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影像将灵魂永久的封存

艾尔米拉·桑·巴斯蒂安生前的肖像

艾尔米拉·桑·巴斯蒂安去世后的肖像

同样的死亡等待着所有的人。没有人今天能肯定他是否还能活得过明天。 ——欧里庇得斯

生命流逝，携带着对存在的种种失望。在祖母的唇上似乎留着一丝微笑。死亡像一位中世纪的雕刻师，在最后的平面上刻画出了她曾经的小女孩儿时的面部线条。 ——马塞·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

“life before death”，由德国摄影师瓦尔特拍摄，记录了一些人的生与死，他们中有科学家、官员、警察、作家、银行家、医生、农场主，甚至还有几岁的孩子和刚出生的婴儿。不管他们的身份、地位和年龄有何差异，摄影师对他们的记录无一例外地是两张照片：一张记录他们活着时的状态；另外一张则是他们死亡后的表情。在这些人的脸上，有不甘心、平静、满怀希望，也有绝望、放弃、哭泣、害怕，还有深深的哀伤。在这组图片中，瓦尔特使用对比手法，表现人类在濒临死亡时的精神状态。这组作品获得了包括ADC金奖和荷赛银奖等纪实摄影方面最高奖项， 瓦尔特也被评为德国年度肖像摄影家。

乌苏拉·阿派东生前的肖像

乌苏拉·阿派东去世后的肖像

1991年，我58岁的父亲身患癌症。他临终前的一星期，母亲和我守在他的医院病床前。有时我们两个人一起陪床，有时轮流陪。医生给他打了吗啡，不过也可能是因为他的病已经很重，总之在这一个星期里，他没有再醒来过。那是仲夏天气，在拂晓的黎明里，护士们让我们回家去睡一会儿。半个小时后，父亲去世了。母亲从小在农村长大，还在上小学时，她就已经穿着星期日的礼拜服，在消防队的救火车房里见到过村子里的死人，腊一样苍白的脸色和褶皱的手对她来说并不陌生。她当然要去再见她死去的丈夫最后一面。

我没有再去看父亲。我没法解释为什么。我甚至不能说是因为我看到了会害怕。那年我26岁。可能只是因为我没有明白，他最后的面容仍然是他的一部分，就像我记忆中他急促的呼吸；他抽动着仿佛想要纺线的放在被单外的手指。今天，当我们在制作这本书时，我才意识到，我多想看看他最后的面容。

在开始的时候，我们面前放了一个旅行袋，豆绿色的，布料很薄。一位护士把它放在客房的地板上。也许家属会来把它取走。这个旅行袋是亚当先生的。他在那天早上去世了，那天晚上，瓦尔特·舍尔斯和我从汉堡赶到柏林新科隆区的里卡姆临终关怀医院，在客房里支好了灯架和相机。

按计划，我们将在这里呆几个星期。我们希望用相机和录音机来陪伴这里的人们走过他们人生的最后这段日子，从他们那里了解有关生命和死亡。在以前，从童年开始，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去面对垂死的和死去的家人。那时候，死亡往往发生在家里。今天，人们很容易就能逃避直面苦痛和死亡。死亡的发生越来越隐秘。我们对它的认识也变得模糊。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死亡在今天的时代会给人带来比以往更大的恐惧。而这让我们心中盼望一个对于这个走向我们每一个人，把我们带向未知世界的过程的更好的设想。毕竟，在我们的整个生命中，没有什么比面对死亡更让我们震慑的了。

临终关怀医院是一个研习这种感受的好地方。在其他地方也有人死亡：在养老院，在重症观察室，在事故现场。但是在这些地方，死亡的发生往往是不期而至，甚至是偶然事件。临终关怀医院则是将死的人生活的地方。多谢现代医学的成就，在这里的病人可以尽可能没有痛苦，尽可能清醒地渡过他们最后的日子。住进这里的人，知道他不会再回到他的家，知道他要告别，知道他已经没有多少时间去处理所有的事情，知道他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

我们没有再看见已经到达了生命之旅终点站的亚当先生。他的旅行袋并没有人来取，但是在两个提手中间，我们看到一张手写的清单，上面清楚地记录了它的主人在最后的日子里带在身边的东西：一双家居鞋，一件浴袍，两套睡衣，五双袜子，一把剃须刀，一条洗衣带，穿过的内衣，一个钱包。没有任何个性化的东西，没有照片，没有纪念品。我们有种奇怪的感觉。似乎随便谁都可以在这张清单下重重的划上两道横线，标上：“生命的全部”。

修女希格丽特整理过很多这样的行李，也是她列出了放在亚当先生旅行袋上的清单。她告诉我们，亚当先生在临终关怀医院只生活了很短的时间，他几乎什么都没说过，就悄无声息地走了。至于这件简单的行李是否与亚当先生的生命相称，我们已经不得而知。那么与他的死亡呢？希格丽特认为：“从一个人带到这里来的东西，往往能了解到他对死亡的态度，能了解到他是否已经考虑好要放手。”有些客人运来电视椅，抱枕，台灯，似乎这些东西可以拦住死亡到达终点的脚步。一个人在临终关怀医院里签了购买墙柜的合同，而同一天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有些故事同样可以从它的结果开始倒叙。生命似乎都是类似的。虽然在今天的时代里，当人们的健康状态还很好时，大家并不习惯从终点出发去观察自己的存在。很多临终的人都跟我们说起他们在寻找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之间戏剧性的联系：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是这种方式？在这样回顾以往时，他们对自己经历过的一切的印象都变得浓缩，同时也更加深刻。这就像把望远镜倒过来看，你只能看清那些大块的东西：我是怎样生活的，我爱过谁，我得到了什么，我错过了什么？我还能做些什么？一位女士将她的死亡描述为“生命的毕业考”：埃德格特·克拉维，67岁，梳着散乱的麻花辫，躺在淡黄色的床单上，只有在死后她才能离开这张床。她的声音无力，而她的意志坚强，她精神毫不松懈地分析着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只有在通往终点的路上，才能验证她充满希望的自画像是否经受得住面前的死亡考验。

我们的曾祖父母和他们的祖先还是熟悉这种观点的。他们愿意意识到自己存在的有限性，而这是正常的态度。圣经的第39篇圣歌里写道：“主啊，求你教我晓得我生命有终，我有目的地，我必须离开。”修女希格丽特也不隐瞒她的理解：“我对死亡想了很多，以及在死亡到来之前我该怎样生活。我觉 得这是在丰富自己，充实自己。”瓦尔特·舍尔斯和我始终感觉惊讶的是，那些天天照顾陪伴将死者的人们，他们如何将自己生命的快乐和对死亡的知觉结合在一起，或者至少在练习这样做。作为初学者，我们感到困难重重。在自己身上，我们感觉到一种无助。

从我们跨出临终关怀医院的电梯间第一步开始，有好几天的时间里我们都虔诚地压低了声音说话。我们踮着脚尖走路，脸色严肃，就像那些不时从我们身边经过、身着黑礼服、推着棺材的丧葬公司的职员一样。用了一段时间我们才注意到，社会义工一边整理洗好的衣服一边唱着歌；有什么可笑的事情时，我们也是过了很久才能够一起跟着笑起来。我们认识的第一位客人——穆勒先生，就用他的笑话把我们弄得不知所措，而这样的情形并不少见。后来，我们听到走廊里的人声犬吠，看到儿孙们拿着他们的长笛站在祖母的床前，甚至有人给我们讲到临终关怀医院里举行的婚礼。渐渐的，虽然带着些哀愁，但是我们明白了自己身处在一个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有生活激情的地方。我们先入为主的那种“进到这里就意味着放弃一切希望”的感觉在这里并不存在。当然我们也遇到一些担心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或担心自己在痛苦中死去的病人；也遇到一些难以安慰的病人；也遇到一些不理会自己周围希望去帮助他们的那些人，仍然固执地沉沦在一己的孤独里的病人；也遇到被卷进对生命终点和其后的未知的恐惧里的病人。

《life before death》部分作品及记录：

1. Edelgard Clavey, 67岁

第一次拍摄：2003年12月5日

Edelgard Clavey生前照片

Edelgard在八十年代初就离婚了，从此一直独自生活。她没孩子，从很小的时候起，她就积极参加新教的活动。距离去世还有一年的时候，她得了癌症，此后一直卧床不起。当病入膏肓，她感到自己是社会的负担，真心希望死去。

第二次拍摄：2004年1月4日

Edelgard Clavey去世之后的照片

“死亡是对一个人的考验。每个人都不得不独自经历整个过程。我非常想死。我想变成光明世界的一部分。但是，经历死亡却是困难的。死亡是一个我无能为力的过程，我影响不了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我的生命是别人给予的，我不得不过完我的一生。现在，我要把生命交回去了。”

2. Maria Hai-Anh Tuyet Cao, 52岁

第一次拍摄：2003年12月5日

Maria Hai-Anh Tuyet Cao生前的肖像

Maria说：“死亡一点都不可怕。我拥抱死亡，它并不是永恒。死后当我们见到上帝，我们都会变得美丽。我们只是听从召唤回归尘土。”

第二次拍摄：2004年2月15日

Maria Hai-Anh Tuyet Cao去世后的肖像

Maria对死亡的看法，深受宗教的影响。她深信她已经在冥想中看到了死后的生活。她希望，当她死时，灵魂和肉体能够完全分离。死前的大部分时间，她都在脑海中不断准备这个过程。

3. Elly Genthe, 83岁

第一次拍摄：2002年12月31日

Elly Genthe生前的肖像

Elly Genthe是一个坚强、乐观的妇女，她总是自力更生。她经常说，如果她不能照顾自己，那么她宁愿去死。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面对死亡，看上去很勇敢，高度赞扬医院的服务和职员。但是，几天后我再次见到她，看上去她的意志正在变得衰退。

第二次拍摄：2003年1月11日

Elly Genthe去世后的肖像

死前的最后几个星期，她会一连睡上一整天。醒着的时候，她总是看到花瓶中爬出小人，她相信这些人会杀死他。这时，如果有人握着她的手，她就会喃喃自语：“把我弄出去，待在这个地方我的心跳会停止。救救我！我不要死！”

4. Beate Taube, 44岁

第一次拍摄：2004年1月16日

Beate Taube生前的肖像

Beate接受乳腺癌治疗已经四年了，但是我们见到她的时候，最后的化学疗法也已经没有作用了。她知道自己快死了，甚至还亲自去看了墓地。

第二次拍摄：2004年3月10日

Beate Taube去世后的肖像

Beate感到，如果死亡时丈夫和孩子们在场，她根本做不到撒手而去。当她死时，她是完完全全一个人——她的丈夫在厨房里煮咖啡。他后来对我说，他很失望那时不在她身旁，握着她的手。但是他知道这是她一直在说的，独自死亡对她更容易。

5. Rita Schoffler, 62岁

第一次拍摄：2004年2月17日

Rita Schoffler生前的肖像

在罹患癌症之前，Rita已经离婚17年了。但是一旦她明白自己将要死亡，她立刻就知道要做什么：她要再见到他。那场婚姻已经过去很久了，他们的关系完全破裂：她不许他看孩子，两人如同陌路。

第二次拍摄：2004年5月10日

Rita Schoffler去世后的肖像

她打电话给他，告诉他她快死了。他们上一次说话，是将近20年前的事情了，但是这一次，他说他马上就会过来。“我真不应该需要这么久，才学会宽容和遗忘。 尽管发生了那么多事情，我仍然喜欢他。”此前的几个星期，她一心等死，但是现在她说：“我多想能够再一次地开始生活啊……”

6. Heiner Schmitz, 52岁

第一次拍摄：2003年11月19日

Heiner Schmitz生前的肖像

Heiner很健谈，表达能力强，头脑敏锐，并且不乏深度。他在广告业就职。当他看到自己的脑部MRI扫描图后，他很快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的时间不多了。

第二次拍摄：2003年12月14日

Heiner Schmitz去世后的肖像

Heiner的朋友不想让他难过，试着让他别去想那些事。他们和他一起看足球赛，就像往常一样，带着啤酒香烟，甚至在病房里开个小型的派对。Heiner 苦笑说：“他们中有人在离开时，甚至说‘早日康复’、‘伙计，希望你不久后重新回来！’。但是没有一个人问问我的感受。难道他们不明白？我就要死了！”

7. Gerda Strech, 68岁

第一次拍摄：2003年1月5日

Gerda Strech生前的肖像

Gerda不能相信，癌症将她好不容易积攒的退休金一扫而光。她告诉我：“我的整个人生就是工作、工作、再工作，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她在一家肥皂厂的装配流水线上工作，独自将孩子拉扯大。她啜泣着说：“这难道是注定的吗？难道死亡不能等一等吗？”

第二次拍摄：2003年1月14日

Gerda Strech去世后的肖像

在一次探望中，Gerda说，“没多少时间了。”她很惊慌。她的女儿试图安慰她，说：“妈妈，有一天我们还会团聚的。”Gerda回答说：“那是不可能 的。你死后不是被虫子吃掉，就是烧成灰。”女儿央求道：“你还有灵魂呢？”母亲用一种谴责的语气说：“别跟我谈灵魂。现在上帝又在什么地方呢？”

8. Roswitha Pacholleck, 47岁

第一次拍摄：2002年12月31日

Roswitha Pacholleck生前的肖像

“真是荒唐透顶。我居然在这个时候得了癌症，在我人生中第一次觉得生命开始的时候。”在我们初次见面时，Roswitha这样告诉我。几个星期前，她住进了这家医院。她说：“这里的人都是真正的好人。我很享受在这里的每一天。在此之前，我的人生并不快乐。”

第二次拍摄：2003年3月6日

Roswitha Pacholleck去世后的肖像

她没有苛求任何人，甚至也包括她自己。她对每个人都很平和。她很欣赏在这所医院中得到的尊敬和同情。她说：“在思想上，我知道我快死了。但是谁知道会发生什么呢？也许会有奇迹出现。”她发誓，如果能够活下去，她愿意一辈子在医院里当个义工。

9. Peter Kelling, 64岁

第一次拍摄：2003年11月29日

Peter Kelling生前的肖像

Peter Kelling以前从没有得过大病。他是一个在社保局工作的公务员，有很高的道德标准。但是有一天，他被确证患了肠癌。我见到他时，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肺部、肝和大脑。他低声说：“我只有64岁，我不应该像这样浪费时间。”

第二次拍摄：2003年12月22日

Peter Kelling去世后的肖像

他告诉我，他整晚睡不着，思绪翻腾。他哭得很厉害，但是又不说为什么难过。事实上，他几乎什么也不说，他的沉默仿佛是对周围一切的控诉。但是有一件事，Peter Kelling一直做到了生命尽头，那就是关注本地足球队的比赛。直到他死的那天，房间门背后的图表上都记录着每一场比赛的成绩。

10. Barbara Grone, 51岁

第一次拍摄：2003年11月11日

Barbara Grone生前的肖像

Barbara在一生中，一直感到自己不配活着。她是一个弃婴，出生后不久，就被母亲抛弃了。但是她靠着强烈的求生本能，养成了非常克制和自律的性格。她是这么对我说的。在经过多年艰苦的生活后，看上去生活又重新接纳了她。

第二次拍摄：2003年11月22日

Barbara Grone去世后的肖像

但是这时癌症出现了，她得了卵巢癌，而且已经扩散到了背部和骨盆。医生束手无策。突然间，她的心理阴影又重现了，那种熟悉的悲伤和被放弃的感觉。在她最后的时间，她告诉我，这种感觉压倒了她。“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一场空，”她说，“好像生活将我抛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