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聪：当视觉缺席，摄影将带我们走向哪里？

一个看得见的人，可能都比蔡聪更在乎被他人评判这件事情。

但蔡聪看上去完全不在乎。他可以不用盲杖，娴熟地从办公室的这一间穿过弯曲的走廊走到另一间，再拿起钥匙打开录音棚的环形锁。他很爱笑。接受采访时，他的双手自然地叠在一起，时而手指颤动，时而比出适时的手势来。在提及那只不太能灵活转动的义眼的时候，也毫不避讳。“你不用有任何顾虑”，他说。好像多虑的反而是坐在他对面的我。

1995年是蔡聪的生活产生巨大变化的一年。那年他虚岁十岁。蔡聪家旁边的农药厂是市里的支柱产业，到了春天，排污导致的空气问题让蔡聪的眼睛又红又痒。被医院诊断为结膜炎后，他开始使用带有副作用的激素类药物“地塞敏松”。依靠现在的回忆，以及后来从几个盲人朋友那里得到的证实，也许正是这个药，使他的视力渐弱，最终演变成严重的青光眼和视神经萎缩。

要怎么形容蔡聪眼中的世界呢？也并不是完全黑暗的。2013年，他将右眼眼球摘除，换上义眼。不到0.01视力的左眼，还可以依稀分辨出较强光线下对比度较高的模糊的影子。他仍做梦。许多年过去了，他仍会梦到回到了乡下爷爷奶奶住的房子，在房后的那片竹林里玩耍。“在梦里，我会觉得还能看见，但其实我的脑海里已经构建不起那种‘看得见’的感觉了。”硬要他描述的话，那片竹林的“样貌”，大概来自一种由嗅觉、听觉、对人和空间环境的熟悉程度所组成的“通感”之中。

听蔡聪讲对一些概念的理解和阐释是必要的。或者，去询问任何一位视障人士，那些对于非视力障碍的人来说最基本和习以为常的概念，可能都会有完全不同的一种描述和阐释。

两个世界的现实鸿沟也许是个不需过多探讨，但总是被忽略的事实。譬如非视力障碍的人们总是形容视障人群“生活在黑暗里”，但事实上先天性失明的人并没有“黑暗”的概念，与之对应的“光明”也无从体会。颜色是另一种似乎无法被完全理解的事物——在视障人群的世界里，黑与白的区分失去了意义。

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有自己的观点。蔡聪在“1+1残障人公益集团”的视障同事曾提到，当人们谈到红色时，他脑海中出现的是三角形，可能是“因为人们老说红色是热烈的”，而在他看来，三角形的尖锐可以回应这种热烈。这在蔡聪的解释中，是“他们会有自己特别有意思的想法”，并且，“不同的盲人，可能因为他自己生长的家庭环境、文化环境不同，想的都不一样”。

界面影像：有很多概念想请你形容一下，因为感觉应该是和我的理解很不同。比如，你怎么理解真实？

蔡聪：对，因为其实我们两个人完全是两种概念体系。

对于真实这种东西，我觉得探讨盲人是很有趣的，因为可以让大家反过来思考什么是真实。相机拍下来的是真实，我们人眼看到的也是真实，但是这两种是不一样的真实。

国外有相关的研究，比如说相机就是客观的记录，像素点的拼凑。但就人眼来说，我看到面前的你也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我看到的你的样子绝对不是这种相片上的像素拼出来的完整的细节。可能在我脑海里面，是看到了你的眼睛，或你的某一部分。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一种真实。以前讲世界是物质的、客观的，现在好像整个哲学领域越来越往主观唯心的角度来转移。

其实盲人没有了视觉这种感官，有时可能反而会更加从自己的主观出发，看到他们看到的那种真实。到底什么是真实？ 我觉得其实盲人看不见，但是他感受到的这个世界，他触摸到的这个世界，就是实实在在的真实。但是如果有一天，让一个先天性的盲人突然能看见了，反而这个世界会变得不真实。

界面影像：那你怎么理解记忆？

蔡聪：两种吧。一种是关于“我为什么是我”这件事情。记得好像是奇葩说第三季，关于你爱上一个人工智能算不算爱情的那一期，里面就讨论到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为什么是我。这个独特的我自己，其实是因为我过往的这一系列的记忆。如果记忆没了，重新刷新一下的话，即使你还是这个身体，你已经不是你了。所以我觉得记忆对我自己来说是存在的依托。再者，可能对于别人、身边的人来说，记忆就是我们彼此之间的连接的点。可能这是我对记忆的理解。

界面影像：接下来的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问你合不合适，或许应该问先天失明的人......你怎么理解图像和画面？比如如果照片是二维的，那怎么理解空间呢？

蔡聪：如果是有过视觉经验的后天失明的人，其实他能理解三维、二维以及透视。但是先天的视障人士，尤其是在我们国家现行的教育体制下面，很多没有接受过这种知识的补充。所以我们在培训里面会去透过一些类比的方式，让他学会理解。 比如，我们会用类似于花洒的原理让他去体验，告诉他空间的这种扩散。我们“盲人摸象”这个成语讲了几千年，大家从来都没有想过怎么从教育的角度解决这个问题。盲人因为没有视觉经验，所以要帮他去建立（空间概念）。

界面影像：可不可以理解为，盲人没有办法理解什么是观看？因为他们没有观看的概念。

蔡聪：其实是没有的。不过虽然没有观看的概念，但是可能有观看的社会需求，这是两件事情。比如如果办一个摄影展，可能他的审美需求以及社会需求跟非视力障碍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狭义地看，还是广义地看，这是两个概念。但我们现在通常会试图去让他尽可能做到狭义的“能看见”这件事情。譬如，我们国内有一个项目叫给盲人讲电影，经常是把一群盲人聚集到一起，然后放一部电影，找人坐在旁边，给盲人们讲画面上出现了什么。

做这件事情的志愿者可能觉得，他们帮盲人弥补了人生的缺陷。我自己是很反对这件事情的。但是盲人有没有看电影的需求？有。看电影这件事情，除了最基本的生理上的观看需求，在现代社会还承载了很多其他的需求。给盲人说电影这件事情，没有真正理解盲人作为一个社会人，在这个层面上需要的是什么，反而还是从生理的角度上，帮他在弥补“人生的缺陷”。但是这种缺陷，实话说是弥补不了的，也不需要被弥补。会有这种冲突在里面。

坦诚地说，蔡聪不是不会羡慕能看见的人。这样的羡慕，在他的形容里，“就跟人们有时候会羡慕有钱人是一样的”。但这并不会对他构成困扰的情感，着实困扰了绝大部分的视障人士。在这方面，“可能先天（视障）的还好一点，后天的会更严重，因为他们生理上看到过，而且从一种状态进入另一种状态的过程中缺乏支持”。就像掉落到爱斯基摩人的部落中去一样，视觉“语言”不通的人，也很难在无助中接受自己的境况。

看见是重要的，看见才是正常的，这是由多数非视力障碍的人构成的世界中，早已无可动摇的隐性价值观。也因此，看不见这件事情，成为了许多视障人士心中一个过不去的坎。“我们已经长期地、根深蒂固地对看不见这件事情形成了偏见，认为它是悲剧和缺陷，并且让我们的人生失去希望。”

与此同时，当视觉元素剥离了视觉本身的观感体验，它的社会意义就更加明显。“有时候你不得不承认，人是会受到社会的影响的，盲人群体受到的影响会更大，而且主要是被视觉影响。”在做性教育相关的研究时，蔡聪会遇到青春期的盲人群体中自我性别的内外统一问题。“比如一个盲人女孩，她会从文学作品里面看到，说穿裙子是纯洁的，白色是纯洁的，然后她就会试图去符合这种视觉世界的建构。”而对青春期的盲人男孩来说，则涉及到视障男性阳刚化的困境。“社会认为男性要阳刚才是美丽的。怎么去表现阳刚呢？你要给别人看到，对吧？比如说被看到运动的肌肉、汗水等。而且是要透过别人的反馈。”于是，就有盲人男孩刻意压低自己说话的声音，或是在住宿的盲人学校里故意裸着上半身，让别人撞到他。

而在蔡聪眼中，残障只是一个特点，“真正让我们遇到问题的是社会中的障碍”，这其中包括并不完善的公共设施，以及针对残障人士自主生活能力的训练，和学习与工作的机会等等。“我们只能透过社会的转变，让人们真正看到盲人们在这样生活，并且越来越多的盲人这样生活。很多顽固的人就是这么改变的。”

界面影像：我一直有个困惑，为什么盲人总是会和推拿和按摩之类的职业有很紧密的联系？

蔡聪：这也是基于我们对残障的认知慢慢固化下来的。我们人类对事物的认知，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比如说讲女权主义，这里面也有一派的观点是，之所以女性平等的机会到来，是因为20世纪初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劳动力不够了，他们必须要找到一个新的理论，让女性也能来生产，才有了这样的机会。残障其实是一样的。

古代时，人类解释不了（视障）的时候，便充满了迷信，一方面觉得盲人是不是上天的惩罚或者使者，另一方面是现实生活中他们确实做不了很多事。后来到了农耕文明社会，就出现了宗族、部落，生产力提升了。这些人从原始社会走过来，习惯了盲人什么都干不了，但是至少可以养着他们了。到了后来的工业化社会，科学、医学发展，人们开始发现他们当中有一些人能治好。然后开始有了生产线，生产线上有了标准，也开始思考每一个人的价值——他可能做不到一百（的程度），但是他可能能做七十、八十。盲人能做什么？做不用眼睛看的事情，那是什么呢？在中国，人们就想到了推拿，因为这毕竟跟传统的中医还是有一定的关系。所以1955年我们国家开始办第一个盲人培训班的时候，当时其实是开了五个专业，我记得是农业、工业、编织、音乐和推拿，然后慢慢发现还是按摩最适合他们，就这样又走向了一个新的固化。

界面影像：所以在视障群体里做推拿、按摩的比例有多少？

蔡聪：其实也不是很多。 我们国家官方统计的数据，视力障碍人士有1800万，其中处于就业年龄阶段的保守来说也得有1000万。然后我还看到过一个不算具体的数据，说我们在册的盲人按摩师是12万。这中间就有一个巨大的缺口。

剩下的人都在哪里？我们只能靠猜测。城市的话，我们认识不少关在家里的，农村的可能就在农村生活着，完全是靠自己。同时还有更大一批……我们有一个广播节目，听众基本上都是农村的，他们真的是什么信息都没有，每天最关心的就是政府什么时候能再给点钱，所以都是打电话来问低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