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眼睛”与摄影家解海龙

“大眼睛”与摄影家解海龙：解海龙近照

 

“大眼睛”与摄影家解海龙：“我要上学”（解海龙摄影作品）

 

“大眼睛”与摄影家解海龙：1987年4月。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县安太乡寨怀村小学，戴红英老师背着不满五个月的女儿上课（“解海龙摄影作品）

 

　　解海龙从中国摄影家协会副秘书长的位置退下来已经有几年了，日程一直排得满满的。记者前去拜访时，他刚从四川飞回来；接受完采访当晚，与美国联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会面；次日一大早动身赶赴青岛、日照、沈阳等地讲授摄影课程……此外，他还要在年底前完成一项大工程，梳理一下自己半个世纪以来的摄影历程，作一个回顾。现在的大学但凡有摄影专业的，都会在课堂上把解海龙作为一个个案向学生们讲述，因为他的作品有一定的典型性，相对完整，分析起来比较清晰。多年来，解海龙的相机从未离身，电充满，卡整好，像枕戈待旦的战士一样，准备随时整装待发。

 

好照片一定“有想法”

 

　　提起“希望工程”，人们立刻就会想到“大眼睛”（又名《我要读书》），解海龙拍摄的这张标志性的作品，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象征。

　　解海龙这么多年一共拍了多少张照片，真是数也数不清，但是解海龙对自己，对艺术要求很高。他说，数字不能拿来衡量水平，他认为自己可能也就200来张能留下来的。

　　科技进步了，人们的思考却少了，这让解海龙也很无奈。“我们过去是想好了之后再摁快门。数码时代，人们拍摄变得随意。拍得越多，出片子反倒越难。这是一个反比。”解海龙最初拍摄“希望工程”的那套片子，办展览用了60张，是用70个胶卷拍出来的。他拍了一年多，跑了12个省，去了28个国家级贫困县。

　　关于摄影器材，解海龙说，我们现在搞日常的社会新闻摄影，手机已经够用了，而且还隐蔽，更能拍到真实的东西。不过一些特殊的场合或题材，比如体育、军事、舞台等题材，还是需要用到专业相机，还有商业摄影，拍摄那种巨幅的艺术照片，需要很高的精细度和品质，现在手机还做不到。二者各有所长。

　　“不要刻意追求那种技术的东西。现在的好相机拿起来根本不用对焦，都是自动追脸。科技太发达了！有什么问题，工程师都能给你解决。我们讲新闻纪实摄影，简单得很，需要思考的就是拍什么的问题——为什么要摄影。”

　　“我们拍片子一定要有想法。你是要拍个专题、讲述一个故事，还是要回访曾经拍摄的对象？你关注一个题材，是准备长期地去观察，还是在短时间内把情节交代清楚？摄影其实很宽泛：有人喜欢单纯追求片子的形式感，从审美的角度拍，就是所谓的艺术摄影；有一种是从记录的角度拍摄，某种东西即将消亡，再不拍下来，以后就没有了；还有一种是为了传播，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事。”解海龙认为，纪实摄影的传播功能既有横向的即时性，也有纵向的历史性，记录今天是为了告诉未来，因为摄影真正的功能、最根本的属性就是记录。

　　“世界上最有名的照片基本都是暴露问题的，提醒人们去关注。我的希望工程系列也是：关注教育的不平衡发展，农村的教育落后等等。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社会才能向前发展。”

　　“画家组织一个画面会有长时间的构思过程，摄影也是一样。脑子里思路清晰了以后，就等待机会的到来。拍摄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几秒钟甚至是几十分之一秒能就完成。包括‘大眼睛’，这不是摆出来的，我就是寻找‘大眼睛’去了。我去找那些面临失学的孩子，跟着她走了多少里地之后，到了他们学校，进了教室，她一抬头，我立刻就拍下来了。当时我脑子里就认定了，这张就是我的代表作。之前，一个大山一个大山，我已经走了很多路，去了很多地方。”

　　“这张片子确实是主观的，我想说的就是‘我想上学！’ 但与此同时，这是客观的一个现实，我只是拍了下来，记录下来，体现的是一种真实性。真实的东西就是自然的、鲜活的，而且生动，有了这些要素，照片就感人。”

　　“只有到生活之中去，才能体会到那些丰厚的东西。我们现在讲摄影课，就是在海量的照片中去提取那些感人的影象。不管是海底还是星空，典型、自然，就是最好的。”

　　解海龙被公认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推动者，但他拍摄“希望工程”系列的过程，其实困难重重。“那个时候大家都在拍各种‘好’，而我拍的这个既发表不了也得不了奖，还被某些人说成给社会抹黑。你认准了这条路是对的，就去坚持，一直走到底。追梦，就是这样。我们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要牢记的使命就是呼吁人们都来重视广大农村的基础教育，去帮助那些贫困落后地区的失学儿童。”

 

他也曾说“我想上学！”

 

　　解海龙当年拍摄“希望工程”系列作品的时候，常常会想起小时在老家读书的那个乡村小学，“有种亲切感”。他人生的起点，是在衡水景县。

　　“我1951年5月出生，老家是景县西周庄。我爸爸13岁从老家来到北京，在大栅栏那边一家首饰行当学徒，到了15、6岁开始学手艺、做店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成了干部留在了北京，在街道办事处工作。”

　　解海龙是家中长子，在老家出生。“我们家那时在北京还没有房子，妈妈生孩子就回了老家，我两岁多才进城。”弟弟出生时， 解海龙4岁。他又被送回老家跟着奶奶姥姥在村里上学。“班里我最小，上课坐第一排，其实跟上学前班一样。全学校就一个老师也能把我们全教了，是农村的那种复式教学。一下课孩子们全跑出来玩，踢毽的，跳绳的……高年级的把我们这小的背起来，开始互相拽，叫骑马打仗，回回把我们拽倒了把我砸底下，这边还没哭出声来呢，‘上课了！’又回屋里了。”在解海龙的印象里，学校的房子破破的，窗户没有玻璃，都是那种窗户纸。地上是砖，上面用木板一搭就是桌子凳子。条件简陋，解海龙却有种特别自由的感觉。那时他在野地里跑啊玩啊，一会儿爬树，一会儿刨花生，有时还帮着大人摘棉花。村里人打井，他坐到筐里下井底去“参观”……农村的一切，他都觉得新鲜、有趣。

　　解海龙6岁回到北京，还是不到正式上学的年龄，被送到宣武区一个私塾。老师是位半身不遂的老先生，每天被工友背着来上课，教孩子们学汉字、写书法。“我们得腮腺炎了，他就拿毛笔用墨在我们脸上画，半张脸都画得黑黑的，特凉，很快就消肿了，管用。”解海龙对那段时光很留恋。

　　解海龙真正上小学是7岁半，1958年。“我一上学，奶奶就来北京了，帮着照看我们、做饭，我妈就能出去工作了。她在房管所修缮房屋，砌砖、抬沙子、和水泥，当小工，体力活儿很辛苦。每天老早就起来走了，回来很晚，到家几乎连吃饭的劲儿都没有了。”

　　父母工作辛苦，但是他们却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每到交学费的时候，总是提前给海龙包好。一次，解海龙上学路上淘气玩沙子，不小心弄丢了学费，被狠狠责罚了一通。“那天我妈让我当着全四合院的人在院子里跪着，从吃完饭一直到半夜，邻居们家家户户全出来劝。十点多了，我看着一家家的灯慢慢都关掉了，整个院里就我一个人跪在那里，在外面睡着了，最后给抱屋里去了。妈妈说，为什么让你跪这么长时间？如果轻易就过去了，你永远也记不住——挣钱太难了，你却那么轻易就给丢了。”解海龙的妈妈那时每月挣30元。这两块五血汗钱，她要拼死拼活干上两天半。

　　“家里跟我说得很清楚，到16岁必须自立，早点儿上班挣钱减轻家里负担。我上初二时15岁，爸爸就给我找工作，我嚷嚷说，干嘛让我去上班？我还想上学！”抗争的结果是解海龙又回到了教室。然而，1966年6月，那场前所未有的浩劫到来，还是让他告别了学校。

　　1968年2月，解海龙报名当了兵。“当时我穿上军装坐着火车就走了，都不知道去哪里。第二天天一亮，到青岛了。”他被分到海军北海舰队后勤部，在离青岛200多公里的乳山修水雷。解海龙多才多艺，在中学就是学校宣传队的活跃分子，他会山东快书、相声、快板，歌曲、舞蹈都不在话下。部队组建宣传队，他当了队长。

　　部队的生活紧紧张张。解海龙白天一睁眼就是学习、训练，投弹、射击，然后就是修水雷。1964年全军大比武时，水雷检修的全国纪录是2分30秒。解海龙所在连队训练结束，战士们能做到4分钟，全营第一。原来，他把复杂难记的装置程序编成了妙趣横生的相声，让战友们在捧腹大笑中牢牢掌握了个中诀窍。解海龙的聪明才智赢得了部队领导的赞赏。

 

拍照 曾是他的阴影

 

　　解海龙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一个非常相信照片的人。同一个场景，被说出来、被写出来、被拍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当语言在空中越飘越远，文字在记忆深处逐渐发黄时，照片以它沉默和固执的方式停住，供我一千遍、一万遍地默念、抚摸和怀想。”

　　1969年，解海龙第一次接触相机。这一年，战友探亲回来带了一台华山牌相机，他觉得很新鲜。夜里熄灯号吹后，他钻到被窝里拿手电筒照着研究相机结构，很快知道了怎么上胶卷、摁快门。第二天是礼拜天，他从二十里外的县城花一块多钱买来两个胶卷，午饭后招呼全连战士上山照相。战友们很兴奋，在悬崖上、树林边表演格斗、刺杀。“拍一张得折腾十来分钟。”七十多张片子，他们拍了俩钟头。

　　胶卷被送到县城照相馆冲洗。没想到，大家盼来盼去，半个月过后等来的是却是大失所望——通讯员骑车取回的全是白板。“回来我就傻了！那时候根本就不懂技术，曝光欠了好几档。大伙都嚷嚷‘浪费感情’。打那儿以后，我再也不敢提照相的事，一说就堵心，见大家在一起人多我就躲，怕挨骂啊……”

　　这事，在解海龙心里成了阴影。

　　解海龙在部队待了三年多，没有休过一次假。“天天看着月亮圆了月亮缺了，特别想家。”退伍回来在车站看到来接自己的父亲，他特别心酸。“我走的时候他38岁。回来一看，怎么那么苍老啊。他们那些年太累了。我们家是6个孩子，我当兵那三年是爸爸妈妈最辛苦的时候。”解海龙急着回来，也是为了找份工作贴补家用。“我在部队没有工资，每月就是几块钱的津贴。”

　　之后的13年，解海龙在工厂工作。先是在一个很小的街道阀门厂，后来在北京市半导体器件十厂。这期间，解海龙开始学习摄影的基础知识。他买来吴印咸写的那些专业的小册子，《如何拍夜景》《如何拍儿童》《如何拍舞台》《如何拍风光》《如何拍体育》……翻来覆去地看。单位的相机不允许拿到外面去拍照，他特别希望有一台属于自己的照相机。

　　“1979年涨工资，我补了七十多块钱。又凑了点儿，用87块5毛钱买了自己喜欢的海鸥照相机。”后来，为了买洗照片用的放大机，他甚至去卖血。

　　解海龙在一个文化站的摄影学习班上过课，老师是首都照相馆的经理许喜占。上完三个月，他觉得还不够，又接着上中级班。在摄影班，他认识了很多朋友。

　　“那时我们家住一小房子，才14平方米。我白天上班，周末出去拍片子，晚上大人孩子都睡觉了，我把灯关上，拉上帘子就成了暗房，拿放大机开始放。到后半夜基本就放完了，四点多拿一大盆到楼道水管那里冲，跟洗带鱼似的，然后把照片贴到玻璃上，弄上滑石粉，等干了就掉下来。”解海龙和影友们半个月见一次面，把照片夹到铁丝上，大家一张一张地点评，看看大家的片子拍得怎样。”

　　1981年解海龙第一次发表的作品，是登在《北京青年报》上的《夜幕静悄悄》，参加的第一个摄影展是《北京晚报》摄影部主任司马小萌在紫竹院公园办的《谁的心灵美》，他的作品《光阴》获得优秀奖。展览现场，解海龙站在人群中支着耳朵听观众的意见，还拿小本记录下来。

　　“我就是喜欢摄影。自己没上过什么学，当完兵回来，什么都不会。我得长点知识，算是掌握一门技能。拍的照片获了奖，上了报纸，人家看了赞赏，我也感觉自己还是干这行的料。”

　　解海龙剪下报纸上各种摄影比赛的消息，贴在门后，每天出门都能看到。一段时间过后，他几乎是天天得奖，被称为得奖专业户（到1989年时，他的获奖作品已有400多幅，其中获得国家级金银铜奖的就有百余幅）。然而，解海龙又开始觉得迷茫，不知该怎样向前发展。“总拍这些甜甜美美的，难道一辈子就是得奖、得奖吗？”

 

寻找那双“大眼睛”

 

　　1984年，解海龙调到北京市崇文区文化馆。思索着一位老师讲的“好片子令人喜不如令人思”，他开始了阅读：尤金·史密斯、刘易斯·海因，萨尔加多的《劳动者——工业时代即将消逝的形象》……徐勇《北京的胡同》和《汪强十年说凤阳》摄影展，让解海龙看到纪实类摄影作品的魅力和潜在的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相机不全是用来陶冶情操的，一个沉湎于追逐‘小我’、‘小功利’的人永远也不可能获得‘大功利’与‘大我’。”他慢慢领悟到：“我得找一个适合我的领域，不要再瞄着得奖，要坚持数年干一件有意义的事。”

　　解海龙最早关注农村的基础教育，始于1986年4月《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那时候我就琢磨，为什么要有这么个法呢？”他后来看资料了解到，中国10亿人口的时候还有2亿多文盲，而当时联合国数字，全世界文盲是8.9亿。“八亿农民的时候，他们当中有多少高中生、大学生？包括我自己，最早只上过初中。”（解海龙1985年上了中国摄影函授学院，后来又在北京邮电学院进修。）

　　国家的发展繁荣与国民素质息息相关，基础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当时的国情却不容乐观。身为文艺工作者的解海龙开始思考肩上的责任与心中的使命，准备把精力放到农村教育方面，用一组不局限于某个地区的图片来反映农村的教育状况，用这几年学习摄影的基础将信息传播出去。

　　1987年，在广西的一次采风活动中，融水县寨怀村的女教师戴红英走进了解海龙的镜头，当时，戴老师正背着只有5个月的孩子在四面透风的教室里给学生们上课。“她女儿是我拍摄的‘希望工程’系列中最小的孩子。”摁下快门的下一秒，解海龙就被推了出来。不止是戴老师的不理解，来自方方面面的阻力让解海龙的拍摄举步维艰。在湖北红安七里坪镇的周七家小学拍摄那张《湖心小学》时，一位姓卢的老师甚至认为解海龙别有用心，跟他起了争执。扭打中，解海龙被弄了一身的泥水……

　　“我不是暴露黑暗也不是传递负能量，而是在呼吁全社会都来关注教育、关注贫困失学儿童。”解海龙考虑，如何把个人的理想追求与国家的发展脉搏更好地结合起来。

　　隶属团中央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1989年3月成立，很长时间没有收到捐款。他们也在调查青少年的教育状况，并计划向国内外宣传募捐。解海龙到团中央主动请缨，要求当一名志愿者。双方很快签订了合同，解海龙成为“希望工程”的专职、也是唯一的摄影师。他只字不提钱，青基会还是给他批了5000元，“用以购买一些好的胶卷”。

　　地图买来了，单位领导也支持，解海龙请了假， 1991年4月4日正式踏上征途。安徽的六安、金寨；湖北的罗田、红安；河南的新县、商城……怀着一腔热血，凭着一股毅力，解海龙用一年多的时间跑遍了大别山、太行山、沂蒙山，云贵高原、黄土高原、青藏高原。

　　他走最崎岖的山路，深入最边远最贫困的村落，寻访那些最渴求知识最需要帮助的孩子。拖拉机、驴车他都坐过，有时候一天要徒步走上几十公里。万家团聚的春节，他一个人躺在火车的硬座上赶路。很多时候，他只能睡在农舍，每天吃两个饼子和一碗菜汤。他却用手中沉甸甸的相机拍下了一张张震撼人心的照片 ：“大眼睛”“大鼻涕”“小光头”“烤小手”“两姐妹”“磨盘学校”……

　　解海龙说，他在拍摄的每一天都能感觉灵魂在净化，仿佛在接受一场返璞归真的洗礼。那些在粗粝艰难的生活中依然纯真可爱的孩子、在风雨飘摇的学校中默默坚守的乡村教师，常常让他一边拍照，一边流泪。

　　“有人说，我特别喜欢拍那些大眼睛的、亮眼睛的孩子。是的，我就想在困难中找到一种精神。我要找的这种精神，就是战胜困难、自强不息的精神！这些孩子，只要你给他们一点点关爱，就会异常灿烂。”

　　解海龙说：“多年的拍摄采访经历使我悟到，只有用真心，才能使你的镜头捕捉到最真切动人的画面。”他秉持纪实的手法，用80-200毫米的变焦镜头抓拍，尽力在不打扰拍摄对象的前提下去抓取最典型的角色和最经典的瞬间。从他的拍摄过程中，人们看到了丰富的人文情怀，长远而艰苦的行走以及满怀深情却冷静的记录。

　　1992年4月，解海龙拿出了第一批照片，与青基会在北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邀请50家新闻单位，每个单位发了一套照片。“希望工程”宣传靠着这一组片子一炮打响。10月8日，这些照片在北京与台湾同时展出，反响空前。接着，又在武汉、广州、上海、珠海、青岛、大连、大庆、麻城等地巡回展出。后来，解海龙的影展又办到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美国。

　　解海龙的照片发表还不到八个月，“希望工程”捐款就达到了一个亿。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老百姓，全社会广泛参与其中。他的作品成了“希望工程”的名片，而他本人也开始到处演讲，参与相关的宣传募捐活动。

　　1994年1月29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跨世纪的钟声”大型义演，解海龙选了56张照片同一天在人民大会堂展出。解海龙也因此成为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纪实摄影展的第一人。

　　作为“希望工程”的宣传标识，“大眼睛”注册了专利，曾一度贴满了全国各地的大街小巷，几乎成了20世纪发行量最大的印刷品。华辰2006年秋季拍卖会推出的中国第一个影像艺术拍卖专场上，“大眼睛”的限量拷贝以30.8万元创该专场的最高成交价格。这些钱，解海龙又拿去在西藏捐建了“大眼睛”希望小学。

　　截止到2016年底，“希望工程”总计接受捐款129.5亿元，资助学生5，536，000名，盖起了19,388所希望小学。解海龙拍摄的每一个孩子都得到了救助，他到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建起了希望小学。“希望工程”成为当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失学救助社会机构，最终促使国家政策加快了调整的步伐、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两免一补”（免杂费、免书本费、补助生活费）从2001年开始实施，到了2007年，全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均享受到了这项政策。

　　由此，解海龙也成为当代摄影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的纪实摄影家，他的《全校师生》载入了世界摄影史。“大眼睛”承载着当时人们的公益心和大爱，也是中华民族开始复兴崛起的一个象征。

 

不忘初心 继续前行

 

　　荣誉面前，解海龙并没有停下前行的脚步。 1992年，他到《中国青年报》当了一名摄影记者，奋战在新闻一线。张家口地震、阿尔山大火、98抗洪……现场都有他的身影。后来，他还被评为全国十大青年摄影记者。

　　与此同时，解海龙继续坚持“希望工程”的摄影创作。他不再关注各类评奖，因为觉得“我的照片能够帮助一个孩子上学了，就相当于得了一个大奖”。通过发掘、回访，他不仅拍了山村的学校、师生，还拍了城里的孩子，并作了对比。十年间，他行程两万多公里，走过26个省的128个县，接触了100多个学校的上万名孩子，拍摄了几万张底片。

　　2001年，解海龙到中国摄影家协会做管理工作，分管四五个部门，一直忙忙碌碌，直到退休。“我最初只是一个摄影爱好者，通过努力成为获奖者、摄影家。之后开始思考，怎样才能做一个真正的文艺工作者，为这个社会、为大家做些事情。我今后的方向和更高的目标，就是成为一名德艺双馨的文艺工作者。”现在，解海龙是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副主席、中国摄影著作权协会副主席，还是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在全国各地讲授摄影课程。

　　行走各地，解海龙只要有机会就会回访过去那些拍过的孩子，“我去大山多一些。‘希望工程’救助的第一人张胜利所在的涞源县东团堡乡正在建希望工程的展览室，下个月广西有一个活动，我去讲课，就想再去看看戴老师和她的孩子。我们经常通信。”

　　解海龙和他拍摄过的对象都保持着联系。前两天，“大鼻涕”胡善辉打电话告诉解海龙，自己新换了电话号码。“小光头”张天义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大眼睛’苏明娟这两天给我爱人朋友圈里传信息，她现在有两个孩子了，大女儿在学钢琴，又学芭蕾，农村的孩子已经城市化了，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更好的教育。”

　　《在希望的田野上——解海龙纪实摄影30年》展览正在北京恭王府举办，仅10月1-3日这三天，就有超过12万人参观。党的十九大的召开，让解海龙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习总书记讲话中就提到，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的确，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采访手记：

　　解海龙给人的印象就是热情、亲切，毫无架子。姜昆说，解海龙是被摄影“耽误”了，“曲艺界少了一个优秀的相声演员”。叙述过程中，解海龙“包袱”不断，让人发噱。机智幽默的另一面，是他的大爱与悲悯，令人感动、肃然起敬。

　　解海龙有个幸福的摄影之家。爱人是他的中学同学，和他一样曾经是宣传队的骨干，爱好文艺，能歌善舞，现在也是摄影高手。解海龙海量的照片，都是这位贤内助帮助整理保存。他们的儿子大学毕业，已在业界初露峥嵘。

　　解海龙给我看他弟弟妹妹的照片，他们个个事业有成，每个人都是解海龙的骄傲。“他们几个都曾经是学校里的大队长、校干部……爸爸妈妈管我们特别严，盯得也特别紧，到什么程度呢，我们这6个人，不允许任何一个人说另外一个人家里不利于团结的话——咱家没这习惯。”在他的大家庭中，没有困难，大家守望相助，同舟共济。解海龙的善良与正直、责任与担当，与来自父母的言传身教、和睦团结的良好家风，有着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