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北京国际新闻摄影周：一个被国人遗忘的历史瞬间

这几天，第3届北京国际摄影周在中华世纪坛如火如荼地举行。但是，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早在1988年的北京，天安门附近的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就曾举办过一次堪称改变中国摄影方向的大规模摄影展览，名为“北京国际新闻摄影周”，当今摄影界的风云人物在回忆那段时光时无不认为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中外摄影交流盛宴。高质量的展览作品、国内外知名摄影人、系列专题讲座给中国摄影界带来冲击与改变直接影响了摄影在中国的蜕变与发展。遗憾的是，往日辉煌至今鲜少有人再次提及，1996年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摄影艺术史》对此更是只字未提。今天，我们刊登一篇回忆1988年的那场摄影周的文章，作者巴义尔，曾任当代摄影学会秘书，全程参与了北京国际新闻摄影周，让我们跟随他的文字来一同回忆那段令国内摄影人心潮澎湃的历史片段。

排队买票参观国际新闻摄影周的人们 杨秉政摄

中外精英相会天安门

 

《北京国际新闻摄影周》是1988年11月21～28日期间，中国摄影界与外国摄影界的高层次、近距离的首次接触，当比中国新闻摄影界的“奥林匹克”式的“世博会”。

该活动由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人民日报社、中国日报社、中国青年报社、中央电视台、当代摄影学会等6单位联合主办。摄影周期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举行了三个大型国际新闻摄影展览：《摄影术发明150周年》、《目击者：世界新闻摄影三十年》展、美国《联系图片社新闻摄影十年》展。活动期间美国派来由柯达公司副总裁雷曼德·德蒙林（Raymond·Demoulin）率领的、包括著名杂志编辑、图片社总裁等组成的强大阵容代表团以及由主席尤普·斯瓦特（Joop·Swart）率领的荷兰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代表团。美国联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Robert·Pledge）、马格南图片社总裁福兰斯·何贝尔（Francois·Hebel）、西格玛图片社总裁爱林·拉丰（Elianc·Laffont）等世界著名图片社的总裁都悉数出席。

1988年适逢摄影术公布150周年(1989年)，美国著名的《生活》杂志社随团带来大量的《LIFE——150 YEARS OF PHOTO GRAPHY ANNIVERSARY ISSUE》专辑，与其他摄影展的数百幅经典作品一道，构成了立体的、真实的、原创的外国摄影信息群，令中国摄影人大开眼界。

《目击者：世界新闻摄影三十年》大型展览之后还在广州、上海、武汉、重庆、成都、沈阳、哈尔滨、西安、郑州、太原、青岛等地展出，同样引起轰动。

为什么摄影术发明在法国，而这些有名的展览和摄影经典作品都来自美国？早有专家考证，美国虽然不是摄影术的发明国，但将其带到美国的是美国的电报发明家塞缪尔·莫尔斯，美国人的创新精神给摄影带来了许多革命性的发展。不久，柯达公司就诞生在美国。“在美国，照相馆的数量是书店的14倍，世界著名的摄影家和图片社半数以上在美国”（当代摄影学会会刊《交流·联络》总第9期，1991年）。与摄影相关的电影在好莱坞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当今的互联网、能拍摄的手机，处理图像的苹果电脑等，无不深深地打上了美国的烙印。

1988年11月21日上午10点，雄伟的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三个大型摄影展开幕，在中国改革开放已达十年的热火之际，也依靠着杨绍明（时任当代摄影学会主席）的巨大的人脉资源，展览开幕式的规格很高。全国人大常委会万里委员长出席剪彩，副委员长程思远出席，前国防部长、军旅摄影家张爱萍上将出席，还有几位部委级领导如李定、王枫等，主办单位的领导、社长或总编辑屈北大、谭文瑞、陈砾、冯锡良、徐祝庆、李华等，外方嘉宾悉数出席，美国使馆也派员出席，杨绍明主持。开幕式的空间并不宽敞，又是摄影家们的集合，场面拥挤却也火爆，也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瞬间，这大概是摄影展的“近水楼台”吧？

杨秉政拍到一个精彩的瞬间：张爱萍将军拿着相机对着万里委员长和外国摄影家拍照。大人物带相机出席仪式已属罕见，但在这里却无比亲切和趣意十足。

张爱萍将军在拍摄 杨秉政摄

就摄影活动而言，之前之后的任何活动都没有超出这一次的被关注度。摄影周期间举行了多次讲座和组织全国中青年优秀摄影家在北京地区拍摄，拍摄后与外方专业人员进行了交流。尽管领袖和平民的影像都是通过“摄影”来完成的，但摄影者自身的活动却很少受到这样的高规格待遇以及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它深深地烙上了“中国特色”并验证：摄影与政治其实从来就没有远离，它们相得益彰。

这次活动的策划其实早在两年前就开始了。

杨绍明说：“其实我1988年（1987年获奖）去荷兰领奖时就已经与荷赛基金会建立了很好的关系。而柯达公司是荷赛多年的合作伙伴、资助者，这样，跟柯达的关系也自然挂上了。那年我访问了柯达公司总部，见了《生活》杂志的人。当然，他们肯定早就知道我。”

摄影周之前的一次讲话中，杨绍明说：“我们学会隶属于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它本身就是一个对外友好团体，‘请进来，走出去’是正常现象，我们自己也有机会出去，这样可以扩大视野，增进了解，而只有这样，积极借鉴，‘勇于创新’才不是一句空话。”

杨绍明在现场 李英杰摄

1988年8月5日，在北京长城饭店举行的“中国摄影家访泰情况汇报会”上，杨绍明透露：“由美国《时代》（TIME）周刊、《生活》（LIFE）杂志、《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等著名刊物的编辑或负责人以及美国柯达公司副总裁等摄影界知名人士组成的美国新闻代表团将于今年11月来华访问。在华期间，他们将举办《世界新闻摄影展览》并作关于世界新闻摄影潮流、新闻摄影采访工作、新闻摄影的拍摄以及编辑等一系列学术讲座。”《人民摄影》报发布了这些消息，敏感的中国摄影界开始产生涟漪。

那时，北京国际饭店刚落成不久，位置在长安街上，北京站口，离天安门广场的历史博物馆约两公里，有多功能厅可以搞讲座，二楼设秘书处，楼顶有旋转餐厅，停车场宽敞而且不收费，十分理想。背后东北方向是北京军区的赵家楼饭店，外地来的学员们就住在这里，距国际饭店只有百米之遥。西北方向百米之外的西总布胡同9号便是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和当代摄影学会的办公处。美国代表团财大气粗，自费住在长城饭店。柯达公司驻京办事处在建国门外国际俱乐部，离国际饭店只有一站地。姚依林副总理接见时在中南海，离天安门广场也就一站地。欢迎宴会在人民大会堂天津厅，就在展厅对面。

现在想起来，这样的“地利”省去多少交通之恼？总之，那个秋季，北京长安街的两公里那一段十分热闹。

北京国际新闻摄影周展场 杨秉政摄

由于时任总理的李鹏出访，第一副总理姚依林称“代总理”。接见安排在中南海里，那肯定是这里最为“混乱”的一次与中央领导人的合影了。通常，是大家站好等待着首长来握手，与前排的几位寒暄（那也是安排好的），然后讲话，坐下，照相，走人。哪里想到，这一拨人是一贯给别人照相的，谁也不愿意错过这样的瞬间。于是，好不容易把人群拢到一块，刚站好队要摁快门，就有人跑出来先拍几张再回去，而另外几个也如法炮制。但见一大半人在架子上站着，一小部分拿相机的在对面，永远也凑不齐。当时少有的能够玩大机器、技术过硬的故宫博物院首席摄影师胡锤手拿快门线，急得嗓子都喊哑了。我本来也是站在队列里的，见状马上去帮助胡锤举着灯，一边吆喝着，勉强拍了下来。所以，那张合影里少了几位我们这样的工作人员。

“混乱”的合影 杨秉政摄

事实上，关于举办这次高规格、大容量的国际新闻摄影专业活动在杨绍明的运作下，在许多高层领导的认可、支持下，所有文件的形成、人员的确定、经费的落实、时间表和路线图的制定等等都以极高的效率在进行中。

这三个摄影展览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是经典作品的大集合。对于改革开放不久、渴求新鲜空气的中国摄影界来说是打开了一扇巨大的窗户，包括一些经典名作未经剪裁的原作，让人们看到了原创的功力——我们曾经看了许多年的经过“审核”、“合理加工”的“新闻照片”。

万里委员长出席剪彩 杨秉政摄

 

《目击者：世界新闻摄影三十年》是世界新闻摄影荷兰基金会成立31周年的纪念展览。这次展览近200幅作品是从历年参赛和获奖图片中选出，形象地记录了30年来重大事件和问题，包括美国总统肯尼迪和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谈话的镜头、罗得西亚政府士兵盘问黑人平民、希尔特革命警卫队在德里游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打桥牌等。不少图片第一次不加剪裁地展出，如西贡僧侣自焚的照片，原来背后还有无数的围观者，使其历史内容更加丰富。

《联系图片社新闻摄影十周年》展览又名《越战以后的新闻摄影》，展出作品140幅，该社的主要摄影师也都来到中国，他们中有拍摄艾滋病人的阿龙·瑞宁格、该社创建人罗伯特·普雷基、拍摄甘地夫人被刺以及博帕尔毒气泄漏等重大事件的德利普·梅塔、拍摄了12岁女孩奥马伊拉在那瓦多火山爆发后被重物压身无法得救的痛苦场面的富兰克·福尼尔等。展出作品中还有第23届奥运会3000米长跑选手玛丽·德科尔跌倒后的痛苦表情、“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失事、危地马拉群众欢送教皇保罗二世的狂热场面等。

《摄影术诞生150周年》展览是美国《生活》杂志为纪念摄影术诞生150周年而组织的回顾性展览，搜集了80幅珍贵的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和资料照片，与前两个摄影作品展一道，加上《生活》杂志“摄影术诞生150周年专刊”，构成了关于摄影的最权威、最全面的功能展示。

此前中国大部分摄影者只是通过一些印刷粗糙的杂志或报纸上知道有这样一些照片，这一次目睹了真迹以及作者，不啻于追星族见到了心中的偶像。

展览现场 李英杰摄

燃情岁月定影在脑海中

 

那段经历让人心动，所以回忆也是生动的。

法国人富兰克·福尼尔（联系图片社）十分怀念那次活动，至今把杨绍明送他的工艺品摆在自己的电脑上。

根据分组安排，富兰克·福尼尔（联系社摄影师）是第5组的外方指导专家，采访地点是首钢、佛学院。有学员回来说，很多人上高楼拍摄，打开窗户后拍完就走，福尼尔不做声地跟在后面一一关上。还有学员把柯达胶卷的外包装随地扔掉，福尼尔依然捡起放到远处的垃圾筒里。

王文澜回忆道：

“我有幸分在富兰克·福尼尔的组里，采访首钢时，我习惯地在一个固定角度上等待理想的镜头，他却几次推我：要移动、再移动！千万不要被一个角度束缚自己。因为你在一个点等候时，别的点也许正在出现许多好的镜头。”

最让人难忘的是观众太多而把巨大的展板挤倒（由于展厅内墙展线不足，故在厅内搭建假墙）。

王文澜是展览组负责人。他在展厅里看着美方专家布展，在那些拿着卷尺和水平仪的专家们面前我们似乎插不上手。一切都是我们先前未见过的：所有的展品都带着装裱好的框子，按顺序装在有隔断、有柔软内衬的、带锁可托运的硬壳箱子里，抽出来按编号摆放即可，撤展时同样方便，既安全又准确。我们的展览那时还停留在手工作坊阶段。

布展中 李英杰摄

但是，王文澜终于发现问题了：挂的照片太低，展览时可能会出问题。回答是：我们按国际惯例，展览标准线是1.542米，这样的高度观看效果最好。王文澜和展览组的几位一齐劝阻，讲明中国国情不同，直到争执得红脸，才勉强提升到1.65米，绝对不能再提高了。

展览开幕了，工作人员听到最多的议论就是“看不见照片，人比照片多的多，好容易挤进去了，看到的还是人”。展场里三层外三层，展场外排大队到了广场上还折几个弯。天安门广场派出所惊了：什么事？一查，原来只是个摄影展览。立刻关掉！有人耳语：“＄◎※＃○÷№‰㎏……如此这般”。……那让他们主办方来人补办手续。慢条斯理的许涿出面，拿着主管外事的吴学谦副总理、中央外事领导小组、中央统战部的批复文件和主办单位介绍信，总算把这片地面上的人摆平。我的11月25日晚上例行开会的纪录上写着：“许涿说，每天万把人，展览已经延期，外国人意犹未尽，想再停留几天……明天人更多……”。果然，王文澜的担忧和许涿的预见都灵验了。

王文澜回忆：

“到了26日（星期天），工作人员成了众矢之的，成千上万的观众看不到照片，把气都撒到工作人员身上。他们自己举起展品到头顶让大家看，有的观众逆行观看，否则在场内也要排几十分钟队才能看完。到了下午3：40分，随着一阵木板的破裂声，一大排展板轰然倒塌！当时我的心情难以名状：作为摄影记者，我应该纪录下这一刻；作为工作人员，我应该让这一瞬间永远不出现。但这两方面我都失职了。”

而那一边，普雷基们却欢呼雀跃，扔帽子，拥抱：展览居然有这么大的魅力！这在世界各地都是没有出现的盛况啊。他们特有成就感。见到王文澜，立刻服输了，示意展线过低了，又作了一个拿望远镜朝天花板看的动作，意思是要挂到那么高的地方……当晚，普雷基拿着卷尺收拾残局，干到很晚，把展线提高到1.90米。王文澜不无得意，普雷基耸了耸肩：“我没想到十亿中国人都来看展览了……”

金涌回忆道：

“北京国际新闻摄影周”开幕那天，我碰巧和四位大师撞在一块，被里三层外三层手拿照相机激动得不成模样的同胞们团团围住，简直有点喘不过气来。“

我想换一个角度告诉朋友，除了深邃的思想、敏锐的眼光、精湛的技艺、闪电般的行动以及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的职业道德外，诸位大师繁忙摄影报道生活的另一面。

大卫·伯耐特（美国联系图片社副总裁）是第一次来中国。很幸运，被分配到我们组。头一天随他去北京站，才10分钟就有人拍完了一卷柯达反转片。他却稳坐泰山，像是在寻思什么，突然像弹簧一样冲上去，几乎是百分之一秒间，又泄气地垂下手。看踏实了什么，又是一个饿狼般猛扑，马达响处，一卷告完。对于拍摄对象的反应，大卫·伯耐特是“微笑”战术：见到不愿被拍照的人就伸出手来用刚学的汉语说“你好”，一切就此化解。“朝被摄者动怒是最愚蠢的”，他坚信不疑。

 

阿龙等在看展览 李英杰摄

有学员把自己的“作品”拿给外方专家看，希冀得到赞许。但大部分照片都是被快速地摇着头“浏览而过”，极少被照片吸引。有些“大胆”的学员——彼时都是国内各媒体的骨干摄影力量，自认为是“腕儿”的就问：我这照片不好吗？反问是：你想表达什么？我在照片上看不出任何信息……更何况，焦点不清晰，层次太少，光影关系不清晰，主体不突出……学员说，我是想表达××……说了几分钟仍然让人一头雾水。难道你要对每一个读者这样解释吗？最后一位学员把照片“解释”清楚了，阿龙·瑞宁格说：“好吧，我终于明白了你的意思，但这张照片是失败的”。

显然，我们的记者对摄影语言的掌握运用还有待提高。想到了是一回事，用图片表达出来是另一回事。除去文化差异的因素外，只能说明我们被封闭的时间太久了。

阿龙·瑞宁格（联系社副总裁）则是另一种风格：对组员要求严格，凡是出去要请假，见到拿广角镜头的就作出一个“扔到垃圾筒”的手势。

梅塔（印度人，联系社摄影师）具有东方气质，比较温和，但同样对自己严格：展览开幕前的晚上8点钟，正在展厅忙乎的他突然想到9点要和学员看照片的约定，没有车，他就一路小跑从天安门赶回两公里外的国际饭店，学员们看着气喘吁吁的“大师”，感动得无语。

人民日报社《新闻战线》杂志编辑许林是本次百余名学员之一，也是当代摄影学会骨干之一，他在《镜头跨越太平洋》一文中写道：

初冬的天安门广场，一幅大得可观的广告照片，载着里根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的形象，竖立在中国历史博物馆门前。

这次活动中引人注目的是三次大型业务讲座。从21日到24日，美国专家在国际饭店多功能厅为中国编辑、记者分别做了题为“世界新闻摄影的发展趋势”、“新闻图片的编辑”和“摄影记者的采访”专题讲座。讲座采取放映大型声像幻灯片、主讲人演讲、听讲者提问和主讲人答问的方式。

这次美国人放映的幻灯片，打在相当于电影大小的银幕上，视觉效果出乎意料地好，无论用什么样的镜头拍的照片，焦点都很实，清晰度很高，色彩饱和，还原度高。他们认为，把照片拍实是对摄影记者的最低要求，也是最高要求。

大卫·伯耐特特别强调摄影记者“要对行为结果负责”，在拍摄时尽可能地利用支撑物来支撑相机，把照片拍实。“记者只能提供照片，不能提供借口”。

我们与美国人一起采访，有一个强烈的感受，他们对我国记者大多爱用变焦镜头和超广角很不以为然。阿龙·瑞宁格甚至毫不客气地对他那个组的中国记者说，把长镜头、超广角扔到河里去！他们更多地注重内容而不是形式。要求把照片拍得实些、再实些。美国记者大多使用莱卡相机，以50mm、35mm镜头为主，即使用中焦头也是定焦头，其清晰度之高，是日本的尼康、佳能无法比拟的。这是他们的照片视觉效果强烈的主要原因。

在国际饭店放幻灯 李英杰摄

大卫·伯耐特说：

摄影记者是世界人民的眼睛。要通过眼睛，用最基本的手法去捕捉一件事、一种情感。照片不应当是复杂的，而应当简单明了，让人一看就知道你要表达的主题”。在按下快门的一刹那不应当有什么意识，而是下意识的，因为在按快门之前你已经过思考。摄影记者要有全球意识，站在世界的高度，始终以目击者的角色出现在新闻现场。

联系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说：

“每个摄影记者都要带着饥渴感去寻找世界上发生的大事。任何一个政府都很关心新闻媒介，我们必须尽量使新闻增加透明度。生活在信息非常灵的时代，我一点也不怀疑摄影将在这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

许林总结道：

“在与美国记者的接触中，笔者深感他们对照片所表现出的情感的感召力亦即我们所谓的感染力是非常重视的。罗伯特·普雷基说：“灾难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悲剧中人的眼睛里射出的光。”

《人民摄影》报那时特别给力，出版特刊，号外，大篇幅地，及时地……刘阳总编辑特别能干，从山西运来一大摞，放在秘书处任人免费阅读，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其他媒体如《人民日报》、《中国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央电视台等，本身就是主办方之一，自然连篇累牍。如此强大的宣传攻势，引来各地媒体的跟风报道，电话不断，或要求参加活动，或要求到其所在城市办展……

《人民日报》1988年11月29日报道：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曾举办过一些国际性新闻摄影交流活动，但像这样展览——讲座——实习采访同步进行的“全方位”交流，尚属建国以来的第一次。

我因为在秘书处值班，无法参加拍摄活动，也没有“作品”拿给外国专家点评，但我还是抽空看了几次放映幻灯片的活动。在当代摄影学会工作之前，我在民族画报社从事暗室工作，后来做通联编辑。《民族画报》与《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并称全国三大画报，那时候享有特权——可以用国家宝贵的“额度外汇”（就是告诉你这个单位可以花这么多钱，但见不到现金）从国外订购柯达反转片和冲洗药水、相纸等，因此，对彩色反转片负片等并不陌生。可是当我看到了美国《国家地理》放映的幻灯片时还是被震惊了。

约翰夏威给本组记者们地球纪念品 李英杰摄

两台放映机交替打出画面，淡出淡入，配上音乐，那色彩是我之前从未看到的，原来胶片可以这么漂亮！像电影一样，这还是反转片的拷贝版。而我之前看到的幻灯就是那种一张一张地放，咔哒一声过一张，其清晰度和色彩是我们当时的温度、湿度以及敬业的精度根本无法达到的……约翰·夏威是《国家地理》的编辑，专程来讲课，我初看名单时，竟然觉得一个“编辑”来讲课，有点“那个”。殊不知，在外国的成熟媒体界，编辑是“老大”，他可以提出选题，派记者冲锋陷阵到第一线，最后还有权决定图片的去向。再夸张点说，编辑应该有“总编辑”的水平。而我们那时只认为记者更“牛”，因为记者可以拿好相机，到处跑，浑身披挂，好不威风。编辑只有“为他人做嫁衣裳”，我们的宣传导向也一直是这样提倡“默默奉献”。所以，编辑在很长时间里是有点“灰溜溜”的。而此次活动之后，我也对编辑的作用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李英杰说：

当时每人先发两卷试拍。我负责收片，很多反转片是“水彩画”，曝光严重过度，后来就好多了。这次活动的重要变化之一是把“编辑”作用、地位体现出来。之后中国的报纸才敢用大照片，《中国日报》就是。以前摄影就是配图，文字是老大。会上还有人问，遇到突发事件拍不拍？杨说，先拍下来再说。这一点在今天看来没有问题，但当时就是很大的观念转变。我和胡锤负责放幻灯，幻灯机是胡锤拿来的，我们俩也是当代的骨干和本次学员之一，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人以为我俩是工作人员呢，挺横。后来知道我们的身份就客气多了。

当时每人先发两卷试拍。我负责收片，很多反转片是“水彩画”，曝光严重过度，后来就好多了。这次活动的重要变化之一是把“编辑”作用、地位体现出来。之后中国的报纸才敢用大照片，《中国日报》就是。以前摄影就是配图，文字是老大。会上还有人问，遇到突发事件拍不拍？杨说，先拍下来再说。这一点在今天看来没有问题，但当时就是很大的观念转变。我和胡锤负责放幻灯，幻灯机是胡锤拿来的，胡锤也是当代的骨干和本次学员之一，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人以为他是工作人员呢，开始挺横。后来知道他的身份就客气多了。

许涿说：

学员们的作品让老外看，只要没焦点（不实）的就扔。他们不用变焦镜头，超广角不用。用标准头更亲切。中国的报社记者们算开了眼，零距离跟大师接触。还有一条，这些学员是从全国各地邀请来的。那时没有手机呼机，交通基本靠跑（自行车），挤公共，古大彦有个摩托车，算是现代化了。办事基本靠关系（帮忙），靠磨嘴皮子。

古大彦说：

那时我负责跑海关，文化部，展场，在机场海关和大山子海关（库房）之间来回折腾，那时搞国际性展览要文化部先审，之前虽然有批文把展品弄进来了，但要审照片。杨绍明找文化部，连夜盖章，展览头一天才办完，又雇三轮拉……哪儿卡住了就找杨绍明，他疏通完了我们再跟具体办事的磨。

富兰克左在欢迎宴会上 杨秉政摄

那时不知道什么是纪实摄影，我们知道的除新闻就是艺术。要么新闻报道，要么艺术人像。

当富兰克·福尼尔打出他的成名作之一《奥马拉伊的痛苦》时，我相信在场的多数人会动容——被哥伦比亚鲁伊斯火山灾难压住身子动弹不得的12岁小姑娘奥马伊拉露出卷发的脑袋，大半个身子被重物压着，泡在过胸的泥水里，救援队也无计可施，她的大眼睛就那么无助地看着人们。福兰克也没办法，只有一张一张地拍，安慰她，喂她水。60个小时过去了，在泥水中的小姑娘终于支撑不住了，闭上了眼睛……这几张照片连续放映，让人们了解了事件的全过程，但他只送了一张并在1985年荷兰世界新闻摄影比赛最佳新闻照片奖，就是小姑娘睁着那无助而纯洁的大眼睛，手握一根泡在水里的木杆。富兰克曾经是外科医生，有强烈的同情心，后来迷上了摄影。他幽默，细心，在当时那批外国专家里的中国“人缘”最好。

那些日子，无论这些外方大师，还是求知饥渴的中方学员，房间里的灯光一定是很晚才熄灭，对于双方，这样的经历都是难得的——刚开放的古老国度必定让这些身处舆论前沿的摄影师们着迷，无法出国深造的中国摄影师们更渴望看看人家是怎样拍摄的。 

去长城拍摄时,有警车开道,浩荡的车队从国际饭店开出时,估计外方大师们也很少见过这样豪华的拍摄条件。杨绍明历来与摄影器材商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相机是一流的，数量是足够的。胶卷方面当时只有美国的柯达和日本的富士具有竞争实力，对于绍明而言，一个兜里装柯达，一个兜里装富士，一律笑纳。到了长城，绍明拿出富士胶卷“考验”柯达副总裁德蒙林：这个怎么样？不好。那怎么办？拉出来曝光。给你。德蒙林接过去直接把富士反转片拉出来，抛向人群，引来一阵轰动。大家只顾沉浸在情节里，并没有人把这场面拍下来。绍明于是又拿出一个富士卷说，我这里还有一个。拉出来！德蒙林再次把这卷拉出来，仍然没人想到拍下来！类似的花絮其实每天都有，只不过有否意识纪录下来而已。

学员中有《民族画报》的记者艾力肯，高个黄头发，深窝蓝眼睛，很帅。大家从各地来，彼此尚不熟悉。从国际饭店到学员住的赵家楼饭店路上，有外地学员用仅有的几句英语和他套近乎，几个回合下来，艾力肯也扛不住了：“我不是外国人……”面面相觑，哈哈大笑。

那时自助餐也是稀罕物 杨秉政摄

柯达公司赞助2000个135反转片，还有数量对应的冲洗药，由上海入关，许涿分工去协调上海摄影家协会徐裕根、任洪良、杨溥涛等办理。之前由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给海关总署开具了公函，附上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的批文。顺便说一句，当代摄影学会的所有大事包括对外联络、筹集经费、协调高层等都是杨绍明同志的“无私奉献”，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巨大的人脉资源，包括专业的、政治的、友情的。学会专职工作人员只有巴义尔一人（之前是贺洪宁），所以多年来，许多具体琐碎的工作要会员骨干来帮忙。这些工作是没有工资报酬的，大家都没有怨言，随时被电话召来，无论开会、办展览、搞讲座、出席宴会、接待来访、出国访问、出书、办杂志，甚至整理稿件、送信件等，都由骨干们跑腿或参与。

以摄影周为例（1988年10月21日的会议记录）

许涿跑海关和上海；古大彦（现居加拿大）跑机场和海关；许、古和王文澜（《中国日报》）负责展览组；学术组由王文澜、郑鸣（《中国青年报》）等负责；胡锤（故宫博物院）拍大合影并负责讲座时放幻灯；吕小中（《民族画报》）设计请柬和参加新闻周纪念证书以及会徽；接待组由成卫东（《民族画报》）、杨秉政（《中国交通报》）负责；外地记者团由金涌、仇伟军、彭振戈、钱捍、续铁标（《河北日报》）等负责；宣传组由陈凡（北京幻灯制片厂）、陈炼一（《中国妇女报》）、陈小波（新华社）负责；财务是吕小中和凌风（《民族画报》）；安全是乔天富（《解放军报》）、常江（北京市公安局）、王毅（《法制日报》）；翻译是贾海宁（中摄协）、江宁生、方声平、江融等；秘书组是巴义尔、王肖梅；孙贵成（利影图片中心）负责每天冲洗胶卷和照片；礼宾组是友促会的惠小惠负责；中央电视台每天都在录；贺延光（《中国青年报》）负责采访组，这是本次活动的重点实践课，分为5个组，安排两名组长，每组2～3名外国摄影家，组长和翻译是中方的，5个组的组长分别是乔天富、金涌；郑国庆（《光明日报》）、钱捍；叶用才（《北京日报》）、续铁标；罗更前（新华社）、仇伟军；刘占坤（《中国青年报》）、于惠通《新华日报》）。

这次工作会议上杨绍明强调，对外交流中要注意影响，不要在政见方面过多触及，不要向外宾索物，要不卑不亢，对等交流，接待工作要周到，别顾此失彼。

许多摄影师（记者）既是学员也是会员，学习干活两不误，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忘我精神和对新事物新知识的渴求，大家都有一股相见恨晚的激情。有了这样一支富有朝气和甘于奉献的力量，无疑是那些摄影活动成功的重要因素。由于当代的许多活动是“外事”，一些外地摄影家或爱好者们私下议论：“你看人家当代，外事活动那么多，连工作人员都是外国人……”我的名字不像汉语，没见过我的人认为是外国名。                    

为摄影周设计“周徽”（周标）也是一种创新，使其具有强烈的符号性和识别性，也体现了温和的东方文化特性。

它由一只和平鸽为主图案，象征东西方友好交流；

鸽子的白色部分由“国际”、“摄影”的“I”、“P”组成；

整体图案是“摄影周”的字头“W”字形；

图案恰似一条自然卷曲的胶片，象征立体、现代、流动、专业；

鸽子的眼睛是照相机上的光圈。设计者是《民族画报》的吕小中。在请柬、广告牌、出版物、纪念证书上这个徽记被广泛使用。

我的11月22日夜里的会议记录显示，组委会近20人参加每天的例会，杨绍明说：活动开展起来了，翻译就位了，采访也进行中。有些问题要注意，“文革”的照片（有人拿来给外方看）不要让他们带走，不要私自卖照片，学员拍摄的作品也不要让外方拿走，采访组每天要注意收回作品。学术组要及时整理、总结，掌握情况，外方讲，中方也要讲，这才对等。电视台要编一小时的专题片。王震、张爱萍看了都认为不错。每天看展的有上万人，赶快设个意见本，展览组要有人看着，据说有人要偷展品。交通组不错，把回程票都落实了。学员们希望有个纪念品……

11月23日夜里的会议记录显示，中央电视台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有点冲突——美方不希望被录像，尤其是不准用于商业，放幻灯的照片有版权，配的音乐也有版权。最后勉强同意：只用于学术交流。

摄影周之后的事情仍然很多。根据我1988年12月3日的会议记录要点，这次会议布置的工作有：

做本次活动的正式总结；    

做尚未收尾的工作；

明年的活动安排；

柯达公司要简报；

中央电视台要搞专题片，请杨去审片；

与普雷基谈，为摄影周出一本画册，收集学员的底片，筛选后装框快递到《生活》杂志或请杨李（杨绍明妹）带到美国；

安排明年7月法国展；

吸收一批新会员。      

 

我刚到当代不久，会务工作繁忙，是唯一的专职秘书，加上摄影方面尚无建树，自然不在学员名单内，失去了很多拍摄交流和听课机会，但能参与这次活动已属幸运。根据分工，我在秘书组，在国际饭店的二层楼上有很大的一个会议厅做办公处，承上启下，传达转接，随时接听电话，协调执行。另有一位从《中国日报》借来的王肖梅与我共同值班，她懂英语。国际饭店还派了一位服务员值班。秘书处人来人往，满地的报刊、资料，桌上电话声不断。徐讯那时刚毕业分到《人民画报》社，虽然在学员名单内，但其人活泼随和又勤快，人缘贼好，常来秘书处帮忙，他又胖，常常满头大汗，感觉好多活儿都是他干的……

展场里的公安 杨秉政摄

从新闻摄影到纪实摄影

 

这个活动的举办，启蒙了中国新闻摄影骨干，是不出国的学习和专业训练，而且还有实践——拍摄并交流，讲座和点评，出版画册。从使用测光表开始——当时大部分人依赖于相机上的自动测光表，而那是不够准确的。中国青年摄影家们开始从基础入手，重新审视自己的岗位——摄影记者一直自己认为比编辑要“牛”，但听到外国著名杂志的编辑讲课后尤其是对中国摄影家们的作品毫不客气地批评后，浮躁的心绪开始沉静。也是从这次活动开始，中国青年摄影家们开始大量地接触彩色反转片——之前大部分报社的摄影记者用黑白片，自己冲洗，用粗糙的照片来发稿，完全不知道如何使用反转片。当时只有少数的画报、图文杂志的摄影师和故宫等文物摄影大户才有条件使用反转片。

当时来中国进行讲座和指导的都是业内大腕。这份名单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看，都是不可重复的强大阵容。（略）

梅塔在采访中 杨秉政摄

之前当代摄影学会（包括之前的四月影会、现代摄影沙龙）已经举办了多次摄影展览并出版画册如《四月影会》第一、第二、第三回展览；《中国现代摄影沙龙85展》及画册；《十年一瞬间》（1976～1986）展览及画册；、《现代摄影沙龙88＇展》展览及画册等，均形成了阶段性的摄影观念变革高峰，在中国摄影界产生了强大的号召力，促进了新闻摄影的改革，对传统的单一报道摄影模式形成了极大的冲击，使中国摄影家们开始关注纪实摄影，中青年优秀摄影家大量涌现，“新闻摄影”观念演变为更为广阔的“纪实摄影”，并催生了“全国十佳摄影记者”等评奖活动的诞生。在1988年举办北京国际摄影周之前，11月3日～10日，杨绍明率当代摄影学会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举办了《聚焦在改革年代——新闻记者金涌、彭振戈、仇伟军、钱捍作品展》，这四人分别来自《楚天都市报》（《湖北日报》）、中国新闻社、《天津日报》、《大众日报》，是当时纪实摄影界的先锋人物，展览全部是黑白片，其中不乏极具视觉冲击力和思想尖峰的作品，引起广泛好评。堪称是《北京国际新闻摄影周》的“前奏”。

《北京国际新闻摄影周作品选》1989年出版

杨绍明在《十年一瞬间》的次年——1987年便以《退下来以后的邓小平》组照获得“第31届世界（荷兰）新闻摄影比赛”新闻人物类作品三等奖，这是中国新闻摄影人首次在这个比赛上获奖。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北京国际新闻摄影周》发酵的基础之一。加之中国摄影器材的巨大市场潜力、摄影题材的丰富性，“文革”铁幕后的神秘……都成为世界关注中国的理由。“荷赛”（如今改为“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堪称国际新闻摄影界的“奥林匹克”，历来在业内具有广泛深刻的影响力。他们同样地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世界级的摄影活动中，中国不能长时间地“缺席”。

由于活动大获成功，令美国资助方柯达公司很开心，决定继续资助——新闻周后出版了《北京国际新闻摄影周》3000本纪实摄影画册。画册在香港印刷，主办单位给中共中央宣传部打报告申请免税入关，1989年10月18日中宣部部长王忍之给海关总署署长戴杰批示：“请戴杰同志酌办”。这本书与当代摄影学会主席杨绍明主编的另外两本同在香港印刷的摄影画册《荷兰、法国……杨绍明访欧作品集》和《中国摄影家眼中的泰国》一同顺利入境。该活动被评为当年中国摄影界十大新闻之一。

《北京国际新闻摄影周作品选》普雷基亲笔签名

尽管当代摄影学会与中国摄影家协会合作多次，包括杨绍明和当代摄影学会诸多同仁做好了所有工作，最后挂上了中国摄影家协会的大名；尽管杨绍明本人也是中国摄影家协会多年的副主席、之后还是分党组成员，但这一次在中国摄影史上最有价值的、最具深远意义的大型国际新闻摄影专业活动中却鲜见“中国摄影家协会”的踪影，1996年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摄影艺术史》（1949～1989）里，对此活动仍然只字未提。无论何种理由，绕过历史的真实，对谁都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和遗憾。事实上，关于当代摄影学会的许多活动都缺乏系统的梳理和记录，其中的一些开创性的活动尤其需要从历史角度看待，它关系到在中国摄影史乃至中国文化艺术领域的思想开放史的定位。

当代摄影学会关于本次活动的总结报告中这样表述：

这是一次较高层次、较大规模的国际性新闻摄影学术交流活动，通过这次活动，使中国新闻摄影界对新闻摄影有了新的认识，使外国同行对中国新闻摄影队伍有了出乎意料的认识。

此次来华的三个代表团，美国柯达公司堪称感光材料行业老大，多年资助摄影活动，以副总裁雷曼德·德蒙林为首的柯达公司代表团的到来，不仅为柯达的商业活动提供更为深入的契机，也为更多的美国人了解开放的中国拓展了渠道；联系图片社的摄影师的集体到来，是一次摄影界最早的“MBA”班，对中国新闻摄影队伍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荷兰世界新闻摄影基金会的到来，对刚刚进入荷赛的中国新闻摄影界是一个最直接的交流机会。

讲座中 杨秉政摄

展览在休息日开了专场，又延长了三天，仍然在许多人未能看成的遗憾声中落幕。此次活动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中央电视台三次在新闻联播里播放相关新闻，主办单位《人民日报》、《中国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发了大量的消息、画刊、评论等，《人民摄影》报连篇累牍，出号外、特刊，学员们来自各报，也是遍地开花，短短的三天采访点也是用心良苦——从乡村的十八里店到城区建国门的早晨；从长城到“长城”（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从古老的故宫到美式快餐店肯德基；还有安置残疾人的北京三露厂、红桥农贸市场、天坛、琉璃厂、首钢、隆福寺、佛学院、景山、师大附中、什刹海少年体校等，几乎是《×国一日》的小型版。

活动所涉及的部门、单位、行业之多，也是今天都难以想象的。展览、饭店、机场、车站；公安、旅游、交通、海关等……回望当今的许多大型国际活动，无不由政府或大型企业出资，组成一个庞大的机构，数十人甚至数百人在运作，仍显紧张。而新闻周只是由绝大部分业余活动者们组成的组委会在高效运转，是激情燃烧的岁月。 

创造中国摄影界这个空前纪录并产生良好效果的第一次大型中外新闻专业摄影交流活动的先驱者们当初并没有想到它的巨大影响力。

北京国际新闻摄影周的成功举办，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大背景是吻合的，与中国渴求与外界和平相处的愿望是合拍的，与长期禁锢之后思想解放的寻求是相适应的。在中国摄影史上，1988那一代摄影师，顺应了历史走向，站在了时代的潮头，谱写了最具激情和珍贵的篇章。他们在记录社会的同时也记录了自己。

请柬

会议记录 巴义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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