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