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的问题与提问

■给视觉以思想，给思想以视觉 ■

袁冬平作品《精神病院》之一

有句话说：“中国摄影，一直繁荣，鲜有进步”。有一定道理。比如我们在观看大量摄影作品之后，会发现，有这么几个问题，普遍且长期地存在着，阻碍着摄影的进步：

■影像语言的不统一：

我们时常会看到，在一个摄影作品里，会有三到四种、甚至更多的画幅比例所制造的节奏混乱；会有黑白与彩色零乱交错所形成的情感游移；会有类型学静态肖像与报道性动态捕捉被强行同时用于叙事时所产生的语焉不详、参差不齐……照片似乎只是随心所欲、任意处置的结果，完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

有意思的是，许多摄影师根本没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他们往往有一个无比宏大的主题，却回答不了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为什么这么拍？最后，他在自己的照片中迷茫了，在自我设置的“不统一”中迷失了：既舍不得就此放弃，又不知该如何继续。

一个摄影专题必须在影像语言上达到统一，这是一个基本要求。这决非说摄影要刻板成见，模式单一，而是说，一个具备完成度的作品必须合乎起码的语言要求：通顺的语序、流畅的语感和清晰的语法；其外在视觉与内在喻意形成起伏的节奏和严密的逻辑。

当一个摄影师呈现自己作品的时候，他至少要表明这是他思考的结果。摄影必须内外统一，正是这其间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成就了摄影的独立表达和个人风格。而“抓到碗里都是菜”的大杂烩式做法，不是丰富与变化，而是语言不过关造成的混乱。貌似花团锦簇，热闹好看，实则缺乏应有的控制力和理解力。

如果不能用恰如其分的摄影语言自如表达，严格说来，就不是一名摄影师。

■自我认识的不清晰：

有趣的是，意识流、朦胧诗一般的呓语和哲学名词堆砌几乎成为作品自述的标准文体。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我也不知道我拍的是什么，……我只是在跟随我的内心，我随手按下快门，就像……（此处为哲学或玄学大师名录）所说……。”

摄影可以模糊，表达可以诗性，但那是精确之下的模糊，理性之后的诗性，而不是将自我孤悬、意识碎裂。我很怀疑一个无法清晰阐述自我作品的摄影师，我更怀疑那些用一重不明言语去覆盖另一重不明照片的行为。

如果制造一个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可以使全民狂欢，那么，摄影将不再是我们直面现实的勇气。现代性也好、当代性也罢，摄影都将以昂然前进的姿态退缩成为一种塑料微雕，仅供亵玩焉。

放眼当代社会，方向在于兼容与融合，各种艺术门类的分界在互相渗透中不再壁垒分明，非此即彼，而是数峰并起，你中有我；老树新花，或新树新花，活力不绝。这不是使取代使灭绝的革命，而是使催生使成长的创新。

因而，在融合之中原有的特性不是消亡，而是更加鲜明。以此观摄影，我不认为把摄影弄成什么都不是，或者只能是某种唯一，是对摄影的尊重，及赋予它当代的意义。

摄影天然有极好的开放性，做摄影的人，应当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加清晰与明确自我。所谓“跟随内心”，内心其实是最为细腻真实的东西，而不是空洞无物的挡箭牌。

■主题理解的机械化：

以徐肖冰杯全国纪实摄影大展为例，其主题为：“在路上”。于是，我们的摄影师认认真真、老老实实地“在路上”了——《石板路上》、《产妇在临产路上》、《一条800多米公路的白描》……这些参赛作品说起来好笑，笑完了一声叹息：摄影师的知识结构、人文修养、社会阅历、心胸眼界，不都在此了吗？妄猜一下，有多少摄影师投稿前对“在路上”做了功课？哪怕只是百度一下这三个字的历史文化背景？

现实社会从不缺乏值得关注的题材，但摄影的表现，有时就差那么一点点。这一点，就是“深度”。在上期《何谓摄影的深度？》一文中，对此有详细论述，就不再赘述了。

我们的摄影，的确还“在路上”，在追逐一个又一个流行标签的路上。当一个观点出现时，我们总喜欢将之立刻变现为某种摄影套路和模式，并以世俗的成功与否来推断观点的正确与否。这大约是造成机械化理解的一个深层原因。

■题材视角高度雷同：

农民工、春运、移民、废墟、老街、城市景观……这些几乎占去题材的半壁江山；同时，大部分止于现象与事件，再添加若干“人文关怀”、“田园牧歌”、“现实批判”。虽然这也是大时代之像，但徒有外壳的无表情景观、二元并置的简单对比、万金油一般大量重复，又怎能真正击中时代的心病？

社会急剧变革，技术日新月异，为何陈词滥调还比比皆是？缺乏新意，不是题材的问题，而是思维与姿态的问题。

■图片编辑惯性缺位：

这是一个反复强调而始终没有改观的问题。在这里就不展开了，只说一句，前述四个问题，都可以通过图片编辑部分以至全部解决；而编辑本身，就是对图片的阐释——不同的编辑将会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

以上谈了“摄影的问题”，其实，我更想说的是：摄影的提问。

摄影，有时候是无能为力的，它不一定能解决什么问题，但是，它一定要能提出问题。提出问题，看法、观点，应当成为纪实摄影的自觉要求，也是它最为核心的价值。

照片是评价的产物，而非纪录的产物。在观念的当代，将摄影最为重要的价值依然限定于“纪录”，实际降低了摄影的层次、局限了摄影的可能。摄影如果不能对现实发出有力的评价，不在这个层面表现出独特的品质，它永远都只能是被动的工具。

我们曾经剥夺摄影的评价性，另一种情形是，承认摄影的评价性，但立刻将之绑架为道德、立场、取向的宣传手段，以强调摄影评价的唯一正确性来实现某种利益垄断；当反思于此的时候，又因强调“去政治化”将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

当我们强调摄影的个人化，并使之极端化、孤立化的时候，忽视了个人是存在于社会关系之中的；个人化不是将个人从社会剥离，而是通过对二者关系的表现来突显个体的意义和价值。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长期以来，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摄影似乎总是在一个对与错、好与坏、优与劣的二元对立中转圈，一定要排名定位，常常为谁或什么是主流争论不休……我们更乐于讨论显而易见的摄影之“术”，而将摄影之“道”堂皇地遮蔽在各种显学之下。

当我们着眼于“摄影的提问”时，就会发现，在此引领之下，摄影可以同时长出N种面目，这其中无所谓高低贵贱；摄影的思维就是阡陌交通的广袤原野,每一条道路都通向不同的风景。

而当摄影显示出它的“提问”能力时，它才真正与当代艺术有了一致的潜台词，真正显现了它的当代性：

一个时代的摄影，最终投射在历史幕墙上的，就是它所反映的那个时代的观念。

所以，让摄影提问吧！让它有力地提问！倘若哑口无言、辞不达意，那么，不妨想想，是否因为那些个摄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