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类人:上学的时候,他总在班里插科打诨、接下茬;上班了,这类人总是嬉皮笑脸,任你跟他说什么也严肃不起来,你说东,他偏要说西,他干的所有事都具有一种夸张荒唐的意味。 work from Nothing Special 马丁·科勒就是这么个人。 乡亲们让他给拍照,他偏偏要把人家脑袋塞在泥坑里、傻乎乎地在广场上烤肉或者衣冠不整的样子拍下来,连他获得过的奖项都很好笑:一个名为3P的摄影奖。不过马丁对于形容他“搞笑”的论断颇有微词。 work from Nothing Special “我是生在两种社会体制夹缝中的人,见证了苏联解体,和新资本主义制度的萌芽。两种制度的冲撞当然会制造出许多意外的搞笑场景。”他说。 换句话说,他们这代人,生来就是要见证一些荒谬场面的。 work from Nothing Special 马丁1971年出生在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18岁那年,天鹅绒革命爆发。我记得老师告诉我们:从今天起要忘记过去人生中发生的所有事情,像婴儿一样从零开始。” work from Nothing Special 就像面对激烈变化时,人总会采取一些应激反应进行自我保护,马丁的手段就是“幽默”。 “当时社会一下自由了,我发现人们突然拥有了大量空闲时间。尤其周末,我四处闲晃,不用再加班的人们想出了各种方法打发时间,这种‘对自由的适应’创造出好多好笑的场景。” work from Nothing Special 这些照片被他取名为“无所事事”(Nothing Special)。 “我这个人喜欢观察,而处在我们的世界,一个观察敏锐的人就不可能不注意到‘权力’的存在。”马丁说。 work from Army Cook 有一次,有人邀请他去给一本“部队食谱”(Army Cook)书拍照,拍着拍着,他不知道怎么指挥起这些做饭的男人,搞起了摆拍。 work from Army Cook “指挥作战和做饭,这可能是全人类共享的两大爱好。”军队厨子得高效率地做出大量饭菜,还得想方设法激昂大家的情绪,这经常让他们陷入搞笑的状态之中。 work from Army Cook 后来,他还抱着这种“不严肃”的心态去拍了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那里的楼梯可真多啊!我总在里面迷路!” work from European Parliament 虽然马丁辩称自己想要“记录下这个在日常层面塑造我们生活的机构的实情,并留待后人解读”,但照片中那些被工作压力折磨得浑身不舒服的公务员、完全不符合人性化设计思路的办公用品设置等,都不得不让人觉得他明明就在讽刺些什么。 work from European Parliament 如今,马丁已经46岁了,他发现自己正在被抛入另一场激烈剧变之中——他个人的中年危机。 “我们这代人突然长大了,成了中年人。突然间,‘随性’不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选项。我们不断对抗着衰老的不同形态,面对着旧时光逝去在身体中留下的虚空。” work from TV Anchors 他开始拍生活中那些搞笑的“临时性安排”(Provisional Arrangement),以此对抗焦虑。 work from Provisional Arrangement “我们身处在没有一丝永恒性和确定性的世界里。身边围着些临时的朋友,和临时的女人交往,喜欢住在临时的地方,甚至看牙医的时候都会选择临时性的假牙。” work from Field Trip 他的幽默开始透出一丝丝更深刻的伤感了。 2013年,大他6岁的哥哥扬突然被确诊重病,等待进行一场风险极高的手术。那段时间里,扬每晚都避免回家,每晚都试着找一个临时住所打发过去。“我找他聊了聊,后来我们发现,他这么做,恰恰是为了对抗死亡带来的恐惧。” work from Provisional Arrangement 扬一直想骑自行车去各处旅行。在马丁的鼓励下他出发了,去了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巴尔干地区,马丁一路跟着他,拍了一部纪录电影《10月5日》。 “直到生命面临完结,扬才恍然大悟,重新发现了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在那之前,房贷、税收还有每天一成不变的事情,把他的脑袋都搞糊涂了。” scene from October 5,刮胡子的扬,看起来像自己的圣诞老人 “我希望活得深刻,汲取生命中所有的精髓,把非生命的一切全部击溃……以免在我生命终结时,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活过。” 电影最后,马丁有点儿浪漫地引用了卢梭在《瓦尔登湖》中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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