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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之眼,永远向着生活---朱宪民访谈

2006-3-4 16:47| 发布者:| 查看:1709| 评论:0|原作者:陈小波|来自:陈小波博客

我敬重的学者王鲁湘是1998年出版的《黄河百姓》大型画册的文字撰写者。他在开篇 “天下黄河”中写到:
“、、、、、、现在,又有了一本关于黄土地的最好的摄影作品集。摄影家朱宪民,一位黄河的儿子,用光和影的语言,用三十年几万次的瞄准聚焦,把我们带进这天下黄河。
这是一条怎样的天下黄河呦!
当你趟入着条世界上最大的泥河,或者站在这条地球上最具精神意像的大河之畔,直面摄影家镜头下那些把希望与绝望都搅进这浑水中的父老乡亲,你横竖不能无动于衷。
祖国,没有我们,你还成其为你吗?!“
原谅我这样大段引用别人的话语。因为只有这段话足以表达我为什么要选择朱宪民------这个用全部生命来拍摄黄河的人-----做我的访谈对象。
访谈的标题拟写了好几个,最后还是借用的。“真理之眼,永远向着生活”,这是布列松1987年在朱宪民的摄影集上题词。
布列松去年去世了。有人说摄影这一门,你进去时是ABC,出来时是HCB(布列松的名字缩写)亨利·卡蒂埃·布列松一生为人们留下了上百万张照片,他的摄影定义了20世纪。他留给朱宪民的话,我们大概可以把它看成是给全世界所有纪实摄影者的话。
朱宪民的内心世界没有改变,他身上的人间性和黄河气息使他看上去依然敦厚安然。朋友们都称他“朱公”,十几年来,我也一直跟着这么叫他。

 
真理之眼,永远向着生活
                  ------------朱宪民访谈
 
一、黄河边的人一生下来就在沙土里
 
陈:朱公,我想很多人都想知道你如何从一介黄河边农家子艿浇裉熘泄阌敖缇僮闱嶂氐娜宋铩?/DIV>
朱:一个人记得最清楚的、最有感情的就是童年。直到现在,童年生活的场景历历在目。
黄河边的人一生下来就在沙土里。我生下来,接生婆就把我埋在沙土里-----没有尿布,没有褥子。那种沙土用锅炒,用筛子箩,是暖和的。在沙土里我会躺到一岁。大人要劳动,没人抱你。
我生的时候是大灾年,黄河都干了。父亲用车子推着我们逃荒到黄河南岸。我刚会爬,父母要出去干活,不能管我,我扑到砖头垒的炉子旁,烫着了腿。哪有钱治?一把热乎乎的黄河沙土敷在伤口上,没有发炎,现在连疤痕都没有!
不瞒你说,到现在我还能触摸到黄河边的沙土的温度和气息。
我的故乡是山东聊城地区的范县,那里是典型的夹河套地形。生活的环境偏僻、封闭、落后。在那里,我一直长到17岁。

陈:你曾说过离开家乡到城里还不知道鞋里要穿袜子?
朱:真的!我还好奇,城里人为什么在棉鞋里还要弄个套子?棉裤里为什么还穿一条裤子?长裤里面还有短裤?那之前,我也不知道世界上有苹果,因为我的家乡只有枣。
陈;你的个性温和而且开阔,父母亲给你什么样的影响?
朱:父亲老实厚道,沉默寡言,大字不识一个。他没动过我一个手指头。我离开家时他说: “儿子,不要犯法,不要坑人”。这两句话我记一辈子。
我的姥姥舅舅一家参加革命的人多,我的母亲三几年就是老党员,内向善良,土改时就被推选出来做区妇联主任。我一、两岁就被她抱着参加党员会,五、六岁,她带我去各村斗地主分田地。记得她不让我看那些激烈的人折腾人的场面。但我还是有很深印象。
我受我舅舅影响比较大。他十几岁就出来闹革命了。
陈:你后来性格里那些健康愉快的东西是天生的还是?
朱:是天生的吧!我小的时候就好热闹,这不知道是谁的遗传。中学就总有同学到我家吃住,外乡的、住的远的都往家里招。我母亲就老说:你没有同学过不了日子。
 
二、无数个偶然加起来就是命中注定
 
陈:初中毕业之后,你不甘心在黄河边就这样呆一辈子,就要走出去。
朱:出门时我背着个小花包,里面有我妈给我做的几个地瓜饼子。我曾有一张照片,拍的是一个包着羊肚手巾、背花包袱的乡下小伙子离开老家进城。看那张照片就知道我的当初的形象。
到了抚顺,一个农村小伙进了城两眼一摸黑,还挑什么?人家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呗!
可我不,我还要挑工作呢!我要找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浴池,给别人搓澡?我不干!剃头,我也不干!木匠,在我们那里木匠意味着打棺材,我更不干!照相馆?嘿,想起来了,初中毕业时,城里来的照相师傅给我们照相,挺受人尊重、挺神秘,好,我就干这个!
陈:没想这一挑,挑了个干一辈子的活。
朱:三、四个学徒进了照相馆,师傅最喜欢我,因为我脑子灵,不惜力,干活利索,还老想着学点技术,超过别人。
照相馆干了两年就又不甘心啦!偶尔来了个报社记者洗照片,我发现老板对他格外客气热情,记者跨着个相机也很神气的样子。我就又心动了:我该离开小小的照相馆了。
我先在报纸上看到吉林省艺术学校舞美专业招一名舞台摄影,就去报了名。考上后到了长春却没有师资。又是偶然,副校长李品的爱人是长影厂厂长,她就送我到长影厂进修,到了摄影车间专修剧照。那期间,我参加了《英雄儿女》、《青松岭》和几个样板戏的拍摄。
后来我到了《吉林画报》,拼命拍照,作品引起了袁毅平、吕厚民老师的注意,经过千辛万苦把我调进了北京,到了中国摄影家协会。
陈:无数个偶然加起来就是命中注定,我们一生遭遇的人和事都自有定数、自有缘由啊!
朱:我这辈子就是一次次的不满足、不甘心,一次次想好上加好,一次次改变了命运的走势。
陈:不过现在看来,无论如何,你把握机会的能力是超常的。要是当初你一下就答应进了澡堂也就没有今天中国摄影界的朱公了。
朱:嘿嘿!是呢!
 
三、做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最出色、最明白
 
陈:在照相馆当学徒要做那个最明白最出色的;当艺术学生要当最明白最出色的;当画报社记者也要做那个最明白最出色的。你声称自己是喜欢出名的人,你夫人也说你骨子里就想成名成家。
朱:我从不回避自己有成名成家的思想。为什么不成名成家?为什么不尽力成为你那一行里最优秀的?祖祖辈辈在黄河边,我好不容易出来了,出来就是要奋斗的。要不就不做,要做就做最好的。
陈:可是在当时中国特殊的环境下,枪打的就是你这种出头的鸟呢!
朱:对呀。这种状态让我常吃过亏。在画报社我就一直要求入党,写了上百次思想汇报,就因为“走资本主义白专道路”,怎么也入不了。帮助会简直开成批斗会。喝点茶,人说你:“又不是南方人,装什么品位啊?”找对象,人又说你“你为什么老挑好看的啊?”说的我又气由急。
我想不通呐!不服气呐!我根红苗壮并且努力工作,我不伤害任何人。为什么?
后来我明白了这种出人头地的想法和做法总会给周围的人造成压力,因为别人不能跟我一起工作,我一定要超过别人,我又有排除一切干扰把事情做好的能力。没办法,就这样的天性。到今天我还是坚持要把事情做到最明白,最出色。
陈:后来的事情又应了“坏事变好事”那个天意。你调北京,没有入党居然还帮了你。
朱:我被问到:“你是不是党员?”
我心里又虚了:“不是。”
“那好!文革时期入党的人不能调北京。”
陈:哈哈。中国式黑色幽默!
 
四、摄影原来和生活贴着那样紧
 
陈:向大师学,向同行学,在技术上积累,在精神上升华,你一直这样说和这样做。
朱:大师泰格尔说:“在人生道路上,所有的人并不站在同一个场所,有的在前、有的在后,有在在平原上,但没有一个人站着不动,所有的人都得朝前走”。人要往前走必须要学习。
在长影厂,和于祝民老师相处的日子我至今把它当成我艺术生命的转折点。 “要和别人不一样,要有自己的思想!”他的很多教诲对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吉林画报》,记者部主任朗琦带我走了很多地方,拍摄农业、牧业,在辽阔的草原上,他言传身教;
于民老师推荐我读吴印咸的《摄影艺术表现方法》上下册,我熟读几十遍,这两本书对我的摄影道路起到关键作用;
但是我不是先知先觉,我和大多数摄影者一样,还是走了一条弯路。78年间我参加国内摄影艺术展览入选五张!但你光听听标题就知道是什么了-----《党的十大喜讯传车间》、《五七干校谈体会》、《理论辅导员》、《风景这边独好》、、、、
陈:你更重要的摄影学习是到了北京,进了摄影家协会的大门以后。
朱:到了摄影家协会,我被分到展览部编辑国际部分。编出国展览,接待外国摄影者。1979年,第一次陪同就遇到了拍纪实的法国摄影师苏瓦约。我陪他走了新疆、内蒙、云南,整整两个月。第一次和外国摄影者有这样近距离学习的机会。
虽然他只把我当做陪同没有当作同行,但我逮着学习机会了。他的拍摄风格、工作方法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狠下工夫琢磨他的技巧、角度、镜头。因为在当时我们还处在摆拍、想当然年代,苏瓦约对我触动最大的是他拍摄真实生活,从来不干涉拍摄对象。
那时我一个人在北京有的是时间,我就开始拼命看外国画册-----
布列松的作品让我感到艺术的力度、严谨、完整,摄影原来和生活贴着那样紧!摄影原来可以“整日在街头寻找,随时准备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将活生生的生活完全记录下来。”;
我看1932---1936年美国农庄管理处的三十名摄影师其刷刷地将镜头对准公路上的那些难民,那些受挫折、被遗忘和得不到援助的家庭。丝毫不做作的纪实给了公众强烈的震撼;
史密斯的照片深深感动了懂照片和不懂照片的人,他的影象看不出技术性的语言,只有感情上的语言,而这些又源于他对生活炽热的感情;
所有的大师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们带给我的思考远不只是在照片上、、、、、、
我意识到我已经走了十几年弯路啦!
陈:布列松是摄影艺术的一道没有人可以绕行的门槛。你跨过这道门槛,就该走正路了。
朱:我跟着中国摄影经历了一个个曲折,现在我重新出发。我选择了我最有感情最熟悉的土地和人民。
陈:这是所有了解你的人都知道的:十七岁你背着行装从黄河边走来,三十多岁又背着相机朝黄河边走去。
那首藏族民歌怎么唱的来着?“爬过的山都忘记了,只有高高的雪山忘不了;喝过的水都忘记了,只有母亲的奶水忘不了;听过的话都忘记了,只有情人的话忘不了;走过的路都忘记了,只有回家的路忘不了。”
朱:我踏上的就是回家的路。

 
 
五、怀着爱,用脚测量黄河
 
陈:在经过了长期的扭曲之后,一些中国摄影家在进入80年代中终于开始形成一种关注社会生活的自觉。你是自觉吗?
朱:拍照片首先是要爱!爱你拍的土地,爱你手里的相机。我爱黄河,为它骄傲更为它牵肠挂肚!我爱河边的百姓,他们是多么好的黄河子孙!当我站在黄河岸边拍摄,心和手都在颤抖,眼里不知是雾还是雨。这胸中的火,这身上的汗,才是真正的太阳真正的泉水。那一刻,我知道我找到了摄影的“根”!
陈:当时你知道黄河会成为你一生的拍摄,并成为你摄影生命之本吗?
朱:也没那么清醒的认识。只是想拍我生活过的地方,追朔我童年的生活痕迹,我只想用镜头回报家乡。我还没有拍大黄河的雄心。但人总是有理想的,拍摄黄河就是在实现我的理想吧!
90 年代初,我读台湾阮义忠先生《当代摄影新锐》中有一段话:“时下不少新锐,极不愿意拍摄正常视觉下所感受到的世界,不愿意让人由活生生的人、事、物当中得到共鸣。他们总是努力追求那些自己仍不明确的意念,然后在不断的形象实践中去理清含糊的观念,为心灵漫无止境的想象勾勒出驰骋的痕迹。于他们来说,正所谓虚的东西多了,而真正实实在在真正深沉博大的东西却缺乏的地很,从而得不到广泛的接受。其繁复的值得惊叹的技巧也只能孤芳自赏,最终成为过眼烟云。“这话和我当时的想法不谋而和,搞不明白的东西我从来不拍。
陈:在不远的地方,阮义忠就是你的同道你的同谋。从那时起,你告别粉饰和虚构,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纪实摄影者,一个有情感和良知的摄影者。这样说不为过:你对黄河长时间的真实记录,无论从社会价值还是历史价值上讲都意义非凡。
朱:我那时没顾上想这么多,我也没想过作品可以给我带来什么。有人常问起我拍黄河受的苦,我也不愿意多说,因为和我在拍摄中得到的比起来,什么苦都不值得提。
陈:后来你不满足只拍家乡了,怀着爱,用脚测量黄河。黄河源头----青藏高原最早的藏民族,黄河中上游----民族迁徙的走廊、河套黄河、内蒙黄河、山陕黄河、、、、、一直拍到黄河入海处。

朱:85年,法国《世界报》编辑德龙看了我的东西,拿到法国发表。他提醒我说:你应该用宽阔的胸怀拍摄黄河,整个黄河流域的民众都应该是你关注的,而不能只局限在你的故乡。国内的一些朋友也这样告戒我。我想也应该拓展我的拍摄了。走的路该多一点,面再广一点、内容也该更丰富一点了。一个季节也不行了,应该春夏秋冬都拍、、、、、、就这样,黄河一拍就是三十多年啦。
陈:你是基本没有被图象和理论污染的摄影者。靠天性、靠直觉、靠情感、靠原始记录选择和拍摄,惟独不靠什么理念。把所有的框框扔在一边。那天和胡武功谈到你,他肯定地说:朱公虽然没什么摄影理论,但一直是摄影实践上的先行者。我则笑说:朱公“头脑简单”地做了一件有文化和历史深度的事情。
朱:是是!和朋友在一起我很少谈摄影,关于摄影的走向啊,趋势啊、理论啊,我也不那么关注,觉得和我关系不大。我就是闷头干自己喜欢干的。一步一步地走着、干着、、、、、、
陈:居然干成了规模!规模就是深度。
何况你拍的是已阅尽人世间数千年的,黄河!
朱:87年,德龙把我的黄河画册拿给布列松看,我得到了他的珍贵题词:“真理之眼,永远向着生活------赠朱宪民”
 
六、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就是那样的!
 
陈:你与黄河百姓心灵相同。他们似乎一直在那里等着你的到来。
朱:我最有能力表现也最想表现的人首先是在我的故乡,他们是我的亲人,是我最熟悉的人,也是我最有感情的人。
我的父老乡亲淳朴善良,聪明能干。他们贫穷封闭,但从不抱怨自己的不幸,他们认命,依恋土地,把生命交付黄河。
陈:我有时在偏远的地方采访也会碰到许多高人。我就会想:我们只是有了一个很好的社会角色,但作为自然人远远不如他们。我们远不如他们那么坚强聪慧,我们只是机遇比别人好。
朱:回故乡,我丝毫没有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的感觉。我总告戒自己:千万千万悄悄地回去,别扰民。我每次回老家,走到距离我家村子还有三四里路的地方下车,自己走回家。我不想让乡亲们觉得我是什么了不起的人。回到家里我换上弟弟的衣服,我们两骑着自行车,在黄河大堤上走,在村子里到处转悠,相机藏在衣服里。
陈:实际上了解你的朋友都知道,你现在看上去身份改变了,但你灵魂里的黄河痕迹依然很深。
朱:所以你看我的作品,经常是用长镜头的,我不想让老乡觉得我在干扰他们的生活,让他们不自在。可是这些人真好,特别朴实、厚道。我遇到过不少次,给某个人拍照,然后他追着我说要给我钱,照片不能白照啊。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拍过照片。
陈:你的照片虽然记录的是一条充满苦难的大河,但在画面里很少悲苦和眼泪。人道、人本、人文在你那里似乎是天生的。
朱:我的照片里很少有丑陋的人,因为我把他们当成我的父母来拍,当成我的兄弟姐妹来拍。拍那张中年妇女与女儿背者柴火回家时候照片,我在镜头里常惊叹:这不就是年轻时候的我妈吗?拍那些中年男子,这不就是现在的我弟弟吗?
我从来没有拍过我的父亲母亲,我看到黄河边所有的妇女都是我的母亲和妹妹。黄河边所有男人都是我的爸爸和兄弟!你忍心丑化他们、贬低他们?你只有让更多的人喜欢他们、尊重他们的勤劳善良!
陈:为什么中原人比上游的人拍的好,是因为在那里有你的感情爆发点。黄河上游就是你不熟悉的人群了。
朱:在黄河上游,我虽然不可能完全进入当地人的生活场景和心灵,但我怀着一样的敬重去拍。
陈;你和那些用 "零度情感"拍摄的人有天壤之别 。我想深厚的情感应该是摄影者最本质的东西,是拍出好照片的前提。
朱:照片的深度厚度来源于感情。在中原,我常想:我要不离开这里,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就是那个穿的老棉袄在墙根下抱孙子晒太阳的老汉。有一次我拍照片,想拍那个卖豆芽中年人的特写,拉近一看----我中学的同桌!在学校时他是班长,比我强多了,老考90分以上。说实话,那张我都按不下去。我连过去和他打招呼的勇气都没有。我不好意思过去,怕伤害他。如果公平竞争,我肯定不是人家的对手啊!如果他正常考大学,也肯定在我前边啊。我只不过一个瞬间决定走出去了,而他留下来了。
东北话:别“的瑟”!我真的不敢在这样的人面前“的瑟”!
陈:你在八十年代发表在香港《摄影画报》上的黄河作品,曾被当时的中宣部视为表现“贫穷落后”而让你写检查。
朱:真冤枉我啊!我从八十年代末就坚持呼吁摄影者不要只专注与搜集一些琐碎、畸形、不具代表性的东西,所以别人说我的照片“老穷丑”,我都生气!我拍的都是我的亲人呐!我怎么会把我的妈妈爸爸往丑里拍?
现在我看见别人用超广角拍摄农民变形的“傻呆丑啮”,都想去阻止,是什么观念支配他们拍照片?!你翻开我的画册看看,我拍的老人都是慈祥的面孔,拍的年轻人都是健康可爱的样子。
陈:正常生活中应该是99%的人都是这样的面孔。
朱:是啊!毕竟奸诈、极端的人在生活中太少了。任何艺术都应该讴歌高尚的东西。
陈:如果在黄河边你遇到特别苦痛的生活时怎么办?
朱:这时我基本上不按快门。早期我遇到过沿街乞讨的一家人、住在地窖里的老人,我心里会很难受,特别闹心:解放这么多年,不该这样啊!
在中国,确实有很多贫穷落后的地方,但我会选择人的生活常态来拍。这是我理解的摄影家记录历史变迁的方式,也是一种对历史负责
陈:萨尔加多拍〈劳动者〉,同样是记录,你和他比起来、、、、、、
朱:他是我敬重的摄影大师级人物。因为我拍的是自家人,感情更投入;而萨尔加多拍的是他人,冷静、客观。我的摄影语言冲击力没有他那么强烈;虽然我们都把摄影当成事业来做,但我的职业精神也比不上他。
陈:据说他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
朱:不过现在我心安理得啊!黄河的拍摄完成了我的心愿,回报母亲的心愿。我总算没有愧对“黄河的儿子”这个名称。
在拍摄中我也认识到摄影人所作所为的价值。你可千万别拍那些给别人扔都嫌费劲的东西。

陈:在中国摄影界你的黄河拍摄被评论界一直关注------
沈鹏:“朱宪民硬是从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身上摄取他认可的美,展示出独特的风俗画卷----一个属于朱宪民的世界。”(1988、2、6〈人民日报〉)
南康宁:“经过二十年的探索、尝试,付出无数艰辛,他终于找到了最适合与表达自己感受的摄影语言,表现实实在在、普普通通、摇曳多姿的基层人民生活和与他们同在的大自然。”(1988〈光与影〉)
陈晓琦:“在朱宪民的作品中人不仅是社会人同时也是自然人。他以凝重的笔调,在广阔的社会背景和较大的历史深度上揭示人的历史与现实、命运与矛盾、特质与心理,表现出对人的生命意义的反思和关注。”
高琴:“他像淘金者一样,在纷纭的生活中、在茫茫人海摄取富有个性特征又能够传递丰富内涵的形象,一如我们每日间所看见、遇着、听着的普通而亲切、平淡又凝重的生活。”(1990〈艺术与时代〉)
张照堂:“他从黄河两岸走到中原大地的视野影迹,既落实且成熟地记录下了乡情民性的真实面貌,在影象的构成和气愤上也准确地流露出作者敏锐与直觉的心灵。”(1989〈汉声〉)
张贤亮:“翻开大作,灵气扑面,人生百态,纷至沓来。惊奇瞬间的真实又寓意无穷,在刹那间有一种历史沧桑感。在方寸之间的画面中浓缩了如此多的诉说。意境极深远,非‘感动’二字可以形容。艺术之为艺术,大概就是应该这样的吧!”(2001年  给朱宪民的信)
顾铮:“朱宪民在整个1980年代持续拍摄的《黄河两岸、中原儿女》,可以说是一部最早意义上的表现黄河两岸人民的生存姿态的纪实摄影作品。他的这部作品虽然还没有彻底摆脱现实主义“宏大叙事”的影响,但较为开阔的视野与凝重的画面,有力地表现了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与人民生活,同时也努力冲击了一直以来存在于中国摄影中的粉饰太平的倾向。”(2003〈中国摄影〉)
杨小彦:“1977年的朱宪民大概不关心许多旁人看来属于重大的理论问题,可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影象行为。他手持相机穿梭在与自己完全相异的人群中时,本能地把自己定位在一个旁观者和见证者的立场上、、、、、他只是看到了,然后拍下来,用偶尔的瞬间结构自己的镜头,然后在转换为结实的影纹。所有的旁观由此获得了历史价值,定格住那永远不会再现的瞬间,并存留到今天。”(2004《中国摄影家丛书》)
巩志明: “中国当代纪实摄影的真正先驱者、、、、、、不仅今天应该说,而且以后更应该说:朱宪民就是这样一位靠作品说话的艺术家”。(2003《人民摄影报》)
李媚:“那个时代,对底层人的拍摄几乎是个空白,找遍中国所有这个年龄段的摄影师,只有朱宪民这样拍。”(2005 中央电视台《人物》)
朱:过奖,过奖啊!我感谢二十多年来那些为我写文章的朋友们。他们对我的评价我也欣然接受。我把他们给我写的所有东西的原件小心翼翼地保存起来,我很珍惜。但我知道我远远达不到他们说的那么高大啊!我只是享受这种劳作!这种劳作给我荣誉、名声,带来经济上的富裕。很好。
陈:刘雷、张桐胜、闻丹青、程小玲等都异口同声地说你是有影像天赋的那类人。你自己觉得呢?
朱:也许是吧。但对于我,情感最重要,情感驱动着所谓摄影感觉。端起相机就有感觉,这感觉就是天赋?我不知道。
 
七、王鲁湘的文字使我的照片更有价值
 
陈:《黄河百姓》是我至今为止看到的中国摄影者最优秀的摄影专著之一。我曾看过很多老摄影者穷尽一生拍照片,最后集结成可怜的薄薄一本;也看到很多摄影者苦于找不到好的文字合作者,让自己的心血成了废纸。当我看到美国摄影家约翰.菲利普斯的回忆录《此生见闻》摄影集时,买了好些送朋友。我一直期待着我们摄影者有这样够分量的作品集。
朱:《黄河百姓》收录了我1968年至1998年拍摄的480幅照片,王鲁湘写了12万字。它被誉为“是迄今为止以影像方式全面表现“黄河人”生存状态的、时间跨度最大的摄影专著。”
陈:王鲁湘定义自己在知识领域是个“杂食动物”,除了吃别人喂的饲料外,还喜欢自己出去寻“野食”。“文雅一点说,就是往来于书斋与现实之间,徘徊于文化与自然的两端,以万里河山作船,以5000年的文明为桨,在船与桨的交融互动中,结构了自己比较独特的知识体系和思维、实践方式。”你最初怎么选择王鲁湘做了合作者?
朱:是机缘!93、94年那段时间王鲁湘正好呆着没事干。严仲义把我的片子给他看并介绍我们认识。王鲁湘很惊奇用这么多照片表现黄河两岸百姓生活。他说愿意和我合作一起出书。当时我也正找合适的撰写人呢。
陈:他在找,你也在找。
朱:是天意。
陈:你们的合作方式?
朱:我们无数次沟通。那一段几乎每星期约着吃饭,选照片,谈构思。最后把王鲁湘累出病了。
陈:你们怎样沟通?
朱:我要告诉他我的拍摄经历和感受,具体哪张照片的背后故事。他要根据我的照片写文字,同时也要把文字哪一部分要表现什么告诉我。因为最后已经不单是个摄影作品集了。
陈:王鲁湘的文字,激情、个性、毫不空洞,翔实的资料又贡献着文献价值。文字在这里,即是注解,更是独立篇章。你们给彼此的劳动增添了分量。
朱:他的文字把黄河说了个透。他翻了很多很多资料,从1994年开始一直写了三年半。摄影者能找到好的文字撰写者也是福气呢!是王鲁湘的文字使我的照片更有价值。
陈:《黄河百姓》也是你心态平和,视野宽阔的结果。这本摄影集拿得出手啊!它不仅是你自己的成绩,也完全可以代表中国摄影家的成绩。
 
八、没有朋友我寸步难行

(谈话即将结束,朱公开车送我回家。天空晴好,远处的西山清晰可见,北京的傍晚呈现出拍照片最好的光线:温暖的黄。堵车。我们在车上欣赏车外难得的光影效果,也继续我们的谈话。谈到了朋友。)
陈:朱公,有人说你整天嘻嘻哈哈,为人处世没什么原则,尤其在交朋友上,哥们义气,江湖义气、、、、、
朱:(急了,声音高了起来)让所有的人害怕和躲着你是一件好事吗?人万万不能“上炕认识老婆,下炕认识鞋”,连农民都懂得这个朴素的道理!
朋友是事业的保证,没有朋友我寸步难行!我把朋友看的很重,事业成功与否要看你的朋友群。没有人帮你,你的能力再强有什么用?我这么多年一路走来虽然自己还算勤奋,但更重要的是全靠朋友帮助。他们关键时候永远在我身边,提醒我,告戒我,影响我的判断与决策。我开心时和我同乐,我不开心的时候开导我、、、、、
陈:人只要真诚和打开自己的心胸,就能得到朋友并从朋友那里获得益处。
朱:我是这样做的啊!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还会有人说我的不是。可能是我太想把事情做好,太想出名了,无意中伤害了别人吧。
这么些年,我也不断修正自己,解剖自己,反省自己在为人处世上不周的地方,常想我说话恰当与否。面对指责我的人,我也无奈:我怎么你了?我没招过你啊!我没找你借过钱啊!你这样与我过不去?但我堵不住人家的嘴,也没地方解释。我只能安慰自己:随你说什么吧,反正我没做过缺德事。我坚信:人是说不倒的,除非你自己倒下。
说我嘻嘻哈哈,一个是因为我的天性就是这样,再加上我知道在行业内霸道一点好处没有,没人买你的帐。
陈:互相敬重是朋友的要素。轻松、和善的性格其实一点不影响事业的发展。
朱:(声音低下来,说话节奏缓下来,眼睛眯了起来,有些不好意思了)当然如果又重视朋友,又有原则最好啦。小波,可我做不到啦,对朋友有些显而易见的毛病,我也不好意思说啦。
反正我是一见朋友就没什么原则了、、、、、、嘿嘿嘿!
陈:朋友就是无条件欣赏你、无论你怎么做,都为你喝彩的那些人、、、、
朱:要我说,朋友就是“捧友”,你有了好事为你高兴,有了困难不嫌弃你的人。互相拆台叫什么朋友?
陈:有这样的说法:看一个人能否做朋友,要看他有没有同性朋友,还要看他有没有20年以上的朋友。我庆幸自己有这样的朋友。
朱:说的是呢!那些号称自己有朋友,可周围的人像走马灯似,你敢和他做朋友吗?还有那些光有女朋友的男人和光有男朋友的女人、、、、、、唉!
陈:在我心里,朋友对我永远比我对朋友做得多得多。我永远在享受朋友的智慧、力量、温暖、、、、、、
朱:朋友对于我也一样啊!
陈;有人觉得你“敦厚温良”,有的人又觉得你“狡佶、会来事”。
朱:怎么说都不为过吧。我能做到的就是无是非无城府,“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丈!”你要是说我说的过分了,我只好躲着你远远的了。
(我想起第一次去朱公家,他的夫人的一段插话:“那些年,我们家就是旅馆啊!一年四季,南来北往一拨拨的人,一天三顿饭都有人来。他光往家里招人,可又什么也不干,就忙我一个人。我累得在厨房哭啊!”)
朱:我在《中国摄影》、《中国摄影家》当编辑27年,编辑照片几十万张。我深知发一张照片可以改变有些摄影者一生的命运,帮别人举手之劳,为什么不帮?
陈:让我们做一个大气和有胸怀的人吧。不必计较得失,计较他人的评价,这样才配享受美好友情。
朱: 如果你们还觉得不了解我,就去看我的作品吧!那是我的灵魂,我的生命之源。
陈:呵呵,也是!能把照片拍成那样的人会坏到哪去?
 
九、报恩后该感恩了
 
陈:朱公,公平而论,和很多同样在跋涉的人比起来,你这一生还真算顺风顺水。
朱:说的是呐!虽然一生也有过风雨,也经历过一些自己十分不情愿的事情,人生的跋涉,失败的酸楚,成功的泪水,我都曾经历。但和失去的比起来,我得到的太多了。
我的父母、老师、师傅、朋友、兄弟姐妹、夫人、儿女、、、、、这一生我记得很多人,也要感谢很多人。他们为我做了很多,他们支撑我的生命并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最庆幸这一生能从事最喜欢的工作,庆幸自己选择了一个可以一生拍摄的题材。这并不证明我比其他摄影家强到哪里,只是这是我有能力把握的题材,是我擅长的题材。
陈:对一个摄影者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些更幸运更重要呢?
朱:我愿意为此抛弃一切世俗的享乐,付出一生的精力。
陈:“摄影作品有朝一日也会成为没有时间性的生活记录;而产生这种生活方式的环境到时候恐怕早已消失。”这是很多摄影者所期待的。
朱:我坚信我拍的黄河100年之后能体现它的价值。
陈:朱公,我发现别人称呼你是“著名的摄影家”时你会流露出不安。
朱:对,我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忠实的黄河记录者,只是一个特殊行业的劳动者。
陈:退休是否意味着人生已呈现了接近结尾的形态?
朱:(坚决地)没有。退休,正好全力以赴拍摄我想拍的东西了。农民和产业工人也是我终身要拍的题材。我要告诉城里人:我们吃的用的全是农民和产业工人创造的,他们吃苦耐劳给我们提供了必需品,他们是我们要用一生感激的人。
我一直在拍摄半手工半机械化的工序、工人们的辛苦劳作的场面,我希望拍出历史感来。在那里,厂房破旧,机械老化,但却还有一群工人为祖国建设辛苦地工作着。在我国用着传统生产方式工作的工人还有很多,我想通过这个侧面,去关注劳动者的生存状态。
我还在拍摄北京。如果说黄河是我的母亲,北京就是我的爱人,对这个我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市,它吸引着我,我爱恋着它。我在数不清的胡同里拍摄数不清的故事。
 
做这个访谈期间,嘉德国际拍卖公司在筹备国内第一次照片拍卖会。朱宪民的照片将有希望入选。
“我那片子,有人买吗?”朱公嘴里嘟囔着走出中粮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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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抚顺,一个农村小伙进了城两眼一摸黑,还挑什么?人家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呗!
可我不,我还要挑工作呢!我要找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浴池,给别人搓澡?我不干!剃头,我也不干!木匠,在我们那里木匠意味着打棺材,我更不干!照相馆?嘿,想起来了,初中毕业时,城里来的照相师傅给我们照相,挺受人尊重、挺神秘,好,我就干这个!
陈:没想这一挑,挑了个干一辈子的活。
朱:三、四个学徒进了照相馆,师傅最喜欢我,因为我脑子灵,不惜力,干活利索,还老想着学点技术,超过别人。
照相馆干了两年就又不甘心啦!偶尔来了个报社记者洗照片,我发现老板对他格外客气热情,记者跨着个相机也很神气的样子。我就又心动了:我该离开小小的照相馆了。
我先在报纸上看到吉林省艺术学校舞美专业招一名舞台摄影,就去报了名。考上后到了长春却没有师资。又是偶然,副校长李品的爱人是长影厂厂长,她就送我到长影厂进修,到了摄影车间专修剧照。那期间,我参加了《英雄儿女》、《青松岭》和几个样板戏的拍摄。
后来我到了《吉林画报》,拼命拍照,作品引起了袁毅平、吕厚民老师的注意,经过千辛万苦把我调进了北京,到了中国摄影家协会。
陈:无数个偶然加起来就是命中注定,我们一生遭遇的人和事都自有定数、自有缘由啊!
朱:我这辈子就是一次次的不满足、不甘心,一次次想好上加好,一次次改变了命运的走势。
陈:不过现在看来,无论如何,你把握机会的能力是超常的。要是当初你一下就答应进了澡堂也就没有今天中国摄影界的朱公了。
朱:嘿嘿!是呢!
 
三、做什么事情都要做到最出色、最明白
 
陈:在照相馆当学徒要做那个最明白最出色的;当艺术学生要当最明白最出色的;当画报社记者也要做那个最明白最出色的。你声称自己是喜欢出名的人,你夫人也说你骨子里就想成名成家。
朱:我从不回避自己有成名成家的思想。为什么不成名成家?为什么不尽力成为你那一行里最优秀的?祖祖辈辈在黄河边,我好不容易出来了,出来就是要奋斗的。要不就不做,要做就做最好的。
陈:可是在当时中国特殊的环境下,枪打的就是你这种出头的鸟呢!
朱:对呀。这种状态让我常吃过亏。在画报社我就一直要求入党,写了上百次思想汇报,就因为“走资本主义白专道路”,怎么也入不了。帮助会简直开成批斗会。喝点茶,人说你:“又不是南方人,装什么品位啊?”找对象,人又说你“你为什么老挑好看的啊?”说的我又气由急。
我想不通呐!不服气呐!我根红苗壮并且努力工作,我不伤害任何人。为什么?
后来我明白了这种出人头地的想法和做法总会给周围的人造成压力,因为别人不能跟我一起工作,我一定要超过别人,我又有排除一切干扰把事情做好的能力。没办法,就这样的天性。到今天我还是坚持要把事情做到最明白,最出色。
陈:后来的事情又应了“坏事变好事”那个天意。你调北京,没有入党居然还帮了你。
朱:我被问到:“你是不是党员?”
我心里又虚了:“不是。”
“那好!文革时期入党的人不能调北京。”
陈:哈哈。中国式黑色幽默!
 
四、摄影原来和生活贴着那样紧
 
陈:向大师学,向同行学,在技术上积累,在精神上升华,你一直这样说和这样做。
朱:大师泰格尔说:“在人生道路上,所有的人并不站在同一个场所,有的在前、有的在后,有在在平原上,但没有一个人站着不动,所有的人都得朝前走”。人要往前走必须要学习。
在长影厂,和于祝民老师相处的日子我至今把它当成我艺术生命的转折点。 “要和别人不一样,要有自己的思想!”他的很多教诲对我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吉林画报》,记者部主任朗琦带我走了很多地方,拍摄农业、牧业,在辽阔的草原上,他言传身教;
于民老师推荐我读吴印咸的《摄影艺术表现方法》上下册,我熟读几十遍,这两本书对我的摄影道路起到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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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不是先知先觉,我和大多数摄影者一样,还是走了一条弯路。78年间我参加国内摄影艺术展览入选五张!但你光听听标题就知道是什么了-----《党的十大喜讯传车间》、《五七干校谈体会》、《理论辅导员》、《风景这边独好》、、、、
陈:你更重要的摄影学习是到了北京,进了摄影家协会的大门以后。
朱:到了摄影家协会,我被分到展览部编辑国际部分。编出国展览,接待外国摄影者。1979年,第一次陪同就遇到了拍纪实的法国摄影师苏瓦约。我陪他走了新疆、内蒙、云南,整整两个月。第一次和外国摄影者有这样近距离学习的机会。
虽然他只把我当做陪同没有当作同行,但我逮着学习机会了。他的拍摄风格、工作方法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狠下工夫琢磨他的技巧、角度、镜头。因为在当时我们还处在摆拍、想当然年代,苏瓦约对我触动最大的是他拍摄真实生活,从来不干涉拍摄对象。
那时我一个人在北京有的是时间,我就开始拼命看外国画册-----
布列松的作品让我感到艺术的力度、严谨、完整,摄影原来和生活贴着那样紧!摄影原来可以“整日在街头寻找,随时准备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将活生生的生活完全记录下来。”;
我看1932---1936年美国农庄管理处的三十名摄影师其刷刷地将镜头对准公路上的那些难民,那些受挫折、被遗忘和得不到援助的家庭。丝毫不做作的纪实给了公众强烈的震撼;
史密斯的照片深深感动了懂照片和不懂照片的人,他的影象看不出技术性的语言,只有感情上的语言,而这些又源于他对生活炽热的感情;
所有的大师是真正的艺术家。他们带给我的思考远不只是在照片上、、、、、、
我意识到我已经走了十几年弯路啦!
陈:布列松是摄影艺术的一道没有人可以绕行的门槛。你跨过这道门槛,就该走正路了。
朱:我跟着中国摄影经历了一个个曲折,现在我重新出发。我选择了我最有感情最熟悉的土地和人民。
陈:这是所有了解你的人都知道的:十七岁你背着行装从黄河边走来,三十多岁又背着相机朝黄河边走去。
那首藏族民歌怎么唱的来着?“爬过的山都忘记了,只有高高的雪山忘不了;喝过的水都忘记了,只有母亲的奶水忘不了;听过的话都忘记了,只有情人的话忘不了;走过的路都忘记了,只有回家的路忘不了。”
朱:我踏上的就是回家的路。

 
 
五、怀着爱,用脚测量黄河
 
陈:在经过了长期的扭曲之后,一些中国摄影家在进入80年代中终于开始形成一种关注社会生活的自觉。你是自觉吗?
朱:拍照片首先是要爱!爱你拍的土地,爱你手里的相机。我爱黄河,为它骄傲更为它牵肠挂肚!我爱河边的百姓,他们是多么好的黄河子孙!当我站在黄河岸边拍摄,心和手都在颤抖,眼里不知是雾还是雨。这胸中的火,这身上的汗,才是真正的太阳真正的泉水。那一刻,我知道我找到了摄影的“根”!
陈:当时你知道黄河会成为你一生的拍摄,并成为你摄影生命之本吗?
朱:也没那么清醒的认识。只是想拍我生活过的地方,追朔我童年的生活痕迹,我只想用镜头回报家乡。我还没有拍大黄河的雄心。但人总是有理想的,拍摄黄河就是在实现我的理想吧!
90 年代初,我读台湾阮义忠先生《当代摄影新锐》中有一段话:“时下不少新锐,极不愿意拍摄正常视觉下所感受到的世界,不愿意让人由活生生的人、事、物当中得到共鸣。他们总是努力追求那些自己仍不明确的意念,然后在不断的形象实践中去理清含糊的观念,为心灵漫无止境的想象勾勒出驰骋的痕迹。于他们来说,正所谓虚的东西多了,而真正实实在在真正深沉博大的东西却缺乏的地很,从而得不到广泛的接受。其繁复的值得惊叹的技巧也只能孤芳自赏,最终成为过眼烟云。“这话和我当时的想法不谋而和,搞不明白的东西我从来不拍。
陈:在不远的地方,阮义忠就是你的同道你的同谋。从那时起,你告别粉饰和虚构,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纪实摄影者,一个有情感和良知的摄影者。这样说不为过:你对黄河长时间的真实记录,无论从社会价值还是历史价值上讲都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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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我那时没顾上想这么多,我也没想过作品可以给我带来什么。有人常问起我拍黄河受的苦,我也不愿意多说,因为和我在拍摄中得到的比起来,什么苦都不值得提。
陈:后来你不满足只拍家乡了,怀着爱,用脚测量黄河。黄河源头----青藏高原最早的藏民族,黄河中上游----民族迁徙的走廊、河套黄河、内蒙黄河、山陕黄河、、、、、一直拍到黄河入海处。

朱:85年,法国《世界报》编辑德龙看了我的东西,拿到法国发表。他提醒我说:你应该用宽阔的胸怀拍摄黄河,整个黄河流域的民众都应该是你关注的,而不能只局限在你的故乡。国内的一些朋友也这样告戒我。我想也应该拓展我的拍摄了。走的路该多一点,面再广一点、内容也该更丰富一点了。一个季节也不行了,应该春夏秋冬都拍、、、、、、就这样,黄河一拍就是三十多年啦。
陈:你是基本没有被图象和理论污染的摄影者。靠天性、靠直觉、靠情感、靠原始记录选择和拍摄,惟独不靠什么理念。把所有的框框扔在一边。那天和胡武功谈到你,他肯定地说:朱公虽然没什么摄影理论,但一直是摄影实践上的先行者。我则笑说:朱公“头脑简单”地做了一件有文化和历史深度的事情。
朱:是是!和朋友在一起我很少谈摄影,关于摄影的走向啊,趋势啊、理论啊,我也不那么关注,觉得和我关系不大。我就是闷头干自己喜欢干的。一步一步地走着、干着、、、、、、
陈:居然干成了规模!规模就是深度。
何况你拍的是已阅尽人世间数千年的,黄河!
朱:87年,德龙把我的黄河画册拿给布列松看,我得到了他的珍贵题词:“真理之眼,永远向着生活------赠朱宪民”
 
六、我爸爸年轻的时候就是那样的!
 
陈:你与黄河百姓心灵相同。他们似乎一直在那里等着你的到来。
朱:我最有能力表现也最想表现的人首先是在我的故乡,他们是我的亲人,是我最熟悉的人,也是我最有感情的人。
我的父老乡亲淳朴善良,聪明能干。他们贫穷封闭,但从不抱怨自己的不幸,他们认命,依恋土地,把生命交付黄河。
陈:我有时在偏远的地方采访也会碰到许多高人。我就会想:我们只是有了一个很好的社会角色,但作为自然人远远不如他们。我们远不如他们那么坚强聪慧,我们只是机遇比别人好。
朱:回故乡,我丝毫没有衣锦还乡、荣归故里的感觉。我总告戒自己:千万千万悄悄地回去,别扰民。我每次回老家,走到距离我家村子还有三四里路的地方下车,自己走回家。我不想让乡亲们觉得我是什么了不起的人。回到家里我换上弟弟的衣服,我们两骑着自行车,在黄河大堤上走,在村子里到处转悠,相机藏在衣服里。
陈:实际上了解你的朋友都知道,你现在看上去身份改变了,但你灵魂里的黄河痕迹依然很深。
朱:所以你看我的作品,经常是用长镜头的,我不想让老乡觉得我在干扰他们的生活,让他们不自在。可是这些人真好,特别朴实、厚道。我遇到过不少次,给某个人拍照,然后他追着我说要给我钱,照片不能白照啊。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拍过照片。
陈:你的照片虽然记录的是一条充满苦难的大河,但在画面里很少悲苦和眼泪。人道、人本、人文在你那里似乎是天生的。
朱:我的照片里很少有丑陋的人,因为我把他们当成我的父母来拍,当成我的兄弟姐妹来拍。拍那张中年妇女与女儿背者柴火回家时候照片,我在镜头里常惊叹:这不就是年轻时候的我妈吗?拍那些中年男子,这不就是现在的我弟弟吗?
我从来没有拍过我的父亲母亲,我看到黄河边所有的妇女都是我的母亲和妹妹。黄河边所有男人都是我的爸爸和兄弟!你忍心丑化他们、贬低他们?你只有让更多的人喜欢他们、尊重他们的勤劳善良!
陈:为什么中原人比上游的人拍的好,是因为在那里有你的感情爆发点。黄河上游就是你不熟悉的人群了。
朱:在黄河上游,我虽然不可能完全进入当地人的生活场景和心灵,但我怀着一样的敬重去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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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你和那些用 "零度情感"拍摄的人有天壤之别 。我想深厚的情感应该是摄影者最本质的东西,是拍出好照片的前提。
朱:照片的深度厚度来源于感情。在中原,我常想:我要不离开这里,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就是那个穿的老棉袄在墙根下抱孙子晒太阳的老汉。有一次我拍照片,想拍那个卖豆芽中年人的特写,拉近一看----我中学的同桌!在学校时他是班长,比我强多了,老考90分以上。说实话,那张我都按不下去。我连过去和他打招呼的勇气都没有。我不好意思过去,怕伤害他。如果公平竞争,我肯定不是人家的对手啊!如果他正常考大学,也肯定在我前边啊。我只不过一个瞬间决定走出去了,而他留下来了。
东北话:别“的瑟”!我真的不敢在这样的人面前“的瑟”!
陈:你在八十年代发表在香港《摄影画报》上的黄河作品,曾被当时的中宣部视为表现“贫穷落后”而让你写检查。
朱:真冤枉我啊!我从八十年代末就坚持呼吁摄影者不要只专注与搜集一些琐碎、畸形、不具代表性的东西,所以别人说我的照片“老穷丑”,我都生气!我拍的都是我的亲人呐!我怎么会把我的妈妈爸爸往丑里拍?
现在我看见别人用超广角拍摄农民变形的“傻呆丑啮”,都想去阻止,是什么观念支配他们拍照片?!你翻开我的画册看看,我拍的老人都是慈祥的面孔,拍的年轻人都是健康可爱的样子。
陈:正常生活中应该是99%的人都是这样的面孔。
朱:是啊!毕竟奸诈、极端的人在生活中太少了。任何艺术都应该讴歌高尚的东西。
陈:如果在黄河边你遇到特别苦痛的生活时怎么办?
朱:这时我基本上不按快门。早期我遇到过沿街乞讨的一家人、住在地窖里的老人,我心里会很难受,特别闹心:解放这么多年,不该这样啊!
在中国,确实有很多贫穷落后的地方,但我会选择人的生活常态来拍。这是我理解的摄影家记录历史变迁的方式,也是一种对历史负责
陈:萨尔加多拍〈劳动者〉,同样是记录,你和他比起来、、、、、、
朱:他是我敬重的摄影大师级人物。因为我拍的是自家人,感情更投入;而萨尔加多拍的是他人,冷静、客观。我的摄影语言冲击力没有他那么强烈;虽然我们都把摄影当成事业来做,但我的职业精神也比不上他。
陈:据说他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
朱:不过现在我心安理得啊!黄河的拍摄完成了我的心愿,回报母亲的心愿。我总算没有愧对“黄河的儿子”这个名称。
在拍摄中我也认识到摄影人所作所为的价值。你可千万别拍那些给别人扔都嫌费劲的东西。

陈:在中国摄影界你的黄河拍摄被评论界一直关注------
沈鹏:“朱宪民硬是从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身上摄取他认可的美,展示出独特的风俗画卷----一个属于朱宪民的世界。”(1988、2、6〈人民日报〉)
南康宁:“经过二十年的探索、尝试,付出无数艰辛,他终于找到了最适合与表达自己感受的摄影语言,表现实实在在、普普通通、摇曳多姿的基层人民生活和与他们同在的大自然。”(1988〈光与影〉)
陈晓琦:“在朱宪民的作品中人不仅是社会人同时也是自然人。他以凝重的笔调,在广阔的社会背景和较大的历史深度上揭示人的历史与现实、命运与矛盾、特质与心理,表现出对人的生命意义的反思和关注。”
高琴:“他像淘金者一样,在纷纭的生活中、在茫茫人海摄取富有个性特征又能够传递丰富内涵的形象,一如我们每日间所看见、遇着、听着的普通而亲切、平淡又凝重的生活。”(1990〈艺术与时代〉)
张照堂:“他从黄河两岸走到中原大地的视野影迹,既落实且成熟地记录下了乡情民性的真实面貌,在影象的构成和气愤上也准确地流露出作者敏锐与直觉的心灵。”(1989〈汉声〉)
张贤亮:“翻开大作,灵气扑面,人生百态,纷至沓来。惊奇瞬间的真实又寓意无穷,在刹那间有一种历史沧桑感。在方寸之间的画面中浓缩了如此多的诉说。意境极深远,非‘感动’二字可以形容。艺术之为艺术,大概就是应该这样的吧!”(2001年  给朱宪民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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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铮:“朱宪民在整个1980年代持续拍摄的《黄河两岸、中原儿女》,可以说是一部最早意义上的表现黄河两岸人民的生存姿态的纪实摄影作品。他的这部作品虽然还没有彻底摆脱现实主义“宏大叙事”的影响,但较为开阔的视野与凝重的画面,有力地表现了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与人民生活,同时也努力冲击了一直以来存在于中国摄影中的粉饰太平的倾向。”(2003〈中国摄影〉)
杨小彦:“1977年的朱宪民大概不关心许多旁人看来属于重大的理论问题,可这丝毫不影响他的影象行为。他手持相机穿梭在与自己完全相异的人群中时,本能地把自己定位在一个旁观者和见证者的立场上、、、、、他只是看到了,然后拍下来,用偶尔的瞬间结构自己的镜头,然后在转换为结实的影纹。所有的旁观由此获得了历史价值,定格住那永远不会再现的瞬间,并存留到今天。”(2004《中国摄影家丛书》)
巩志明: “中国当代纪实摄影的真正先驱者、、、、、、不仅今天应该说,而且以后更应该说:朱宪民就是这样一位靠作品说话的艺术家”。(2003《人民摄影报》)
李媚:“那个时代,对底层人的拍摄几乎是个空白,找遍中国所有这个年龄段的摄影师,只有朱宪民这样拍。”(2005 中央电视台《人物》)
朱:过奖,过奖啊!我感谢二十多年来那些为我写文章的朋友们。他们对我的评价我也欣然接受。我把他们给我写的所有东西的原件小心翼翼地保存起来,我很珍惜。但我知道我远远达不到他们说的那么高大啊!我只是享受这种劳作!这种劳作给我荣誉、名声,带来经济上的富裕。很好。
陈:刘雷、张桐胜、闻丹青、程小玲等都异口同声地说你是有影像天赋的那类人。你自己觉得呢?
朱:也许是吧。但对于我,情感最重要,情感驱动着所谓摄影感觉。端起相机就有感觉,这感觉就是天赋?我不知道。
 
七、王鲁湘的文字使我的照片更有价值
 
陈:《黄河百姓》是我至今为止看到的中国摄影者最优秀的摄影专著之一。我曾看过很多老摄影者穷尽一生拍照片,最后集结成可怜的薄薄一本;也看到很多摄影者苦于找不到好的文字合作者,让自己的心血成了废纸。当我看到美国摄影家约翰.菲利普斯的回忆录《此生见闻》摄影集时,买了好些送朋友。我一直期待着我们摄影者有这样够分量的作品集。
朱:《黄河百姓》收录了我1968年至1998年拍摄的480幅照片,王鲁湘写了12万字。它被誉为“是迄今为止以影像方式全面表现“黄河人”生存状态的、时间跨度最大的摄影专著。”
陈:王鲁湘定义自己在知识领域是个“杂食动物”,除了吃别人喂的饲料外,还喜欢自己出去寻“野食”。“文雅一点说,就是往来于书斋与现实之间,徘徊于文化与自然的两端,以万里河山作船,以5000年的文明为桨,在船与桨的交融互动中,结构了自己比较独特的知识体系和思维、实践方式。”你最初怎么选择王鲁湘做了合作者?
朱:是机缘!93、94年那段时间王鲁湘正好呆着没事干。严仲义把我的片子给他看并介绍我们认识。王鲁湘很惊奇用这么多照片表现黄河两岸百姓生活。他说愿意和我合作一起出书。当时我也正找合适的撰写人呢。
陈:他在找,你也在找。
朱:是天意。
陈:你们的合作方式?
朱:我们无数次沟通。那一段几乎每星期约着吃饭,选照片,谈构思。最后把王鲁湘累出病了。
陈:你们怎样沟通?
朱:我要告诉他我的拍摄经历和感受,具体哪张照片的背后故事。他要根据我的照片写文字,同时也要把文字哪一部分要表现什么告诉我。因为最后已经不单是个摄影作品集了。
陈:王鲁湘的文字,激情、个性、毫不空洞,翔实的资料又贡献着文献价值。文字在这里,即是注解,更是独立篇章。你们给彼此的劳动增添了分量。
朱:他的文字把黄河说了个透。他翻了很多很多资料,从1994年开始一直写了三年半。摄影者能找到好的文字撰写者也是福气呢!是王鲁湘的文字使我的照片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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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黄河百姓》也是你心态平和,视野宽阔的结果。这本摄影集拿得出手啊!它不仅是你自己的成绩,也完全可以代表中国摄影家的成绩。
 
八、没有朋友我寸步难行

(谈话即将结束,朱公开车送我回家。天空晴好,远处的西山清晰可见,北京的傍晚呈现出拍照片最好的光线:温暖的黄。堵车。我们在车上欣赏车外难得的光影效果,也继续我们的谈话。谈到了朋友。)
陈:朱公,有人说你整天嘻嘻哈哈,为人处世没什么原则,尤其在交朋友上,哥们义气,江湖义气、、、、、
朱:(急了,声音高了起来)让所有的人害怕和躲着你是一件好事吗?人万万不能“上炕认识老婆,下炕认识鞋”,连农民都懂得这个朴素的道理!
朋友是事业的保证,没有朋友我寸步难行!我把朋友看的很重,事业成功与否要看你的朋友群。没有人帮你,你的能力再强有什么用?我这么多年一路走来虽然自己还算勤奋,但更重要的是全靠朋友帮助。他们关键时候永远在我身边,提醒我,告戒我,影响我的判断与决策。我开心时和我同乐,我不开心的时候开导我、、、、、
陈:人只要真诚和打开自己的心胸,就能得到朋友并从朋友那里获得益处。
朱:我是这样做的啊!但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还会有人说我的不是。可能是我太想把事情做好,太想出名了,无意中伤害了别人吧。
这么些年,我也不断修正自己,解剖自己,反省自己在为人处世上不周的地方,常想我说话恰当与否。面对指责我的人,我也无奈:我怎么你了?我没招过你啊!我没找你借过钱啊!你这样与我过不去?但我堵不住人家的嘴,也没地方解释。我只能安慰自己:随你说什么吧,反正我没做过缺德事。我坚信:人是说不倒的,除非你自己倒下。
说我嘻嘻哈哈,一个是因为我的天性就是这样,再加上我知道在行业内霸道一点好处没有,没人买你的帐。
陈:互相敬重是朋友的要素。轻松、和善的性格其实一点不影响事业的发展。
朱:(声音低下来,说话节奏缓下来,眼睛眯了起来,有些不好意思了)当然如果又重视朋友,又有原则最好啦。小波,可我做不到啦,对朋友有些显而易见的毛病,我也不好意思说啦。
反正我是一见朋友就没什么原则了、、、、、、嘿嘿嘿!
陈:朋友就是无条件欣赏你、无论你怎么做,都为你喝彩的那些人、、、、
朱:要我说,朋友就是“捧友”,你有了好事为你高兴,有了困难不嫌弃你的人。互相拆台叫什么朋友?
陈:有这样的说法:看一个人能否做朋友,要看他有没有同性朋友,还要看他有没有20年以上的朋友。我庆幸自己有这样的朋友。
朱:说的是呢!那些号称自己有朋友,可周围的人像走马灯似,你敢和他做朋友吗?还有那些光有女朋友的男人和光有男朋友的女人、、、、、、唉!
陈:在我心里,朋友对我永远比我对朋友做得多得多。我永远在享受朋友的智慧、力量、温暖、、、、、、
朱:朋友对于我也一样啊!
陈;有人觉得你“敦厚温良”,有的人又觉得你“狡佶、会来事”。
朱:怎么说都不为过吧。我能做到的就是无是非无城府,“你敬我一尺,我还你一丈!”你要是说我说的过分了,我只好躲着你远远的了。
(我想起第一次去朱公家,他的夫人的一段插话:“那些年,我们家就是旅馆啊!一年四季,南来北往一拨拨的人,一天三顿饭都有人来。他光往家里招人,可又什么也不干,就忙我一个人。我累得在厨房哭啊!”)
朱:我在《中国摄影》、《中国摄影家》当编辑27年,编辑照片几十万张。我深知发一张照片可以改变有些摄影者一生的命运,帮别人举手之劳,为什么不帮?
陈:让我们做一个大气和有胸怀的人吧。不必计较得失,计较他人的评价,这样才配享受美好友情。
朱: 如果你们还觉得不了解我,就去看我的作品吧!那是我的灵魂,我的生命之源。
陈:呵呵,也是!能把照片拍成那样的人会坏到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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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报恩后该感恩了
 
陈:朱公,公平而论,和很多同样在跋涉的人比起来,你这一生还真算顺风顺水。
朱:说的是呐!虽然一生也有过风雨,也经历过一些自己十分不情愿的事情,人生的跋涉,失败的酸楚,成功的泪水,我都曾经历。但和失去的比起来,我得到的太多了。
我的父母、老师、师傅、朋友、兄弟姐妹、夫人、儿女、、、、、这一生我记得很多人,也要感谢很多人。他们为我做了很多,他们支撑我的生命并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最庆幸这一生能从事最喜欢的工作,庆幸自己选择了一个可以一生拍摄的题材。这并不证明我比其他摄影家强到哪里,只是这是我有能力把握的题材,是我擅长的题材。
陈:对一个摄影者来说,还有什么比这些更幸运更重要呢?
朱:我愿意为此抛弃一切世俗的享乐,付出一生的精力。
陈:“摄影作品有朝一日也会成为没有时间性的生活记录;而产生这种生活方式的环境到时候恐怕早已消失。”这是很多摄影者所期待的。
朱:我坚信我拍的黄河100年之后能体现它的价值。
陈:朱公,我发现别人称呼你是“著名的摄影家”时你会流露出不安。
朱:对,我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忠实的黄河记录者,只是一个特殊行业的劳动者。
陈:退休是否意味着人生已呈现了接近结尾的形态?
朱:(坚决地)没有。退休,正好全力以赴拍摄我想拍的东西了。农民和产业工人也是我终身要拍的题材。我要告诉城里人:我们吃的用的全是农民和产业工人创造的,他们吃苦耐劳给我们提供了必需品,他们是我们要用一生感激的人。
我一直在拍摄半手工半机械化的工序、工人们的辛苦劳作的场面,我希望拍出历史感来。在那里,厂房破旧,机械老化,但却还有一群工人为祖国建设辛苦地工作着。在我国用着传统生产方式工作的工人还有很多,我想通过这个侧面,去关注劳动者的生存状态。
我还在拍摄北京。如果说黄河是我的母亲,北京就是我的爱人,对这个我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市,它吸引着我,我爱恋着它。我在数不清的胡同里拍摄数不清的故事。
 
做这个访谈期间,嘉德国际拍卖公司在筹备国内第一次照片拍卖会。朱宪民的照片将有希望入选。
“我那片子,有人买吗?”朱公嘴里嘟囔着走出中粮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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