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德国、斯洛伐克与苏联军队于9月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英法对德宣战后，在法国寻求庇护的德国难民不再受欢迎。施泰因再度成为“流亡者”，他将妻子和1岁多的女儿送往法国的自由区，自己则被迫进入外国人劳工营进行强制工作。历尽艰险逃脱后，施泰因与同样经历了九死一生的妻女汇合，并最终拿到了数十万难民都在渴求的难民签证。 1941年，在国际救援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的帮助下，施泰因登上了当时最后一批从法国开往美国的远洋客轮。他的随身行李里有他的徕卡相机和一部分从巴黎抢救回来的底片，但许多被认为内容涉险的照片不宜随身携带，它们被发往荷兰的档案馆进行保管。该档案馆在战时遭到轰炸，世人再也无法见到施泰因二次流亡路途上的记录。 
1941年6月13日，施泰因的女儿在抵达纽约时于船上留影 抵达纽约的施泰因又一次需要重头再来，虽然穷困，但他终于摆脱了被法西斯主义支配的恐惧。在这个充满活力的文化中心，自由呼吸的施泰因重新用相机养家糊口，并放纵般地释放着自己过去数年被残酷现实剥夺走的创作激情。 
1941：施泰因在1941年7月10日取得美国图片联盟会员卡（左）；除了一直在用的徕卡，施泰因在纽约又拥有了一台禄来相机（右） 1946：施泰因的妻子及一儿一女 1952：施泰因加入美国国籍的入籍证书 施泰因带着“观察”这个天赋贪婪地徘徊在街头，从战时到战后，他痴迷地记录着从第五大道到哈林区的纽约生活，重新成为捕捉“那个瞬间”的街头影像狩猎者。他的摄影语言依旧是熟悉的配方，但技艺更加纯熟，这位影像狩猎者升级为纽约2.0版本，在“街头BGM”里，他终于可以放开手脚大杀四方。 
警车（Police Car）,纽约，1942 
哈林区少年（children in H），纽约，1947 
（Man on Bumper），纽约，1949 【三】施泰因×肖像：流亡者的“朋友圈” 1950年后，受健康影响，施泰因不能再整日穿梭街头，他开始专注于为文学、戏剧、艺术、音乐、科学和政治等领域的杰出人物拍摄肖像，其中有不少人是和他一样的流亡者。如今审阅这些肖像作品，仿佛在看一本20世纪杰出人物的影集。 
《流亡者报告》展览现场 © DHM/David von Becker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纽约，1944。美籍犹太裔政治学家，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以其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著称西方思想界。1933年从德国流亡。 
托马斯•曼（Thomas Mann），纽约，1943。德国作家，192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33年从德国流亡。 
马克斯•恩斯特（Max Ernst），纽约，1962。德国画家、雕塑家，达达运动和超现实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军人物。1925年在巴黎成立工作室，1941年流亡美国。 
弗朗索瓦兹•萨冈（Francoise Sagan），纽约，1955。法国小说家、剧作家，代表作包括《你好，忧愁》、《某种微笑》、《你喜欢勃拉姆斯吗》 其实从巴黎时期开始，肖像摄影便成为施泰因最为主要的收入来源。用他的话讲，自从成为一名流亡者，他的大部分工作都是为了“面包与黄油”（bread-and-butter），但脑海中始终伴有芬芳。这些对于芬芳的向往，换来了“偶有所得的成就”——在商业行为以外的肖像作品，如同这位流亡者私人的“朋友圈”，档案般地从另一个视角描绘了大时代的跌宕。 
格尔达•塔罗（Gerda Taro），巴黎，1936 当时在巴黎的知识分子及艺术圈的流亡者大多抱团取暖，施泰因的公寓里也收留过不少和他一样的德国流亡者。其中便有被认为是第一位女性战地记者的德国摄影师格尔达•塔罗（Gerda Taro），以及她更为有名的伴侣——20世纪最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借住在施泰因的公寓期间，他们共用同一个暗房。卡帕与格尔达的著名合影，也是出自施泰因之手。 
Gerda Taro and Robert Capa，巴黎，1936 日后联邦德国（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也曾在施泰因的巴黎公寓里借住，1983年，勃兰特回忆这段往事时说：“我与施泰因初相识时，我们都是来自德国的流亡者，我们都在通过各自的力量与纳粹政权做着斗争。在那个时代，他是非常前卫的杰出摄影师，对正义的追求以及对真理的关注激发着他的灵感。他是一位真正的梦想家，他所拍摄的人物以及选择的题材便是明证。” 
Willy Brandt，巴黎，1937/1938 巴黎一别后，施泰因与勃兰特再相见已是1957年。当时的勃兰特恢复德国国籍刚被选为西柏林市长，出访美国的他与施泰因在纽约相聚。施泰因为老友留下了另一幅富有表现力的“心理肖像”：“摄影师应该对拍摄者的姿势、手势和表情保持警觉，并在最能表达心理个性的关键时刻摁下快门。” 
Willy Brandt，纽约，1957 在施泰因看来，肖像的目的是通过摄影的媒介在照片中创造一个“活”的人，这个人应该与现实中的一样，不光有外表，更要有内心。作为一个出色的肖像摄影师，施泰因总能让拍摄对象打开心扉，真诚就是他的诀窍。他在摄影生涯中总共创作了1200余幅肖像，很多受访者成为了施泰因的朋友，并邀请他继续为自己拍摄更多的肖像作品。真诚，让施泰因的肖像作品呈现出“对话”的痕迹；真诚，也让他为世界留下了这张爱因斯坦的著名肖像。 
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946 在1946年施泰因为爱因斯坦拍摄肖像的这次会面中，原定为十分钟的采访，最终变成了两个小时的谈话。也许同样是德国流亡者的身份让他们更有共鸣，二人均在1933年离开家园，直到1955年离世，爱因斯坦再未踏上欧洲一步。2005年，德国政府选择施泰因为爱因斯坦拍摄的肖像制作了纪念邮票。 【四】流亡者报告：时间海上的漂流瓶 与爱因斯坦再也没有回到故乡不同，1958年，已加入美籍的施泰因终于再次踏上德国的土地，去国离乡，转眼已是25年。 回到德国后，施泰因开始与联邦德国最大的通讯社德新社（DPA）合作。1961年，《德意志肖像》在德出版。1962年，施泰因开始制作汇编集《那不是我们的德国》（That was not our Germany），这本“留给后人”的文集包含200多篇德语作家的文章，涉及迁徙与流亡的群体、种族主义及对第三帝国的反思，但出版困难重重，直至施泰因离世也未能完成。 
Fred Stein，柏林，1958 © Estate of Fred Stein 1967年，58岁的施泰因在纽约去世，他留下了数以千计的底片、照片和大量信件。他的妻子莉洛（Lilo Stein）接手施泰因的作品，并继续与德新社（DPA）合作管理图片版权。1977年至1979年间，莉洛向德意志国家图书馆的法兰克福分馆提供了百余幅流亡者肖像作品以作收藏。1997年莉洛去世后，施泰因的儿子彼得（Peter Stein）坚持不懈地努力，致力于让更多人了解这位杰出摄影师的作品。 施泰因的摄影作品是摄影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20世纪历史的重要文件。如今，他的诸多作品被史密森尼美国艺术博物馆（华盛顿）、纽约国际摄影中心（ICP）、美国国家肖像画廊（华盛顿）、巴黎历史博物馆、纽约犹太博物馆、柏林犹太博物馆等世界顶级博物馆或机构收藏。2010年以来，纽约、巴黎、柏林、德累斯顿等多地的博物馆陆续举办了施泰因摄影展。 阅读施泰因的作品，就像在时间海上的拾起一个个漂流瓶，如果你也有幸与它相遇，便能听到历史的回响——这是影像的意义，也是艺术的力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