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宪民：诚实对事，诚实对史

2006年5月3日晚上，山东聊城的明珠剧院灯火辉煌。被尊称为朱公的朱宪民先生在千人注目下迎着明亮的灯光，登上十分豪华的大舞台，领取第三届中国新闻摄影“金镜头”颁奖组委会发给他的终身成就奖。朱公接过鲜花与金光闪闪的金鼎杯时，恭谦地向全场观众连连鞠躬致谢。

在与朱公交往的30多年中，无论他做《中国摄影》的编辑，还是做《中国摄影家》的主编，抑或做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他总是恭谦、温和、微笑地接人待物。这种人格特性，帮助他即使以记者与摄影家的身份出现时，也能贴近民间，感知民情，体验民性。

今日翻阅朱公赠送我的《中国黄河人》画册，内页夹着1998年某日我与他对话的记录。他说：“我出身你知道，出生在黄河边一个小村庄”，“我拍黄河，突出一个‘情字’”。来自底层的他不会忘记黄河两岸的父老乡亲，一拍就是数十年。他对他们怀有血浓于水的感情，因此他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养育他的黄河母亲，交给了为母亲留影的事业。一年后，即1998年，他又出版了由文化学者王鲁湘撰文的大型画册《黄河百姓》。 

选自《中国黄河人》  （朱宪民摄）

对于摄影来说，情感是重要的，情感决定态度。在拍摄中，朱公对拍摄对象抱以尊重、敬爱的态度；对自己的影像抱以诚挚、求真的态度。即便面对贫穷、落后、愚昧，他也是温和地予以揭示，而不是残酷展示，更不是利己消费。我从没见他盛气凌人地拍那些张牙舞爪的照片，更不一味迎合，进而流俗。

如果说摄影也是艺术的话，应当有自己的影像规律，有属于自己的影像语言。如何把对人生、社会、百姓的情感、体验与理性认知转换成精到的摄影语言，不仅需要长期大量的实践，更要天才的会心感悟。朱公在数十年的摄影实践中，精准地把握了纪实摄影的真谛：记录生活，见证人性。

世界摄影大师亨利.卡迪埃.布列松曾这样评价朱公：“真理之眼，永远向着生活。”这不仅是对朱公摄影作品的高度评价，而且是对纪实摄影本质属性的揭示，是对纪实摄影操作方法的科学规范。 

永远向着生活，就是向着民间，向着普通老百姓。把老百姓的生活状态、生活智慧、生活理念转化成影像并载入史册，这就是真理之眼。朱公半个世纪的摄影生涯，始终坚持了这样的平民情节，难能可贵。即使在他的摄影早期，即使在不堪回首的动乱年代，“三突出”横行的时候，他也自觉不自觉地关注了大众百姓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状态。

我有一本广东美术馆编辑的馆藏图录，《时代影像——朱宪民（1966——1976）摄影集》，共收录朱公那个年代的50幅摄影作品。

1966年到1976年的这10年，被史学界称为中国的“十年动乱”，是中国人不堪回首的十年。那时政治运动几乎涵盖了中国人的全部生活：批斗、游行、打砸抢，人人自畏，如履薄冰。人们为了不被“揪出来”批斗游街，便积极投入“革命”行列。此时朱公是吉林画报的摄影记者，从他的作品中我们看得出，作为一名职业摄影师，他忠实履行自己的职责，拍摄了为当时意识形态服务的照片。这些照片出于本能把镜头对准了普通老百姓，虽说都是些“被生活”的情景，都打着浓厚的意识形态的烙印，例如学毛选、搞军训、大批判、修大寨田、下“五七”干校、学唱“样板戏”、“赤脚医生”下乡、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等等，但谁也不能否认，这一切的确是那个年代中国人日常的主流生活。把亿万人的日常主流活动记录下来，为我们留下可视的影像文本。

选自《中国百姓生活的影像》  （1978年北京  朱宪民摄）

不可否认，这本摄影集中的许多镜头是组织摆拍出来的。其中一幅知识青年与贫农老大娘在炕头学毛选的照片，打辅助光的助手还留在画面上。朱公编辑入册时留下这一细节，我想决不是一时的疏忽。诚实对事，诚实对史，直面史实，反思革新，应是朱公做人从事理念的体现。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所有照片，一旦离开作者，离开母体，都变的真诚起来。照片是语言，是文章，是一个会说话的孩子，保持着天真与挚诚。” 

朱公尊重这个会说话的孩子，我们从“孩子”的话语中听明白了那个十年，在总导演下全国上演的那出人间悲剧。

我们都是过来人，都清楚，那个十年是崇尚造反与革命的十年，要求政治进步是人生的追求价值。所有底层青年和百姓要想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命运，只有造反、革命、要求政治进步。他们没有错，朱公热情的记录与张扬他们的追求也没有错。历史不需要事后诸葛亮，朱公虽然难以摆脱历史局限，大多数的我们谁又能做到超前呢？但朱公用善良与真挚为我们留下普通百姓盲从、狂热、奋进的影像资料，使之成为今天我们反思、革新的参照和清醒剂。 

纵观朱公的历程，这以后，他在爱心与诚挚的基础上作了沉寂、会心的感悟，他终于找到了自己所苦苦追求的纪实摄影的表现方式。正如朱公所言：“摄影是忠于时代的，因为它只能记录”。自觉清醒的朱公，从此走上了“用真理之眼，永远向着生活”的摄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