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的文章，文中所谈问题，今日似乎依然存在。
必须要说明的是，一个良好的学术生态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这至少包括了批评者与被批评者。如是，大家共同的期待与共同的进步，或许能够真正实现。
有学术争鸣，实乃幸事！所谓“真理越辩越明”，通过争鸣、讨论、反思、省察，我们可以互相砥砺、共同进步；可以提高水准、改进失误。但有些姿态和方式，我认为不是严肃的学术讨论所应有的。可能我自己也常犯这样的毛病，因而在此提出，与大家共勉。
一、情绪化。
对于某作品某问题，尽量少用或不用“我不喜欢”、“我很讨厌“等等纯属个人情绪化的说辞。或者说，在这些情绪化说辞后面，应当紧跟着具体、明确、条分缕析的学术意见，而不是笼统地以好恶言之。
关起门来，是膜拜还是鄙视，那是个人的私事；但一旦进入学术争鸣，便是公共话语空间；任何人都可以公开表达个人观点，但秉持的立场必须是公共的。
二、贴标签。
发议论，当然要观点鲜明，但并不等于可以任意论断，尤其是一些标签式的论断。虽然标签看上去集中有力，仿佛极有总结的智慧，也容易赢得传播度；但同时，它也最容易使评论者武断、片面、割裂地得出结论，而无心做深入的分析和持续性的观察。
很多问题，不一定现在就能有结论；有时候，暂时没有结论，就是最好的结论。因为我们争鸣的目的，并不是致被批评者于死地，而是试图让我们争鸣的问题以及争鸣本身，对摄影发展有所助益。而我们的观点，最终都要接受时间的考验。
三、二元对立。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以一种好与坏、对与错、新与旧、主与次的二元对立式思维来看待、评论摄影出现的一切问题。我们争论的，是一个谁对谁错的结果，一个谁主谁次的位置，而不是真理本身。
有时，为了得到一个“赢”的结果，我们常常迅速从学术讨论滑向人身攻击。嘲笑、讥讽、谩骂、甚至各种文革式语言层出不穷，丑态百出，贻笑大方。同时，我们认定了“一好百好”、“一坏百坏”，坚持一棍子打死之后必须永世不得翻身——这是多么可怕的思维！
简单粗暴，非此即彼二元对立，这不是艺术的思维，也不是艺术家和学者的思维。艺术、艺术史以及艺术理论的发展也从来不是你死我活，非对即错。相反，它兼收并蓄，海纳百川。有时已经分不清源头在哪里，支流又是何时旁出，但最终汇入大海时，必定是最壮美的景象。
批评可以尖锐、可以犀利，但尖锐、犀利而有价值的批评一定立足于独立、公允的立场态度、严谨深厚的理论分析和最大善意的目的，它不以任何个人私利为出发点，也不蓄意恶意针对对方的人格，更不能将批评作为工具。
四、类型化。
这与二元式思维一脉相承。我们习惯于这样一种套路：先是对作品进行类型化确定：观念还是纪实？当代还是现代？……接着便直接对等挂号为新锐与传统，主流与非主流……身份类型的确定。如此，仿佛是为了讨论的线索比较清晰，但实际上，暗藏着一种庸俗的“站队”文化。
很多东西其实是无法类型化的，也不应该被类型化。或者说，我们对类型的理解很容易陷入表面化和绝对化。我们往往只根据几个语言特征来简单归类，而无视内在的特质才是类型与类型之间真正的界线。
因此，类型化往往导致“僵死化”、“模式化”，本来生机勃勃、无限可能的艺术样式偏偏作茧自缚、故步自封，一不留神就成了被忍无可忍要反对的对象。这实在有违当代艺术自由、开放、多元的精神。
学术争鸣，也就成了某类与某类、某派与某派之间的争论，而这种争论除了争意气之长短，名位之高下，往往毫无意义。
我们应该秉持一种什么样的学术姿态和批评姿态？我们应该营造一种什么样的学术氛围和研讨环境？我以为，这是我们最应该从各种“争论”中去思考的问题。
有人说，摄影界的学术争鸣时常跑偏，不是离题万里、就是一地鸡毛；甚而以闹剧、炒作名之。若果真如此，我以为我们每一个摄影人都应该为此羞愧。
专业的问题，为何常常不能在专业层面解决？这同样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深思。
现在已不大讲“学术品位”了。粗暴、粗浅、粗俗之风四处蔓延；火爆的话题，往往比严肃的议题更为重要，因为吸引眼球；严谨审慎的学理，亦时在惊人之语的高调下寂寞；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一些本来很有探讨价值的问题最终被各种喧嚣所裹挟变味以至淹没搁浅……
我认为，严肃的学者是应该有品位、有情怀的，不打击、不谩骂、不轻易论断；但尖锐、犀利、一针见血；指出问题，同时探求解决之道；以他的热诚、智慧、包容赢得被批评者的尊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