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档案：李鸿章访问**
维特伯爵 在陛下即将举行加冕典礼之际，各国按照惯例都派出代表前来俄国祝贺。这些代表大部分是王室成员或者权位最高的国家官员。中国派来的是李鸿章，这是一位最卓越的国务活动家，当时在中国身居首屈一指的高位。因此，派李鸿章前来参加加冕典礼，意味着中国非常感谢我们年轻皇帝在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提供借款事务上对中国的帮助。 当时，我们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已经修到贝加尔湖以东地区，必须解决朝哪个方向继续往前修的问题。我很自然地产生了通过蒙古和北满领土直接将铁路修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想法。这一方案可以大大缩短西伯利亚大铁路的长度并加速铁路建设的进程。这样，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确就能成为一条世界性的运输大通道，它可以把日本、整个远东地区与俄国和欧洲连接起来。全部问题都在于要通过和平的、商业互惠的途径来达到这一目的。我倾心于这一想法，并将这一想法告诉了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后来也奏明了陛下。 正值此时，我前面已经说过的巴德马耶夫医生到自己的故乡布里亚特去了一趟，他一直都希望通过恰克图直接将铁路修往北京，所以他认为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是不重要的。我当然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因为：第一，我认为必须把我们和符拉迪沃斯托克联结起来；第二，我认为一旦铁路通向北京必然会激起整个欧洲反对我们。并且根据亚历山大三世皇帝的想法，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这件事本身根本不具有军事政治意义，而只是一项涉及国内政策的具有经济意义的工程。也就是说，亚历山大三世皇帝希望以这条铁路为捷径把我们的一个边疆区——滨海州与俄罗斯连接起来。换言之，无论在亚历山大三世皇帝眼中，还是在尼古拉二世皇帝眼中这条铁路都只有经济意义、只有防御意义，而绝无任何进攻意义。特别是这条铁路不应该成为再行侵占任何领土的工具。 巴德马耶夫医生到蒙古和北京去的时候，在那里表现得很不得体，言谈模棱两可，所以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和我都先后与他断绝了一切往来，我们认为他是一个既聪明又狡猾的投机者。 当李鸿章离开中国（这是他第一次离开中华帝国）快到苏伊士运河的时候，我禀奏皇上说，如果能让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前往苏伊士运河迎接李鸿章就太好了，因为他过去就认识李鸿章，二人关系不错。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良机，而且也必须这样做，因为据我所知其他国家，即英国、法国和奥地利都千方百计地想拉拢李鸿章，他们想让李鸿章先去欧洲再到彼得堡。我则相反，希望李鸿章在来我们俄国之前不到任何地方去，因为我很清楚，如果他先去欧洲的话，就会受到那里各国人物的各种阴谋诡计的影响。 陛下同意了我的想法，责成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前往迎接李鸿章，临行前乌赫托姆斯基找我详细商量了迎接事宜。而皇帝希望这一切要做的不露痕迹，于是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就前往欧洲，在那里乘坐一条轮船（看起来像是前往马赛）前去迎接李鸿章，在苏伊士运河出口处他与李鸿章会面。之后，虽然李鸿章接到要他去欧洲各港口的邀请，但他还是坐上了我为迎接他而准备的俄罗斯航运贸易公司的船，带领自己的全部随从和乌赫托姆斯基公爵一起抵达敖德萨。 因为敖德萨是李鸿章抵达的第一个俄国城市，所以我希望在这里为他安排一次隆重的欢迎仪式。我将此想法禀奏皇上，说按照李鸿章的官阶，不妨派我军仪仗队来迎接这位显贵，使他通过这种方式第一次看到我们的军队。皇帝同意了这一建议，下诏着陆军大臣万诺夫斯基办理。 这时我发现侍从将军万诺夫斯基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都产生了官场上特有的那种嫉妒心理。侍从将军万诺夫斯基接到我的通知后，给我回了一封信，信中说尽管他已奉旨做了安排，但很想知道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向陛下奏报的时候插手军事问题，插手陆军部的问题，因为军人仪仗队的事宜属于陆军大臣的权限，而不在财政大臣的权限之中。 至于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则希望李鸿章在敖德萨等待加冕典礼，或者让他直接到莫斯科去等待加冕典礼，但绝不让他来彼得堡，因为他完全不必在加冕典礼前抵达彼得堡。 这时，尽管其他国家邀请李鸿章在出席加冕典礼之前访问欧洲，但李鸿章还是径直经敖德萨来到俄国，他之所以能够先来俄国，正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希望并派了乌赫托姆斯基公爵前去迎接。此外，既然要进行谈判，那么就应当安排在加冕典礼之前，因为在典礼期间每天都会有各式各样的庆典，很难进行谈判。 由于以上原因，我再次启奏皇帝，请他允许李鸿章径直前来彼得堡。 李鸿章到达彼得堡就西伯利亚铁路通过中国领土问题我与李鸿章的谈判尽管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反对我的意见，皇上还是准许李鸿章直接来彼得堡。于是我安排李鸿章乘坐特别专列抵达彼得堡。 皇帝陛下令我与李鸿章谈判，所以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根本没有与他进行任何谈判，而且他同李鸿章也谈不了什么，因为当时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对我们的远东政策和我们在远东要解决的问题根本不了解，而且丝毫也不感兴趣。 李鸿章先到财政部大厦与我会晤，因为我当时是财政大臣。我对他做了回访，之后我们见了几次面，并就协调俄中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政治性的交谈。 从第一次谈判开始就有人告诉我，同中国官员谈判首先要做到的是千万不要着急，因为他们认为着急是没有风度的表现，什么事都应当从容不迫，一切都要遵从各种中国礼仪。 所以，当李鸿章走进我的客厅时，我身穿文官礼服，立即出去迎接。我们热情地相互问候，深深地相互鞠躬。接着我引他来到第二间会客厅，并令人献茶，一切都十分正式隆重。我和李鸿章坐了下来，他的所有随从和我方的官员全都站着。然后我问李鸿章要不要吸烟？这时李鸿章发出了一个类似牡马嘶鸣般的声音，只见两名中国人立即从旁边的房间里出来，一人拿着水烟袋，另一人拿着烟丝，接着开始了吸烟仪式，这个仪式的特点在于：李鸿章端坐不动，只管用嘴吸烟吐烟，而点烟、拿烟袋、从他嘴里取出烟嘴再把烟嘴递到他的嘴里，这些完全由身边的中国人毕恭毕敬地服侍。 李鸿章想通过这样的礼仪来使我产生强烈的印象。我当然也表现得相当平静，做出一种泰然处之的样子。
自然，同他首次会晤时我根本没有接触正题，我们之间只是一个劲儿地寒暄。他问及皇帝陛下的健康状况，皇后陛下以及皇子们的健康状况。而我则问起清朝皇帝、皇太后以及皇帝所有亲属的健康情况。我们第一次会晤时所谈的仅仅是这些。 之后，在第二次会晤时，李鸿章同我比较熟悉了，看到所有这些仪式并没有对我起什么特殊的作用，于是同我谈话也更坦率，也不再过分拘泥礼仪了。特别是到了莫斯科之后，我们的关系更加亲近，双方见面时已经很随便了。 对于李鸿章我可以这样评价：我在国务生涯中见过不少国务活动家，其中有些人是要名垂青史的。我认为李鸿章是这些人中比较卓越的一位，他的确是一位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当然，他是一个中国人，没有受过一点欧洲教育，但受过博大精深的中国式的传统教育，主要的是李鸿章有着健全的头脑，善于清晰地思考。正因如此，他在中国历史上，在治理国家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时治理中国的实际上就是李鸿章。 于是我开始同李鸿章谈起：我们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好处，由于我们助一臂之力，中国才得保持领土的完整，我们既宣布了保持中国完整的原则，就将永远坚持这一原则。但是为了保证我们践言，首先必须保证在意外事件发生时我们真正能向中国提供援助。而如果没有铁路，我们就不能给予这种援助，因为我们的全部军事力量都配置在俄国的欧洲部分，并且将一直驻扎在那里。所以，一方面必须保证在必要时我们能够从欧俄部分调集军队，另一方面也必须保证我们能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调集军队。我还提到，在中日战争期间，虽然我们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动部分军队向吉林开拔，但是由于没有交通线，军队行动非常缓慢，以至于我军还没有到达吉林，中日战争就已经结束了。最后一点是，为了补充阿穆尔边区的兵源，我们需要在那里往返调动新兵。 可见，要使我们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我们首先需要一条铁路，需要一条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捷径。为此，这条铁路必须经过蒙古北部和满洲。此外，这条铁路在经济上也是需要的，因为它能提高铁路沿线我们俄罗斯地区的生产力，也能提高铁路沿线中国地区的生产力。最后这条铁路大概也不会招致日本方面的任何反对（后来的事实也是如此），因为这条铁路从实质上说将把日本和整个西欧连接起来。众所周知，日本早就与欧洲文明融合了，至少在对外政策和各种技术问题上是如此。所以修筑这样一条铁路只会受到日本的欢迎。 不言而喻，李鸿章提出了各种异议。但是，从与他的谈话中我能看出，如果我们的皇帝也希望修这样一条铁路的话，李就会同意的。因此，我对皇上说，他最好接见李鸿章。皇上接见了李鸿章，但可以说是私人性质的接见。所以当时的官方报刊根本没有提到这次接见，整个过程不为任何人所知。 我清楚地记得在举行加冕典礼之前，曾因什么事举行了一次有皇上参加的庆典仪式，他是在皇村接受祝贺的（这是在皇上赴莫斯科之前的事）。在举行祝贺时，所有参加典礼的人都鱼贯而入，觐见皇上。当我走到陛下跟前时，皇上向我伸出手来，他的眼睛闪出光彩，几乎像耳语似的对我说：“李鸿章上我这里来了，我同他谈了。” 与李鸿章谈判的结果后来我又同李鸿章会面，我们把一切都谈妥了，并规定了以下对华密约的原则。 第一，中华帝国允许我们通过其领土修筑一条从赤塔直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但是铁路的修建应交由私人公司承办，因为李鸿章断然拒绝了我的建议，不同意这条铁路由官方修筑，不同意这条铁路公营或归国家所有。为此我们成立了中东铁路公司，当然这个公司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一直完全处于国家掌控之中。但是因为它名义上是私营公司，而所有的私营公司又都归财政部管辖，所以那里的官员不是国家公务员，他们或者同私营铁路公司的职员处于平等的地位，或者被列为派驻私营中东铁路公司的职员，正像交通部管辖的交通工程师在俄国欧洲部分的私营铁路公司中工作一样。 第二，我们将在这条铁路两旁划出一段土地供铁路运行之用。我们是这段划出的土地上的主人，也就是说这段土地属于我们，归我们支配，我们可以在这里配备警察，设置卫戍，亦即建立所谓中东铁路护路军。但是划归铁路的土地数量只能是铁路运营所必需的数量，在这一段土地上，俄国确切地说中东铁路公司是主人。铁路的最后走向将根据勘查情况来确定，但不管怎样，这条铁路将是由赤塔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条比较直的线路。中国不为铁路的建造和经营承担任何风险。 另外，我们必须承担义务，保护中国领土免受来自日本方面的任何侵略威胁。这样一来，我们就同中国建立了针对日本的防御同盟。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同李鸿章谈判中达成的实质性的原则。这时，动身赴莫斯科参加加冕典礼的时间临近了，李鸿章携带其全部侍从和奉派照料他的官员前往莫斯科。 拟定书面协议我向皇帝陛下禀告了我同李鸿章谈判的成果，皇上授权我与外交大臣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交换意见。 我来到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处，告诉他我授权通知他（这点他显然已经知道）我和李鸿章已经就所有的条款达成了协议，但只是口头协议，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拟定书面协议。就在这时，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的才干使我深为折服。他问我：“您能否从头到尾详细地给我讲一讲，你们都谈妥了什么？”于是我把我们就各点达成的协议从头至尾详细叙述了一遍。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听完我的叙述，立即拿起笔来逐条拟定了整个协议的内容。我看完这份协议，它条分缕析，行文准确令我吃惊。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把我所讲的内容以清晰的条理和顺畅的语言写成了文字。接着他把起草好的协议草案递给我，并说：“请您看一看，这样写是否合适，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我只能说：我没有任何修改意见，因为您已经把所有的问题都写得非常恰当，就好像您亲自跟李鸿章谈判过一样。接着我又补充说，如果我自己来拟定协议草案的话，可能要花比他多得多的时间，恐怕还不如他写得那么贴切。于是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告诉我他明天就把这份协议草案呈递给陛下，如果皇帝同意的话，就通知我。 第二天，我从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那里拿到了协议草案，但是令我十分吃惊的是，原来写的一项条款做了变动。原来的写法是：我们同中国结成针对日本的防御同盟，一旦日本进攻中国或我国的滨海领土，我们应当保卫中国，而中国同样也要保卫我们。但在拿给我的协议草案中这一款已经没有直接提到“针对日本”，而是说一旦有某一方进攻中国或我国的滨海地区，中国有义务保卫我们，我们也有义务保卫中国。 该条款的这种表述令我吃惊，因为两者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一个是同中国缔结仅仅针对日本的防御同盟条约，另一个则是针对所有列强的防御同盟条约，因为中国和英国也有关系，英国与中国相邻，它们之间经常发生各种纠葛，不断出现问题（如关于西藏的纠葛一直持续到今天）；此外，中国和我们的同盟国法国之间也存在着麻烦，因为法国在印度支那占领着东京这一领地。而其他欧洲国家也有某些殖民地或各种各样的租借地等。所以我们承担保护中国免遭一切列强侵略的义务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协议签订，如果某个列强知道了这一条款的内容，那么我们就会招致许多欧洲国家的反对。 因此我立即前往觐见皇帝，禀告说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在我向他叙述了同李鸿章商谈好的一切原则之后，已经拟出了书面协议，并且让我过目，我已经同意。但是现在这一协议中有一项条款已经做了修改，而且做了非常危险的修改。 皇上对此表示理解并说：“您去找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谈谈这个意见，说服他按照原来的措辞拟定协议草案。”我告诉陛下自己很难完成这一任务，因为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的年龄跟我父亲差不多，他的地位、他的职衔都比我高得多，此外全部谈判都是由我进行的，现在由我去纠正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做出的决定，这肯定会把他惹恼，从而更反对我的意见。当然，我其实没有什么理由害怕，不过，这对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而言毕竟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最好还是陛下亲自与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谈谈。皇上说：“那我就亲自跟他说吧。” 在此之后不久我们就前往莫斯科参加加冕典礼。 我比陛下先到莫斯科，李鸿章比我到得更早。我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与加冕典礼有关的各种官方庆典上，花在与李鸿章的周旋上，我觉得把我已经开始的谈判进行到底这是一件有关国家决策的大事。因为一方面，俄国可以修筑一条直通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而不必向北沿着阿穆尔河绕一个大弯；另一方面，俄国可以和中国这样毗邻的巨人建立一种稳定的、不可动摇的关系。 陛下来到莫斯科时举行了盛大的入城仪式。按照传统，陛下和皇室人员都住在涅斯库奇纳宫，于是我立即前往皇帝那里奏报。 我刚到皇上那里，陛下就对我说：“我已经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谈过了，跟他说了我的意见，并说有一条的内容是：我们不仅要承担保护中国免遭日本侵略的义务，而且要承担保护中国免遭其他国家侵略的义务，这一条对我们是不利的。公爵完全同意这一看法。所以协议草案的这项条款将由洛巴诺夫按照您原来确定的原则进行修改。”皇帝对我说得十分肯定，所以我认为对此可以完全放心了。在和皇帝谈话后我与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见过好几次面，但是我们谁也没有再提起这一问题。 此后，我又与李鸿章进行了谈判，希望在与中国缔结我前面已经说过的允许我们通过中国领土修筑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铁路这一具有高度政治意义条约的同时，建立中俄友好防御同盟。由于根据这一协议，中国向私营公司提供铁路租让权，所以，我决定把这一租让权交与当时已经建立并且已经开始对外营业的华俄银行，这样一来必须规定一个办法，一方面使李鸿章所代表的中国政府能够向华俄银行提供修筑中东铁路的租让权，另一方面使华俄银行能通过一项特别的协议把这一租让权转让给中东铁路公司。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中国皇帝批准中东铁路租让权之前，不可能组建中东铁路公司，因此李鸿章不能向一个尚不存在的中东铁路公司提供铁路租让权。中东铁路公司只有在铁路租让合同完全生效之后才能成立，而租让合同还没有拟定，要想同李鸿章尽快签订合同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许多细节问题还没有详细研究。我希望自己手中有两个文件：第一个是中国承担义务让俄国公司通过蒙古和西伯利亚修建中东铁路的中俄密约；第二个是中国政府和某个俄国公司签订的修筑铁路的协议。在当时情况下承办这一铁路的最合适的机构当然就是华俄银行，为了不让华俄银行独享这一非常宝贵的权利，我同时又起草了一个与华俄银行的协议。根据这一协议，华俄银行要把所有这些权利都转让给由俄罗斯国家建立的中东铁路公司。 这样首先必须与中国全权代表、中华帝国的首席官员李鸿章签订一个一般性的秘密条约。签约的日期定了下来，俄国方面的全权代表是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和我，中国方面的全权代表是李鸿章，他已经收到了来自北京的授予他全权的电报。双方代表应该齐集外交部，按照在这种场合通行的惯例和手续签署条约。这样的条约通常用特殊的纸张书写，要写得特别仔细、漂亮，由双方全权代表签字盖章。 与中方签订西伯利亚铁路通过中国领土的条约预定的日期到了，我们齐集莫斯科，来到了在加冕典礼期间为外交大臣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租用的大楼里。一方面是俄国全权代表及其率领的官员，另一方面是李鸿章及其随从。当我们一起在桌旁坐下来之后，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就对大家说，我们即将签署的协议十分重要，各位全权代表，即他本人、我和李鸿章都已经知道，所以他就不必再宣读了，李鸿章手下的工作人员已经看过条约文本，他们可能已经告诉李鸿章条约文本写得非常准确，他的秘书们已经检查过了，现在我们只需签署条约。不过，李鸿章的工作人员是否还要把它宣读一遍？ 于是就把一份文本交给了李鸿章的随从人员宣读（在这种场合通常有两份文本，一份是给我们的，另一份是给中国的），我拿起了我们要签署的那一份文本，目的是要检查一下涉及我们承担义务保护中国免受突然侵犯的那项条款是否同初稿的措辞一样，即我们只承担保护中国免受日本侵犯的义务。 可是令我大吃一惊的是，这一条款与初稿并不一样，仍然是按照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的修改稿拟定的，而我曾请求陛下出面让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把这一条款的措辞恢复原状。我前面已经讲了，皇上到莫斯科后曾对我说他已经将此事告知照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而公爵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同意按照初稿的措辞拟定这一条款。 我走到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身边，把他叫到一边，对他耳语说：“公爵，这一条款没有按照皇帝的旨意改过来。”我原以为，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是故意这样做的，没想到他猛地敲了一下自己的前额说道：“哎，上帝啊，我忘了告诉秘书让他们把这一条款改回初稿的措辞。”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丝毫没动声色，看了一下表，已经12点一刻了，他拍了几下手掌，几个人闻声进来，他吩咐道：“现在进餐。”（因为原来约定条约签订后在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这里进餐）。接着他对李鸿章和在场的其他人说：“现在12点多了，我们先用餐，不然菜凉了就不好吃了。我们吃完饭后再签字。” 我们大家同去进餐，只留下两名秘书，我们用餐的时候，他们又把条约改写成初稿的措辞，即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根据我在彼得堡的意见所写的那样。这样一来，餐后摆在桌子上的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两份条约文本了，而是有一款已经做了修改的文本了，这就是新写的同初稿一样的文本。以李鸿章为一方，以我和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公爵为另一方签订了条约。 这个条约是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如果我们遵守条约的话，俄国当然不至于经历一场耻辱的对日战争，我们将在远东牢牢地站稳脚跟。但是我们自己背信弃义，也可以说轻率地违背了这个条约，以至于在远东陷入了目前这种境地。这点我下面还要谈。 条约签署后需由中国皇帝和俄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