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米沃什：穿越20世纪

拉普拉斯旅馆

这是1935年巴黎的春天。在位于圣让菲也夫高地附近的一条中世纪的街道旁，一家叫拉普拉斯的旅馆里，住满了欧洲各国的流亡者和留学生。在旅馆外面的大街上，你可以看到旅馆的窗台上晾晒着花花绿绿的衣服，黑呢子短大衣，深绿色西服上衣，碎花裙子，时髦的丝袜，以及解剖系学生常穿的白大裤。旅馆里的嘈音并不比街上更低，你经常可以听到住客们用独特的俚语彼此粗声叫喊。

这条阴暗的小街被长满毒菌的石头、砖瓦和常年生的藤蔓包围。街道两旁是一些小吃店、门框窄小的下等旅馆，在街角处有两家小妓院。街灯是那种带着瓦楞形玻璃罩的昏暗的柱形灯，灯下经常会遇到一些穿着时髦、左手挂着小皮包，右手抱胸的女子，她们有的是妓女，有的仅是一些正等待情人出现的大学女生。

20世纪30年代，世界之都巴黎的阴天总是多于晴天。战争的阴影已经开始让这条小街窍窍私语了，偶尔在旅馆的窗台上，会挂出一面绘有纳粹标志的小旗帜。但大多数人仍在工作或沉睡，他们中大多是些老人、公务员或者教师。传说这条街就要拆除，用以建造更宏伟的建筑，但一直没见建筑队行动。大家似乎都在等待什么。

旅馆的二楼向阳的一间住着三个人，其中两位是同性恋者。他们是因共同的爱好而住到一起来的。三个当中，有一个波兰青年，叫切斯瓦夫·米沃什，刚刚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他得到了国家文化基金会的赞助，得以来到世界的首都巴黎。他并不愿分享同性恋的乐趣，当然也没有人来打扰他。能从巴蒂诺尔区爬满虱子的波兰留学生宿舍搬到这里来，他感到很满意，虽然有同性恋者、黑人小偷相伴，他都尽量把这些变作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乐趣来看待。拉普拉斯旅馆的一大好处是：人们在此可以悉听尊便，甚至可以在任何种类的燃烧器上烧饭做菜。

经常是在黄昏来临之前，这个波兰青年就要陷入一种难以自拨的内心的动乱之中。他非常敏感于一场普遍的灾难，那不仅仅是一种战争的恐怖。“因此，坦白地说，以我悲观的态度评价生活，因为它主要是由痛苦和对死亡的恐惧所构成，而且我觉得，一个人能够没有病痛地活过一天，就应当认为自己十分幸福了。”（米沃什《青年人和神秘事物》）在别人眼里，他总是心事重重，或者心不在焉。他是那么容易感受外界的刺激，季节、气温或者窗外的嘈杂声，“每点细节都带着全部色彩和硬度”印入他的心底。那时，他已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关于凝冻时代的诗》，他22岁。那一段时间他想得太多，因此反倒写得很少。“同时，我像个疯子一样，成了另一种力量的被动的工具，那种力量从体内什么地方运转起来，它既是我又不是它。”“我写得很少，但我整个星期都在一种韵句的力量中度过，它却没有为有意识的目的真正留出多少空间。”（同上）他内心的风景对他是一种磨难，以致夜晚他经常会梦见一道致命的光线追逐着他，等他到达安全的岸边时，他已经快被击溃了。

在写于1980年的一首叫作《路过笛卡尔大街》的诗中，米沃什回忆起了自己在巴黎的那段时光。“路过笛卡尔大街/我走向塞纳河，腼腆，一个旅客，/一个刚到世界之都来的年轻的野蛮人。”这就是他，一个“小地方人”对世界之都巴黎的最初印象。当米沃什还在家乡维尔诺读预科学校时，就曾经伙同两个同学，又是搭车，又是划船，来到莱茵河北岸。当他们久久眺望着对岸起伏的山峦时，真是充满了欣羡之情。“我们这帮人，来自雅西和科罗日发，维尔诺和/布加勒斯特，西贡和马拉喀什，/羞于记起自己家乡的风俗，/……把叆叇的省份抛到了身后，/我走进了万众的、眩晕的、渴望的地域。”这些抛却故乡风俗、渴望融入世界之都的外省人，却被冰冷的城市抛弃在一个阴暗的角落，“城市按照它的本性行动，/在黑暗中响起沙哑的笑声，/烘烤长面包，把酒倒进泥罐里，/在街头买鱼、柠檬和蒜，/对荣誉、羞耻、伟大和光荣无动于衷。” 

为了克制内心的混乱，他为自己规定了一个固定的程序。每天早晨，步出阴暗的拉普拉斯旅馆，穿过卢森堡公园，走到“法语协会”去听课（春天他将在那里参加高年级毕业文试）；每周两次，到旅馆附近的游泳池游泳。他喜欢跳水蹦板的砰砰声，喜欢从玻璃屋顶倾泻进来的温暖阳光。然后，他会再走几分钟的路程，到穆塔利森会堂去旁听“保卫文化大会”。他的这个计划因他的朋友京特的介入而使他略感不快。这个矮胖白皙的青年富于希腊精神和荷尔德林式的怀旧情绪。这也是一个内心充满风景的人物，他的愤怒更直接也更诚实，他嫌弃以文字装饰起来的软弱，更信奉赤裸的暴力。因为共同的愤怒情结，使两个青年心心相印。“一股厌恶情绪竟掠过我的心头。京特用手遮住了一道难看的斜视目光。他的姿势使我想起我在波兰和我的马克思主义同行们一起参加过的另一些集会，想起我们对于讲演人的老处女式用语的嘲笑。”（同上）

常常，米沃什作为一名青年诗人，会去位于夏多布里昂大街的一套公寓里拜访一个叫奥斯卡·米沃什的诗人兼《圣经》注释家，一位在现代城市的沙漠里冥想创造的神秘主义者，也是他的本家。那时奥斯卡已57岁，有一个细声细气的“男爵夫人”时常出现在他身边。他们三个人有机会就在蒙梭公园的砂砾小道上漫步。每次去，米沃什都可以看到奥斯卡房间的桌上摆着一排各种文本的书籍和字典，地板上是成堆的新诗集，那都是忠实的诗人们呈献给他的。他被允许在那堆书里翻找，爱拿什么拿什么。和所有青年诗人一样，他崇拜名人的倾向十分严重，严重到从不敢拿出自己的作品呈给奥斯卡求教。他诚恐于他们之间所存在的距离，他的谦卑告诫他，他的那些涂鸦之作不过是奥斯卡可以用脚扫到房间角落去的、地板上那堆东西的一部分。每次去，米沃什都觉得，那个四壁萧然的隐居处赋予了夏多布里昂大街一种永久的嘲讽意味；就在街对面，在精致的阿塔拉公寓里，在俗气的舒适环境中，却住着一位假诗人，波兰大使馆的文化参赞。

奥斯卡·米沃什常带他到波卡尔迪——一家意大利餐馆去吃早点。在那里，他向自己的小本家讲述法国文坛的一些掌故，文化名流们的逸事。比如被冷落的埃德加·艾伦·坡，表现主义舞蹈家伊莎杜拉·邓肯和她的丈夫、诗人谢尔盖·叶赛宁。“奥斯卡以明显的厌恶心情，回忆起这个俄国流氓（他是这样称呼他的）在巴黎发酒疯的洋相”。奥斯卡以一种炼丹术士的口吻说，现代诗歌带有一个颓废时代的烙印，是不应当太当真的。同时他还警告切斯瓦夫·米沃什：过分注重形式问题，将会一事无成。

住在拉普拉斯的日子里，还有一件事需要提及，他参观了凡·高的一个画展，“当我第一次站在它们面前（那时我还不熟悉他的身世），一股反感情绪贯穿我全身。像看到什么猥亵事物似的。”这似乎不太符合一个艺术青年的正常反应。但到了后来，米沃什又对自己的反应作了修正：“但是，要大声表达我的爱憎，那时也太难了；我也不能够把它们说清楚。于是我接受了惯例，凡是现代的都是极好的，而我对于凡·高的一刹那的愤激，始终是一件个人的可耻的秘密。”（米沃什《青年人和神秘事物》）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谁又没在自己年轻时犯过同样的错误呢？可怕的艺术敏感力、判断力并不时时相随。

不到一年的时间，奖学金用完了，也没有在巴黎找到合适的工作，他必须重回波兰。“在巴黎的一年是期待的一年，而不是出成果的一年。我并不想回到悲哀的风景，充满浓云和噪鸦的忧郁的天空。”但他需要工作，需要一个稳定的处境来为自己的写作带来必要的时间。在他启程的那一天，他最后一次见到奥斯卡，像一只文雅的老鹰，站在“歌剧院”地铁站的台阶上，向切斯瓦夫道别。

“你说，这场战争将在1939年开始，要打5年之久，那么谁会幸存下来呢？”切斯瓦夫问。

“你会幸存下来。”奥斯卡说。

1939年的春天一到，奥斯卡的讣闻便传到了切斯瓦夫·米沃什的耳中。这位对街头的麻雀、对儿童、对树木、对“云彩兄弟”充满着兄弟之爱，能为诗、美而流下激动眼泪的现代隐士，在战争来临之前离去，似乎不忍再看这悲惨世界一眼。切斯瓦夫·米沃什陷入无限的哀思中，为这位拉普拉斯旅馆时期的引路者，一个二十三岁的满怀强烈希望的青年的神秘导师。“有一个教我不要绝望的人，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他一直庆幸自己能在少年时期遇到这样一位具有强有力的人格的隐士，从奥斯卡那里，米沃什理解了缓慢、谦卑、见证，“他使我对新旧约的信仰有更深刻的认识，谆谆教导我在一切心灵事物中，包括属于艺术的一切事物，要有一个严格的、苦行主义的等级制度，”他说，“我按照自己谦卑的天平，由此得出结论，一个人不应当向前跳得太远，一切都成熟得缓慢；或者是我们总在读者前面多跑一步，或者是我们向前走两步远就超过了他。换句话说，有公共知识和私人知识这样一种东西，写作不过是它的一个百分率。”他同时也理解了奥斯卡的神秘的隐修方式，“如果他继续创作‘文学’作品，他想必会赢得声誉，但是，他服从他的内心冲动，拒绝参加竞技。”“从俗也好，罪过也好，我只能随着自己的时代前进，充其量为将来还会发生什么，插进一两个论据。”（米沃什《青年人和神秘事物》）

四十多年后，当米沃什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台上，列举对他的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时，他提到了两个名字：一个是西蒙娜·薇依，一位热爱上帝的苦行主义者；另一位就是奥斯卡·米沃什 ，“一位巴黎的隐士和幻想家”。“我的幸运是，我的亲戚奥斯卡·米沃什，一个巴黎的隐士和幻想家，待我几乎像亲儿子一样。我把他当一个先知来倾听”，这是一个“以为怜悯、孤独和愤怒所耗尽的古老的爱来爱自己的人民的先知”。（米沃什《受奖演说》）他曾在奥斯卡主编的《南方杂志》上发过一首诗，他称这是一本“杰出的杂志”。

我又一次倚靠在河堤粗糙的花岗岩上，

彷佛是从地府旅行归来

突然在光亮中看见季节的转轮，

其中多少帝国崩溃了，曾经活着的人也已死去。

没有什么世界之都，这里没有，别处也没有，

被废除的风俗恢复了它们小小的荣誉

至今我才知道人类世代的时间不像地球的时间。

至于我的深重罪孽，有一桩我记得最清楚：

有一天沿着小溪，走在林间的小路上，

我向盘在草丛里的一条水蛇推下了一块大石头。

而我生平所遭遇的，正是迟早会落到

禁忌触犯者头上的公正的惩罚。

——（《路过笛卡尔大街》 绿原 译）

时隔差不多半个世纪，当米沃什回忆起他的第一个巴黎之旅，内心充满了沧桑后的释然。在他1984年为自己所选的诗集《被拆散的笔记本》中，他将这首诗置于篇首。没有什么世界之都，多少王朝崩溃，多少英雄死去，世界的中心只在那小小的风俗之中——在那里，一个小小的禁忌，都可能成为命运。

拉普拉斯时期之后，和他的国家一样，米沃什进入真正内心的狂暴时期。拉普拉斯，作为人生的一个节点，一段真实的细节，还原了诗人的一段青葱岁月。这也许只是个平凡的起点，这些细节里却预示着诗人后来所成就、所承受的一切。

华沙，华沙

在获得奖学金赴法国留学之前，米沃什曾在维尔诺的泰凡·巴托雷大学学习。这位法律系学生和他的朋友们创办了一份名为《火炬》的文学刊物，和一个同名的文学团体“火炬社”，号称波兰文坛的“灾难主义诗派”。“我们一群人当时是左倾分子，自成一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预言全世界即将面临一场空前的浩劫。”（台湾版《禁锢的心灵》）1936年从巴黎回国后，他开始在波兰电台文学部任职，并出版第二部诗集《三个冬天》。他已被公认为他那一代人中最有天赋的作家，似乎一个不错的前程正在这位年轻人面前审慎地展开。然而，战争的烟尘即将在欧洲上空腾起，“对于敏感的人来说，空气中浮动着恐怖的味道”。米沃什在一首写于1936年的诗作《庄严的河流》中，透出了惊人的预见性：“像白色悬崖的焚尸炉”，烟从“死去的胡蜂的蜂巢”中散出。

1939年初，当几个波兰青年从收音机里听到希特勒的演讲后，他们已经清除地知道了自己将要面临的命运。8月23日，德苏两国签订了里宾特洛甫一莫洛托夫密约，就瓜分波兰达成了协议。9月1日，纳粹军队闪电入侵波兰，苏联也从东部进入波兰，德军攻陷华沙，维尔诺处在红军统治之下。不久，希特勒对苏联开战，而波兰军队已完全没有还手的余地。“对波兰两面夹击的战争像在蚂蚁山上放了一把大火，成千上万饥饿与恐惧交加的人们挤满道路：军队溃败，士兵争相逃命，警察脱掉制服也跑开了，妇女们在人群里拼命找她们的丈夫，想参战的男人们却找不到军队。成群的人们从东部逃向德国占领的西部地区，同样，也有另一批人们从德占区逃向苏联控制的东部地区。也许只有在20世纪才可能出现这种标志着国家末日的大混乱。”米沃什在《被禁锢的头脑》一书中写道。

1939年的决定性失败，使整个华沙城笼罩在一片垂头丧气和恐怖的气氛中。战争初期，米沃什曾短期回了一趟维尔诺，他发现红军统治下的维尔诺已经面目全非，他的那些先锋派的诗歌小圈子，已像“纸房子一样倒塌了”。他只好匆匆逃离，穿越四道封锁线，回到华沙，并加入左派抵抗组织。他参加秘密的文学社团，编辑了一本抵抗诗文集《不可征服的歌》，并着手翻译雅克·马利坦的《穿越灾难》。他还记得，有一次，他刚在一家咖啡馆参加完地下小组活动不久，盖世太保便跟踪而至，逮捕了咖啡馆里所有的人，包括一位右翼的文学编辑。“他被枪杀在华沙附近的一座森林里：沙地、松树、行刑的口令。”（《米沃什词典》）逮捕、监禁、暗杀、集中营……人们对这些概念渐渐习以为常。有一次米沃什和他的几个朋友刚从一位乡下朋友那儿回来，他们漫步华沙街头，感受着生活的短暂的惬意。“这是一个美丽的夏日的早晨。我们并不知道这天将成为我们城市的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而被记住。当我刚进屋关上身后的门，我听到来自大街上的尖叫声，从窗户看过去，我看见一场全面搜捕正在进行。这是送往奥斯维辛的第一批搜捕。后来数百万欧洲人在那里被杀害。此时，集中营的工作才刚刚开始。这天在大街上被抓住的第一批遭放逐的人们似乎没有一个活下来。”（《被禁锢的头脑》）

随着战事的发展，波兰的大多数城市和国土变成希特勒帝国的一部分。差不多五年半的时间里，波兰人民生活在一种任何文学或历史经验都无法准确描述的高压和恐怖之中。“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超出了最大胆的、最毛骨悚然的想象，为我们熟知的古老的有关恐怖的描写只能使我们对其天真发出微笑。德国人在欧洲的统治是残酷无情的，但什么地方也比不上在东欧的那种残忍残暴，”米沃什说，“我们仍然活着，因为我们是作家，所以我们试图去写。事实是，过不久我们当中就有一个人退出来，被遣送到集中营或被杀害。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像被流放到飘浮的冰块上面；不敢去想这冰块什么时候便会溶化。”（同上）

…………

我们注定要活着，当场景 

变得暗淡，一个希腊废墟的轮廓 

把天空弄黑了。这是正午，漫步

穿过一座黑色的建筑物，你看见工人们

坐在一束狭窄的阳光燃起火的

地板上。他们拖出一些

厚厚的书，把它们当桌子

开始切着面包。这时一辆坦克

隆隆驶过，一辆电车回应着。

这首诗写于1941年的华沙，题目是《一本废墟里的书》。一座座黑色的建筑，或毁于炮火，或毁于“最近的一次强风”。发霉的骷髅、手榴弹的残片、机械和混凝土的森林……在这一切之上，一本从废墟中散落的书，仿佛聚集了全部的灾难和救赎的希望。然而游荡在欧洲上空的战争的阴云几乎让一切希望都化为绝望。1943年，作为华沙犹太区惨案的目击者，那巨大的人性灾难穿越了米沃什漫长的一生，每当他沉醉于生活的幸福时光时，总是情不自禁地回忆起那令人惊愕的时刻。“常常，当我坐在巴黎一家咖啡馆的露台上，或是步行穿过这座大都市时，会陷入某种摆脱不了的思绪。我看着身旁过往的淑女们，看着她们华美的秀发，她们骄傲地扬起的下巴，她们线条柔和，召唤着愉悦和欲望的细长咽喉——每当这时，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一个同样年轻的犹太姑娘。她大概二十岁左右，身材丰满，光彩照人，成天兴高采烈。当时她正举着双手，胸膛前挺，沿着街道奔跑。她尖锐地叫喊着‘不！不！不！’死亡的必然性超出了她的理解力——一种来自外部的必然性和她毫无准备的身体没有任何关系。在她的叫喊声中，党卫军的冲锋枪子弹把她击倒在地。”（米沃什《诗的见证》）

1943年，青年米沃什写下了他作为见证者的著名诗篇——《菲奥里广场》，诗中写道：

……

我想到了菲奥里广场

在华沙的旋转木马旁

一个晴朗的春天的夜晚

变成了狂欢节的曲调。

欢乐的旋律淹没了

从犹太区围墙齐发的炮弹声，

一对对高飞在

无云的天空。

火堆吹来的风时不时

会把黑色的风筝刮起，

骑着旋转木马的人们

抓住半空中的花瓣。

那相同的热风

吹开姑娘们的裙子

人们大声笑着

在美丽华沙的星期天……

             （张曙光 译）

康波·代·菲奥里，这个曾经对布鲁诺执行过火刑的著名广场，被米沃什从罗马移植到了华沙。诗作描写的是1943年华沙犹太人起义的情景。德军占领华沙后，用铁蒺藜和10英尺高的围墙建起了犹太区，把犹太人看管起来并准备处决。自1942年7月22日开始，德军每天向特雷布林卡死亡集中营输送5000名犹太人。1943年4月19日，党卫军头目希姆莱为庆贺希特勒的生日，对犹太区发起一次特别行动，遭到了犹太人的顽强反击。经过近一个月的战斗，约1.3万华沙犹太人牺牲。一边是纳粹德军用重武器和火焰喷射器对犹太区的清洗，在一墙之隔的广场上，一些市民就在滚滚浓烟中欢笑着骑木马或荡秋千。曾有人断言，是米沃什臆造了这一情景，而另一位华沙人、哲学家柯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