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边的话］ 黑明的路走得很倔强，也很有力量。那是一种简单的力量、行动的力量。我认识的黑明向来都是一付精神饱满，从不涣散的样子。他很少瞻前顾后，高扬的创作姿态令人羡慕。10年间黑明出了15本图文书是不争的事实。 黑明对自己的追求充满了热忱和探险般的兴趣，他信赖自己的感觉，牢牢抓住出现的每一个灵感，把它变成最终的记录。理想到行动的距离在黑明那里很近。“想了就做”是黑明标志性的特征。 黑明是一个话题。也成为一个神奇。他的所作所为提供了摄影的多种可能性。黑明始终都在努力，现在没有什么能阻挡住黑明的脚步，所以看上去他有些不管不顾地享受劳动的乐趣。 自由地奔跑 ―――黑明访谈 一、想好一个选题后，自己先去做就是了 陈：黑明，你是不是有策划人或一个班子在为你做高参？ 黑：（坚决的）没有！我的报道全是我自己想的自己做的。 陈：你哪来那么大的干劲？ 黑：也许别人在酒吧的时候我在干活。我每天7点起床，起来就在电脑上写东西， 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写到12点。虽然我没有太多的业余生活，但没有意义的活动 绝不参加，我每天都在专心琢磨自己要做的事情。 陈：你在走一条什么样的摄影路径？ 黑：我认为自己主要做的是人文类的纪实报道摄影。 陈：你曾说，十年前，《中国青年报》的陆小娅给你推荐了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这本书从此改变了你的摄影。从这本书里，你学到了什么？ 黑：看完《江村经济》我更坚定了自己的选择。过去看过很多有关美学和心理学的书，也看过不少历史书，包括那些年流行的伤痕文学。后来又开始接触社会学的书，包括社会发展、家庭制度、农村经济等多方面的内容。通过这一类的书，使我不但注意到选题中所存在的普遍性、典型性和多样性，也使我的目光更加注意到了社会变动和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细节，使我对国家的体制、政策以及普通百姓的思想体系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同时也使我找到了一种新的表现方法。这一点，我认为在我最新的作品中都有所体现。 陈：在那样的情况下，你有了自己的第一本书《走过青春》。那是我很喜欢的一本书。 你的报道通常是以书的形式呈现出来，一本书的策划到完成中间的环节是什么？ 黑：通常我一般都是想好一个选题后，自己先去做就是了，做好以后再去寻找合作伙伴。也不需要寻找哪个机构投资，或者依靠赞助完成，其实有的选题并不需要多大的资金投人，如果自己不去克服一些困难，可能就会永远失去一个很好的、甚至是很重要的选题。 陈：你每年同时在做很多题目。那些选题从哪里来？ 黑：不是任何人给我的，每一个选题都是自己想出来的，这和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以及所掌握的知识有很大的关系。 陈：你所说的事先“考虑周密”是怎样一种状态？面对一个选题，你会做怎样的计划？ 黑：首先会对要做的选题做一些必要的研究，比如在做《走过青春》之前，那时有关知青题材的出版物很少，我先后多次去人民日报的资料室查资料，几乎翻遍了当时的人民日报，不然自己不了解具体的背景资料，面对被采访对象，很难问到点子上。 陈：每一次报道都是如此？ 黑：是。做每一个专题都是这样。 其次，我还会考虑相机、感光材料，甚至还要想到拍摄的季节和周期等等。 有的题材适合长时间完成，有的题材适合短时间完成。新窑子我一做就是将近10年（1996年～2005年），主要还是想看到它变化的过程，但有的东西就没有必要。比如我最近在做的选题，根本不需要选题本身的时间跨度，于是，我会在很短时间内完成。 其实我的任何一个选题的操作过程都可以给大家说的很透，也没有什么可保密的。每次出去做讲座，我都希望把自己经历过的得与失明确地告诉大家，如果能给别人起到一些借鉴的作用，那是我最高兴的事情。 陈：在我认识的摄影朋友中有两个人的行动能力是很强的，一个是张桐胜，一个是你。你们似乎总在做事，一段时间不见，就有新的作品拿出来。 [FS:PAGE] 黑：张桐胜和我也是很好的朋友，其实他做的更好，估计桐胜比我还忙，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情。有句老话，付出总是有回报的。 二、用10年时间记录了一个村庄 陈：你去年出版的新书《100年的新窑子》，我认为是显示你实力的作品。 黑：你有这种感觉我很高兴，因为这本书也是我最喜欢的一本。 10年前，我来到了黄土高原中部的新窑子村开始第一次采访拍摄，去年，《100年的新窑子》正式出版，等于我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了将近10年的农民生活调查。 要说一个村庄的变化，10年并不长，要说我对一个选题的拍摄，可以说是最长的了。其实《100年的新窑子》主要的还不是说它的变迁，而是10年的记录，记录村民们在世纪之交真实的生存状况和对生活的态度，以及他们在这个时期的思想意识。 《100年的新窑子》我不但使用了摄影的手段，而且也利用了文字的力量。因为影像所传达的信息量毕竟是有限的，有些东西靠摄影也无法表现，比如，封面上出现的那些数字。而且对于那些数字来说，我非常感兴趣，也是社会学当中不可缺少的调查数据，所以我只好借助文字的功能来完成。 以下是《100年的新窑子》封面上所出现的数字： 1903年，这里从死亡之海的毛乌素沙漠逃荒来了第一个人。 1923年，这里出生了第一个人。 100年后的今天，包括17个黑户，这里已经繁衍为282个人。 我在这里的八年间，新窑子村又出生了19个人。 张萌、张锐、张波、王琪、王玉、王续、王豆、李星、李阳、白伟兵、白娜、高椒、苏文燕、屈欢、屈文庆、张雪、王好好、白甜甜、张秀秀。 我在这里的八年间，新窑子村死了15个人。 张继民、王福成、李清兰、李长有、白炳宗、高怀玉、刘金虎、康玉莲、贺康富、柴丕莲、郝招香、宋应吉、房步清、王素琴、白随勤。 我在这里的八年间，新窑子村有4个女子出嫁。 高霞、白冬花、房涓娟、房静。 我在这里的八年间，新窑子村有10个年轻后生娶了婆姨。 李世宏、王宏卫、苏培华、张友军、白小龙、王红双、李保东、王卫东、房喜军、白保军。 我在这里的八年间，新窑子村有3个婆姨和男人不辞而别。 张红、王涛、刘梅。 我在这里的八年间，新窑子村有2个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贺建飞、王宁刚。 陈：那天，你摸着封面说，你好喜欢这些数字。我印象很深。当时你为什么会选择新窑子？ 黑：记得当年想要拍摄一个村庄的时候，我去过山东，也考虑过江南，最终还是选择了自己熟悉的黄土高原。在上飞机去陕北之前，我还不知道要去哪个村庄，到延安之后，才通过延安日报和市委组织部的两个朋友把我带到离延安很近的一个乡政府，开始给我联系拍摄的村庄。因为我要求交通方便，不希望过于贫穷，但愿能够找到一个具有发展空间的村庄，所以，乡镇府的领导给我推荐了离延安只有8公里的新窑子，他们认为新窑子是比较方便、富裕的村庄。去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个村庄只有不到100年的历史，所有的故事和数据都是来自我和他们的对话，没有可参考的资料。 我刚去的时候，他们都把我当成了香港派来的特务，当时全村人都提高了警惕，严防我对农业建设有什么破坏活动，党支部还派人监视过我，这还是后来熟悉之后他们告诉我的。因为那时正是香港将要回归的前夕，农民嘛，也不见怪，他们很纯朴。 陈：你一共去了多少次新窑子？拍了多少照片？写了多少文字？ 黑：1996年～2005年的10年中，我大概去了30多次新窑子，等于来回跑了整整8年。有时去了一住就是半个月，有时两三天就回来，总共留宿180多个夜晚。 “五•一”“十•一”“元旦”“春节”都在那里过过。 在新窑子一共拍了将近200个胶卷，写下了30多万字的采访笔记和日记。后来，去新窑子有时连相机也不带了，只带一个笔记本，并不见得每次都要拍照片，好几次都是聊聊天就回来了。《100年的新窑子》中选用的200多张照片和10多万字的故事，可以说都是我在新窑子将近10年中摄取的精华。 [FS:PAGE] 陈：后来你成了村里所有人的朋友，你的所有问题他们都有问必答？ 黑：在村里住久了，不少人把我这个传说中的北京下乡干部当成了朋友，许多年轻人和我无话不说。他们想看电影让我包场，想喝酒让我拿钱。对于他们的每一次要求我都尽力去实现，村民们自然对我露出了纯朴的笑容。记得有一次他们要看电影，我特意去延安城里请来了电影队，一晚上就为他们放映了3部影片，使得此后的好几天当中，村里的婆姨女子们还陶醉在喜剧的情节之中，孩子们还在模仿着电影里的武打动作。时间长了，新窑子的人无心中把我当成了村里人，我每次去的时候，他们都说问：“你回来啦？” 有一次村民和村支书白整风建议说：“还不如给黑明批一块地，给他打孔窑洞，回来照相方便些！” 陈：你去新窑子还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 黑：一次次走进新窑子，一步步地加深了我和村民之间的感情。每逢聊天，笑话必讲；每次喝酒，酸曲必唱。酒后的半夜三更，他们还经常拉我脱掉鞋，光着脚丫子轻轻走进人家的院落，趴在年轻人住的窑洞窗户下偷听炕上的动静，当地人称之为“听房”。记得有一次二毛在关键时刻把我的手电筒突然伸进窗户，直射人家的动作，照得光屁股男人只好乖乖卧倒并钻进被窝。遇到那种场景，老实人不声不响，反而像做贼似的；碰个不老实的后生，经常是脑袋伸出被窝，对着窗户笑骂“龟孙”。 我在那里跑了将近10年，故事简直太多了。张勇勇的媳妇跟着一个贵州人跑了，他却打电话说让我去贵州出差的时候帮忙给他找一下媳妇，最好能给他带回来…… 刘胜利的父亲快要死了，他专门跑到延安城里给我打来长途电话，问我要不要回去拍摄他父亲的丧事…… 丁世海想买几台粉笔机开个粉笔厂，也给我打来长途电话，他的举动促使我跑遍了北京的粉笔厂和粉笔机制造厂，遗憾的是没有关系粉笔卖不了，最后他的梦想成为泡影…… 王宁刚有一次打通我的手机后说，他正在城里买手机，想试试手机响不响。他回到村里后，又给我打来电话，还说是爬到最高的山顶上给我打的，说没事，就是看手机会不会响…… 还有一次村里的几个孩子在城里犯了事被抓，他们的父母竟然也把电话打给了我，说让我帮忙从监狱里给救出来，弄得我哭笑不得。 前几年新窑子有几家人装了电话，遇到红白喜事，常有电话打来，有时间就去看看，没时间他们也不会埋怨。 陈：《100年的新窑子》当中有很大一章是讲北京知青的故事，你是怎么找到他们的？ 黑：1968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使北京92中的18名初中毕业生“加盟”了新窑子，这在新窑子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一个历史事件，于是，写新窑子不得不写当年在村里插队的知青，因为每一位知青的名子和形象都在村民们的脑子里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至今，村民们还经常在我面前提起他们的名字。 30多年过去了，怎么去找，确实很难。我先是通过村民们打听到了知青们的真实姓名，然后又通过媒体和许多朋友的帮助，最终在北京、河北等地费了很大劲才找到了7名当年在新窑子插队的北京知青，所以，书中就有了一章北京知青的故事。 陈：这本书中的两篇前言《让我们心里有谱》和《不仅仅是为了他们》引人注目。它们分别由历史学家吴思先生和社会学家孙立平先生撰写。这说明，你的工作引起了学者的关注。 黑：这两篇文章的转载律的确很高，无论是纸媒体还是电子媒体，至今还在转载，而且还有别的社会学家看了《100年的新窑子》之后，也纷纷在一些学术刊物发表文章。 记得去年我受出版社之托打电话给吴思老师的时候，怎么说他也不同意为一本摄影集写序，后来当我把全部书稿通过电子邮件发给他的时候，当天晚上他就打电话对我说：“我很喜欢这本书，也很想看看书中的照片。”两三天的之后，他就给我发来了《让我们心里有谱》这篇文章。 三、自由摄影，真实记录 [FS:PAGE] 陈：我一直看你的东西，对你最关注的还是你对报道摄影的拓展。在你那里我们看不到一条预知的路线。你每次拿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都出人意料之外，无论是题材还是拍摄的方法。 黑：我希望自己对题材的表现方法每次都能有一些变化。我觉得一辈子只用一种风格表现自己的想法，只能说明没有进步，我不喜欢重复。 陈：你在《走过青春》之后，东北的知青也来找你为他们做一本类似的书，并且还说有赞助，你拒绝了。 黑：因为我不喜欢做过于雷同的题材，因为有很多新的选题等我去做。 陈：知青、右派、僧人、北大、清华、平遥、丽江、西藏、陕北、新窑子、地雷村……这一系列报道彰显着你独特的能力，你的创作状态是什么样子？ 黑：我的选题一般都是临时想出来的。而且常常是几个题材同时进行，其实同时做几个选题，并不矛盾。我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爱好和工作两不误，把计划好的事情一件一件做完。 陈：你很有计划性，每年要完成什么你心里有数。 黑：我经常是同时做着和想着很多事情。我不敢过分要求处处完美，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像你说的和绣花一样对待每一个专题。对我来说，无限期的延长有些奢侈。我的选择要有意义，要有价值，反之我不会去做。 陈：你说过，不想成为标志，也不想期待被别人关注。 黑：是这样的，拿我本人来说，也没什么好关注的。我只希望别人关注我所做的事情，比如这两年新窑子不少人收到社会各界的捐款和捐物，这就是我所期待的。 再如，我所拍摄的《少林僧人》和《少林功夫》图片展览即将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在地展出，并成了他们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很重要的宣传形式。 陈：你在拍摄上似乎也没有固定模式。 黑：每次准备拍摄前，我都会对题材有基本的定位和目标，我先琢磨出无数个方案，直到找到最合适的表现途径，甚至像刚才所说的，就连器材和胶片我都会想好，我希望用不同的器材和不同的表现形式，表现不同的选题内容。 陈：你的设想到实现距离很短。你如何永远处于积极的状态并把种种设想变成可能。 黑：更多的可能是兴趣吧。比如和知青、右派、僧人、农民等各种人群对话，不仅仅有趣，而且还可以增长自己的阅历。如果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真正有兴趣的话，那就很容易把设想变为现实。 陈：因为你选择了一条有想法的道路，什么也限制不了你了。 黑：想法很多，根本做不完，惟一限制我的就是时间。 四、关于图文书的商业操作 陈：现在你拍摄的专题几乎都是以图文画册的形式出现，你的目的也许是想让更多的人读到照片和照片背后的故事。这一做法无论对社会还是对读者来说都已经被认可。《人民摄影报》曾经评价你：“对摄影的商业化运作技巧掌握颇多，几乎每本独立运作的图书都能引起强烈反响。 ”“呼唤黑明”“黑明现象”曾是摄影媒体谈论的话题之一。你怎样进行商业操作？ 黑：刚才说了，我几乎不操作。我不会刻意去做商业。我觉得只要自己喜欢的选题和所做的事情是大家喜欢和需要的就可以了，如果没错的话，那人家自然就会去关注你的东西。只要是好东西不愁卖不出去。 陈：你怎么解决技术上的问题？ 黑：我认为自己的摄影不同于商业摄影，不像拍一件产品，总需要技术上的突破，比如奇特的光影、巧妙的构图以及漂亮的色彩，甚至包括广告摄影的创意，这和我需要的摄影完全不同。 其实对于普通的摄影师来讲，技术那点东西是很有限的，有的东西和技术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技术只是一个摄影人最起码的基本功，对我来说，可以说早就过了这一关了，没有必要怀疑自己的技术。在我的摄影中，除了反转片需要到外面加工，其他都是自行解决，我自己家里也有一个暗房，设备很好，很方便。 陈：和最初的《看陕北》比起来，你现在的书和画册几乎不会积压，这是为什么？ [FS:PAGE] 黑：我们四兄弟1995年合作出版的《看陕北》摄影集，在圈子里也热闹了很长时间，但销量很低。究其原因，就是因为画册中的文字太少。《看陕北》确实传递的信息量不够，难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其实人家不买并不是因为人家看不懂我们所谓的艺术，而是因为人家觉得信息没有达到他的需求，买回去用处不大，甚至用不上。中国人很在乎“物有所值” 这个词。 所以，我在出版《走过青春》的时候，除了拍摄照片，还加了大量的文字以充实内容，做到图文并茂，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摄影语言和文字语言配合使用时会产生“超加合性”。 陈；你的尝试很多，但都集中在和人密切有关的题材上，这也是被出版家屡次看中的原因。 黑：我希望根据自己的特长和爱好选择拍摄题材和体裁。当然自己的选择要准确，不能总选择没有市场的选题。比如我这些年拍摄和出版的《走过青春》《磨难人生》《寂寞喧嚣》《古城平遥》《古城丽江》《100年的新窑子》等等，既满足了我的摄影欲望，也找到了很好的市场。所以，我总觉得一定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摄影路线。比如，有的人喜欢拍风光，有的人喜欢拍新闻，有的人喜欢拍人像……只有选择自己最喜爱的摄影方式，才能发挥出自己最大的潜能。 比如我的同学于云天经常陶醉在他的风景里；再比如贺延光对新闻的敏锐程度和表现力让我最为敬佩，在我的印象中，几乎没有谁能赶上他。 但对我来说，除了具体的人，我对别的体裁几乎没有什么兴趣，所以这些年，我的拍摄对象一直没有脱离具体的人。我觉得从人的身上最能体现时代特征。有时一张表现人物的照片可以看作一个时代的缩影。 五、我没想当纯粹的摄影家 陈：你如何看“黑明是题材的成功而不是摄影的成功”这样的评价？ 黑：这种说法很久了，其实我当时在做《走过青春》的时候，就没有把摄影看成 小圈子里的事情。我也不愿把自己看成一个纯粹的摄影家。再说我的摄影并不是 圈子里的事情，我只是用摄影的手法在表现人生状态和整个社会的变迁，我想通 过我的摄影，给更多的人传达我对事物的理解和感受。我不想当纯粹的摄影家正 是觉得那种纯粹的摄影不能完全表达我的思想。 我也没想过成功。对于摄影来说，成功没有一个标准，它不像体育和科研，成了就成了，不成就不成。说句难听话，一个照相的会有多大的成功！再说，这一点我早就说过了，别人怎么说是别人的理解，和我没有太大的关系，也没必要去关心人家怎么说。我关心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至于我的影像，我认为好就可以了，因为我有我的审美标准，不需要迎合别人。当然别人关心我的摄影也是好事，在此，我还是要对别人说一声谢谢！ 记得有一次我和我们杂志社的摄影记者李拜天去和北大社会学系教授熊跃根老师聊天，他说：“做选题没必要在乎别人怎么说，只要自己玩的舒服就行了。” 我很赞同熊老师的这个观点，因为我一直认为：自己舒服第一。 陈：你是一个重视传播的人。你如何做到寻找的话题尽可能是公共话题而不是摄影话题？ 黑：呵呵，因为我关心的是公共话题，而不是摄影本身。比如我读书、上网、社交等等，都和摄影关系不是很大。我的定位一直是这样的：我不希望我的照片放在家里，只给几个“沙龙”朋友看看，我希望我的图片和文字传播的范围更大。再说，“摄影话题”这东西我觉得很抽象，我不想费脑子说那些说不清的东西。就像摄影圈子里很多年一直在纠缠 “抓拍” 和“摆拍”一样，其实一点必要都没有，因为抓有抓得道理，摆有摆的想法。只要不违背职业道德，就没必要谴责别人。 陈：比起摄影界的关注程度，你更关心自己的书会不会被更多的老百姓关注、被社会关注。 黑：摄影的圈子太小，对某种东西感兴趣的人也太少。我对作品的定位虽然是社会和老百姓，但也有着明确的目标读者。比如去新窑子拍的是农民，但并不是给农民看的。再说，我做的很多东西是田野考察和社会调查的报告摄影，其实和摄影本身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是需要用摄影的方式去表现自己对事物的态度，所以，希望自己的每一幅照片都能有更加丰富的摄影语言。 [FS:PAGE] 陈：那你怎么能做到自己的书会不会被更多的老百姓关注、被社会关注？ 黑：我就是一个老百姓，老百姓关注的就是我关注的，我关注的也正是老百姓所关注的。至于选题和细节的判断，我很自信。我每周都要去两次书店，买书和看书早已成为习惯，不过我很少去看摄影方面的书，甚至可以说几乎不买。除了碰到很经典的摄影书籍才会去买。比如最近我在三联书店买了两本和卡帕有关的书就很喜欢。 陈：你认为自己的读者比摄影圈里专门对技术和艺术的评判更能切中要害？ 黑：读者对摄影的要求不一样，我希望我喜欢的影像就是读者喜欢的影像，更希望我的读者在我的影像中能够找到他们需要的信息。 刚才说过了，摄影圈子里怎么评判无所谓，我知道该怎么把握自己的影像。再说一张照片本来也没有那么伟大，我不必肩负那种“理论性”的使命感。走出摄影圈，我才知道摄影的天地是多么宽广。我的书累计销售30多万册，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 陈：没有什么理论啊观念啊能主导你。 黑：连我自己都约束不了我自己。 陈：我好奇的是：摄影在你这里还有什么可能性？ 黑：哈哈，也不会有什么出奇的可能性，因为摄影不会救国，也不会惩治腐败。我只希望按照自己的想法，一步一个脚印地实施自己的计划，争取把自己感兴趣东西不要放过。 陈：这样你行走和拍摄反而更加自主自在，随心所欲，也引起了各行专家的注意。曾经撰写过《血酬定律》和《潜规则》的吴思为你写的前言《让我们心里有谱》，我就很喜欢。 “我很喜欢黑明这本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窑子很像我们村——我当年插队的地方。1996年，新窑子有58户人家。1976年，我当过指导员的那个山区生产队有57户。那时我们队的日值是三毛五分钱，当年新窑子的壮劳力每天也挣三四毛钱。看着黑明拍的照片，随着他在新窑子走家串户，我就想到了我们村，想到了我当年熟悉的人家，听见了他们的笑谑，闻到了烧秫秸和猪食混合的味道。看到新窑子知青的照片，我简直就像见到了自己。 我们村是我判别真伪的参照系。关于中国历史和现状的理论和叙述，关于中国人的种种说法，一旦让我迷惑了，我就拿来与我们村比较一番。说得靠谱，我就接受；离谱远了，我就不拿它当真。这个办法很笨，难免限制人的想象力，也无法帮助我领悟IT之类的高新产业，但可以保证我不脱离常识。我不会把北京上海看成中国，不会把书本电视上的理论和宣传当成现实。我经常犯错误，但不至于错得太离谱。 读了黑明的这本书，认识了那些有血有肉的农民，我感觉更有底气了。在他们的经历中，我对共和国历史的许多看法得到了有血有肉的印证。他们今日的奋斗和挣扎，又为我补上了一段参照系中的空缺。作为一个有八亿农民同胞的中国人，心里装了一个完整的村庄，了解这个村庄与整个社会的基本关系，无论说什么，做什么，我都感到心里塌实。” 六、喜欢真实和朴素的文字，不喜欢虚构和飘渺的 陈：摄影者做出一些好的图文书留下来，这应该是一条道路。过去摄影人的定位太过狭隘，拿出照片，开一个研讨会、办一个小展览、出本画册就很满足了。而图文书恰恰是你最大的特点。你的文字也就成了一个话题，很少有摄影者这样完成大量的文字。 黑：因为我很早以前就意识到：我要表达的东西，靠摄影语言不足以承担。 陈：《走过青春》原计划用5万字来完成，后来却增加到了12万字。此画册的热卖和文字也是息息相关的。 黑：对！几年前，这件事对改变我的观念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陈：有些遗憾的是你有好几本书我们现在还无法看到它的全貌。比如《磨难人生》，比如《地雷村》。 黑：从《走过青春》开始，更多的人通过文字读到我照片中人物背后的故事。直到几年之后，我还可以清楚地讲出绝大多数被访问者的名字和他们的生活状况。 [FS:PAGE] 陈：你已经为出版和还没出版的题材写下100多万字。 黑：可能还要更多。但有的题材不需要很多文字，比如我的《少林僧人》和《西藏》。当然，有的题材用纯粹的摄影是无法完成和实现的，比如我的《100年的新窑子》和《磨难人生》等等。 陈：我最开始读《走过青春》时就觉得你的文字很好读，言之有物，有情有景的。你的作品很少只有“某年某月拍摄于某地”这样简单的图解，几乎每个人都有名有姓，有血有肉。你的每一部书都有很多文字提供深入、确实的史料。 黑：其实，只要真诚，文字并不难，因为我不是凭想象写。比如去年我去云南的“地雷村”采访，一周之内就记了满满3大本笔记，回到北京，用了一个月的业余时间，便整理出了近20万字的真实故事，而且非常感人。这些东西当我传到自己的“博客”之后，没想到不到24小时就有2000多人点击，还有不少人留言，这一点让我很惊讶。 陈：我看了，惊心动魄。 黑：当然，在“地雷村”的一周，可以说是日夜奔波的一周，在短短的一周内，我走访了近百户边民。那几天，我每天早晨7点就开始采访拍摄，晚上12点才结束，有时凌晨两三点，还在听村民们讲述当年打仗的故事，使我真正了解到了边民们在“自卫反击战”结束近20年后的生存状态。 陈：在文字上你还会有什么样的追求？ 黑：我喜欢真实和朴素的文字，不喜欢虚构和飘渺的。我只想用现在这种形式记录，不喜欢其他形式的文字加在我的照片底下。比如诗歌、散文，看看可以，但我不会选择用诗一般的文字去表达我对事物的理解和感受。 七、我几乎一整天都会坐在电脑前写作 陈：你是怎样完成这些大量的文字写作？ 黑：呵呵，没有什么窍门。睡觉少、酒吧去的少，笔记翻得多、坐在电脑前咖啡喝得多。我不是每天拍照片，但一定会每天写文章，因为写文章要比拍照片更加需要时间和耐力。如果不出去采访和拍照片的话，我一定会在电脑前坐着。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写到12点或者是更晚才休息，有时劲头儿上来之后，写通宵也是常事，当然写累了也会上QQ和MSN与朋友们聊聊。 陈：我知道你最近正在启动新选题，从元月一日开始，你就开始工作了。那时候大家在放假。 黑：对，元旦休息日，我按计划工作了三天。 陈：你说自己还是一个认真的人。认真到什么程度？ 黑：记得好几年前浙江摄影出版社的葛卫卫在编辑我的摄影集《古城平遥》，当她决定把其中的两张照片做成拉页的时候，我觉得135洗出的照片做拉页毕竟还是有些勉强。因此，在此书即将下厂的时候，我却连夜赶火车去了一趟平遥，第二天清晨，我用6×17的相机专门拍摄了做拉页的那两个场景，当天回到北京就用特快专递寄给了在深圳等着印刷的葛卫卫。 再比如，看过《100年的新窑子》的朋友都知道，那本书打开便是几十张很清晰的标准像，那些标准像是和出版社签订了合同并完成了设计之后，才觉得用120拍的标准像不满意，所以我又特意去了一趟新窑子，用4×5坐机拍摄了现在书中用的那些照片。这样做不仅自己舒服了，重要的是把自己的想法更加准确地交待给了自己的读者。 写文章也是一样，我会认真地对待每一个字。 八、我走上摄影这条路算是投对了胎 陈：你的父亲对你为人和摄影影响很深？ 黑：父亲是1941年在延安参加工作的老革命，也是一个处处以党章为标准的老共产党员，早年在延安边区师范和陕西干部学校学习。教书多年后，又去政府机关任职多年，早在解放初期就加入了中苏友好协会，他一生喜好读书、写字、做诗，对我们兄弟姐妹今后的做人、做事都有着很大的影响。 父亲是1983年离休的，当时是地方政府的统计局长。记得他当年办完离休手续回到家中的时候，突然发现柜子里有一个黑色皮包，他说是公家的，赶紧腾空那个人造革的皮包又给公家送去了。至今我还记得那个清晰的场景。 为了我们四兄弟的摄影，父亲几乎尽了自己最大的能力。记得1985年弟弟去老山前线当兵打仗的时候，父亲还支持他买了一台海鸥205相机。 [FS:PAGE] 陈：在陕北，黑氏四兄弟的摄影是很著名的，而且你们现在都用摄影养活了自己。你们是如何走上这条路的？ 黑：我大哥黑建国当年是陕西地质子弟学校的美术教师，他很早就画画拍照片，对我摄影的启蒙其实就是大哥，包括我们兄弟间后来都迷上了摄影，都是受大哥的影响。当然这和我们每个兄弟从小喜欢写写画画有着必然的联系，如果不喜欢，也很难受到启发。 受大哥的影响，1979年，在我16岁那年，我有了一台不足50元的孔雀牌照相机，那台相机完全是塑料的，而且不是照相机厂生产的，是哈尔滨电表仪器厂出品的，当时还是在父亲办公室的文汇报上看到消息后邮购的。那台相机使我亲手拍摄了第一张照片，后来在大哥的指导下，我开始学习摄影。 最早接触到的杂志是中国的《大众摄影》。1985年，我在香港的《摄影艺术》杂志发表了自己的第一幅摄影作品。接着，又在香港的《摄影艺术》和《摄影画报》发表了不少系列作品，甚至还好几次在这两家杂志举办的摄影比赛中获得金牌和银牌奖。从此，好像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发展的方向，于是，我报考了天津工艺美术学院摄影艺术专业。 陈：哪位摄影前辈对你的摄影产生影响？ 黑：大哥把我引进了摄影的大门，当然他对我的影响最大。还有现任天津摄影家协会主席的冯炜烈老师和周永和老师，他们对我的摄影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天津工艺美院的摄影专业是他们亲手创办的，使我在此改变了自己的观念。80年代在这个学校毕业的摄影家有于云天、赵振亚、王建民、李大平、吴健、侯艺兵等，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都干得非常出色。 陈：开始摄影时特别喜欢的作品是什么？ 黑：刚刚开始摄影的时候很朦胧，后来“陕西群体”活跃起来后，我比较喜欢那帮人的思想，经常去西安看展览，也参加他们举办的活动。印象最深的是 “艰巨历程•中国摄影40年”当中的一些作品。 比如那次展出李振盛的作品、晓庄的作品、白延生的作品。 陈：你的生命态度是怎样的？ 黑：只是想在自己有效的生命期内多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至于做好做不好，那要看自己的能力和时间问题了。 陈：对自己品格、个性的评价一下？ 黑：呵呵，要说品格，我觉得自己问心无愧。要说个性，可以说是典型的西北人的个性，真诚、直率的善待别人。 陈：你用数码相机吗？你对器材有什么要求？ 黑：工作中经常要用。我最近拍的一个选题就选择了理光（GRDIGITAL）小型数码相机。不过相机对我来讲，只是一个工具，只有掌握了正确的使用方法就可以了，不需要拿出大量时间去琢磨它的所有功能和制造工艺。 这些年我出去讲座，很多人都问我用的什么相机，其实最主要的并不是相机。记得上周香港《明刊》的两位朋友在一个酒吧采访崔健，我们在一起聊天的过程中，他们问崔健用什么琴？他说：什么琴都用，有很贵的，也有便宜的，总之自己用的都是最好用的。当时，崔健还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只追求名牌，其实名牌并不代表好用，只是有些人害怕自己用的不是名牌人家笑话，所以就不用便宜好用的东西，宁愿不好用，也得用名牌。其实崔健说的这一点，和有些摄影爱好者选择和使用器材及其相似。 过去，我用徕卡和哈苏比较多，现在用的就很杂。当然我们并不需要怀疑徕卡和哈苏的品质，但对于有些选题来说，别的相机会更加适合我用。比如，这些年除了徕卡和哈苏之外，我还在使用的有骑士45FA、马米亚7Ⅱ、哈苏XPAN、佳能EOS等多种相机。选择这些不同型号的相机，完全是为了适合自己的选题。 陈：你好象一直在用反转片？ 黑：我摄影的起步是黑白，现在依然崇尚黑白。彩色的一开始就使用反转片，从80年代到现在，一直在使用反转片，几乎所有的照片我都有黑白和彩色两套。对于个人的摄影，从来没有拍过负片。 陈：现在你的摄影学习怎样进行？ 黑：主要是网络。有时也和朋友一起见面聊聊。比如余海波、杨延康等老友，我们每次打电话都会很久，除了相互督促健康之外，话题总离不开摄影，当然我们之间谈的并不是技术，而是对摄影的意识和想法。 [FS:PAGE] 陈：你认为自己的学习能力、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怎样？ 黑：还可以。我从来不排斥新事物，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比如，我个人买电脑就是15年前从286开始的。 陈：你一直享受着行动的乐趣、摄影的乐趣，心思不散乱，很集中。 黑：出行和摄影的确有很大的乐趣，但我觉得和被摄者面对面的对话，更加有趣。我经常被他们的故事所打动，有时我会大笑不止，有时甚至会落泪。对我来说，能够分享他们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乐趣。 总之，自己认为走上摄影这条路算是投对了胎。 九、我几乎每天坚持锻炼3个小时 陈：摄影之外，你在干什么？ 黑：喜欢运动，好几年了，我几乎每天坚持锻炼3个小时。其实我的时间除了吃饭睡觉只分三大块：在家上网和写作，去单位发稿和开会，出去拍照和锻炼。呵呵，也就这些。 陈：你平时最关注什么？ 黑：最关注一家老小的健康，最关注三联书店增加了什么好书，最关注一些新媒体对社会问题分析所发出的“声音”。 陈：其他艺术形式呢？喜欢什么？ 黑：最喜欢的是摇滚乐和记录片。比较喜欢的是电影和现代舞。呵呵，你会不会觉得我喜欢的很抽象啊！ 陈：不会啊，我也喜欢这些。你平时读什么书？读书和实践的关系？ 黑：我看的书比较杂，小说、随笔、杂文、纪实文学等等。我看书也不喜欢重复，看过的书几乎不会再去看，只有需要的时候才去翻翻。要说读书和实践的关系的话，目前还是有关社会学的书籍对我的工作影响最大。我喜欢和学社会学的人在一起聊天，那怕是一名在校的大学生，每次聊天都会有所收获。 陈：你夫人是个爱读书的人，她还是你的第一读者。我们每次见面你都会谈到她。 黑：她没去工作只好看书。她不喜欢摄影，但很尊重我的摄影。她很喜欢电影和NBA的球赛，对于我的文字，她经常是第一读者，每次看完都会给我提出她的看法。这一点我很感谢她。另外，我一贯出差比较多，不管国内国外，一走就是半月二十的不着家，她从无怨言。 陈：你是一个永远在做事情的人，最近的计划可以透露吗？ 黑：最近在做两个选题，和北京有关。假如能够按计划顺利完成，希望到时通过《人民摄影报》告诉大家。 陈：最后问一个问过很多人的问题：你对自己的职业道路满意吗？对自己的人生满意吗？ 黑：很满意，因为我的职业几乎就是爱好。第二点，《南方周末》去年有过一个调查，我的回答是80分。这些年我一直在力争自己的学习和工作，希望不要在有效的生命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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