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摄影家比尔·布兰特于20世纪50年代在人体摄影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将抽象的形式和超现实主义的意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引起了震动世界的巨大反响。 布兰特1904年出生于伦敦,曾经在摄影上与曼·雷有过合作,后来成为英国摄影界中风格多变、充满创新精神的摄影家。他早年拍摄市民生活,以街头的新闻摄影出名。“二战”中又冒着生命危险以标准镜头面对战争,记录了大量极富历史价值的时代风貌。50年代,他开始同英国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接触,拍摄了大量的名人肖像,伦敦国家肖像博物馆曾为他举办过专题性的人物肖像个人影展。他又于1961年出版了在国际影坛上引起轰动的《裸体的透视》影集,这才停止了他的摄影生涯。他在拍摄这些裸体画面时,一是采用高反差的印相手法,简化裸体画面的中间层次,获得抽象的艺术效果;二是用一台木制老式相机装上一只广角镜头,以特殊的构成产生了超广角的空间(当时还没有生产出真正意义上的超广角镜头),以极强的畸变能力彻底改变了人体的整体比例,获得了出人意料的独特魅力。意大利评论家杜吉因此肯定说:“这些歪扭的变形充满着生命,他们几乎是以纪念碑的力量激发着人们的惊恐和怜悯。” 使用超广角镜头,不仅可以构成变形,使远近物体的大小比例变得悬殊,强化画面中的深远感觉,突出画面前景中的巨大物体,还有利于交代主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作为极端超广角的鱼眼镜头,它的夸张效果更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因此在艺术摄影中经常作为主观情绪表达的工具,并作为产生特殊视觉透视变化的辅助手段。但要注意,在新闻摄影或客观纪实的摄影作品中,使用鱼眼镜头要十分谨慎,避免过分强烈的夸张或变形削弱了照片的纪实力量,甚至引起观众的反感或误解。 回到布兰特的作品,是什么刺激他获得这些完全是原创性的变形呢?一方面,现代工业社会的高速发展,构成了对人性的变形和扭曲。然而面对这样一种无可理喻的“进步”,谁也无法更改前进的脚步。于是布兰特就试图从他的变形人体中,找到可以释放的空间。另一方面,他也感到比较完整的人体具有过多的对人体身份、时间和地点的认同;而片段和抽象变形,由于将人类转换成普遍的抽象概念,从而就具有亘古的意味,而不仅仅是单一的、具体的、个体的人。变形在这里也就获得了新生。(林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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