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给自己的只有一粒子弹 1943年4月20日清晨，河北省平山县。 在通往《晋察冀画报》社驻地曹家庄村的山路上，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正带着两名警卫员匆匆赶路，他是在完成了长篇通讯《我们怎样收复了塞外的乡村》后，赶往画报社取秘密文件的。这个年轻人名叫雷烨，是冀东军区的组织科长，同时又是一位小有名气的青年记者、一位激情满怀的诗人。 已经是春天了。虽然敌我斗争形势严峻的华北地区仍然炮声隆隆、烽烟弥漫，但在抗日根据地的山村里，却显得那么安宁，那么平静。 雷烨顺利地把文稿交给画报社。这时，突然发现日军正在步步逼近曹家庄，画报社立即通知大家赶紧撤离。报社催他赶快撤离。 “砰砰砰……”一时间枪声大作，小山村已被日本鬼子和伪军铁桶般包围起来。雷烨与警卫员走到曹家庄北边的南段峪村时，没想到竟然与日寇狭路相逢。因为人地生疏，孤力无援，在与敌人周旋之时，雷烨在一个山谷里被敌人团团包围。看见敌大部队人马包抄过来，雷烨让两个警卫员先走，自己留在原地还击，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在空无人烟的山谷里，移动中的雷烨自然目标非常明显，无奈之下，他只能躲在一个山凹里，用手枪向冲上山坡的敌人不断射击。 子弹眼看着就要打完了，身上又多处受伤，雷烨望着紧逼上来想活捉他的敌人，开始做最后的准备：他迅速地把身上携带的文件全部撕毁，把心爱的照相机、自来水笔和望远镜一件件忍痛砸碎，坚决不让敌人拿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留给自己的只有一粒子弹。 敌人已疯狂地扑到了身边。这时，雷烨从容地举起手枪，对准自己，以崇高的革命气节和中国人的尊严，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几十年之后，南段峪村的杨联老人来到村后的山谷里，仍能清楚地指出雷烨的牺牲地点。据杨联介绍，雷烨发现敌情后，即从山上的老路往山谷里下，在一块山崖突出的山凹处躲避。这山凹较浅，很快被对面山坡上的敌人发现了。雷烨叫两个警卫员赶紧从山上老路向北坡另侧撤退。自己则在山凹里做掩护，直到最后壮烈殉国…… 相册上“有你所流下的血迹斑斑” 雷烨牺牲的消息传到同志们中间，大家无比震惊，痛惜之情无以言表，有的人竟然不相信这血淋淋的现实。《晋察冀画报》社全体人员随后赶来，与南段峪村群众一起为雷烨举行了追悼大会，将其遗体掩埋在他牺牲的地方。 雷烨牺牲后不久，1943年5月18日，新华通讯社发布雷烨同志传略，刊登在当天的《晋察冀日报》上。《晋察冀日报》同时配发了该报社长、总编辑萧斯（邓拓）的文章《恸雷烨》，副社长、副总编辑舒予（张致祥）的文章《悼雷烨同志》，同时刊登了雷烨诗歌遗作《滦河曲》，组成了悼念雷烨专版。5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冀东分区组织科长雷烨同志壮烈殉国》的消息。 舒予在文中写道：“雷烨同志壮烈牺牲了，这是党的不小的损失。然而在党的万丈光芒里，雷烨同志是放了他自己的一分光。雷烨同志已停止了他的呼吸，然而他的临危自戕，发扬了党的传统的布尔什维克的崇高气节，是不死的，值得每一个党员学习。” 同志们在清理雷烨的遗体时，发现了一本血染的相册，相册里边夹着的，正是雷烨的摄影作品。他的战友、摄影记者赵烈后来一直将这本相册带在身边。赵烈曾在相册扉页上激动地写道：“在这个册子上面，有你和暴敌遭遇决然自杀时所流（留）下的血迹斑斑，当我每次翻开它，看到那已经变成紫黑色的血迹……你那年轻智慧的脸颜，沉毅和蔼的神色，清晰而响亮的声音……都一一浮现在我眼前。我抚摩着你那已经消失了温暖和热气的血迹，我便记起你所留给我的深刻印象。雷华（烨）同志！我就拿你这遗物作为对你不可磨灭的永恒的记忆底（的）纪念品吧。1943，8月” [FS:PAGE] 8个月后，作为指导员的赵烈和沙飞率领的《晋察冀画报》社小分队被日军包围，赵烈为保护底片壮烈牺牲。 首次在画报发表作品却成纪念专号 1943年1月，作为冀东军区的代表，雷烨参加了在河北省阜平县温塘村召开的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此行从冀东分区到达晋察冀革命根据地，雷烨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想通过《晋察冀画报》，让自己在冀东几年里拍摄的照片发挥更大的战斗作用。 画报社的负责人沙飞和罗光达热情地接待了这位远道而来的摄影同行，雷烨也郑重地把自己从1939年以来近四年间精心拍摄的底片全部交给了画报社。这些疏朗恢宏、壮美深沉的照片充满了昂扬的力量，生动地反映了冀东军民英雄的抗战生活。看到这些与自己有着同样风格的精彩照片，沙飞激动万分，当下决定在《晋察冀画报》上选发雷烨的作品，并邀请雷烨帮忙编辑选定照片。这样，雷烨就留在了曹家庄，此间，他选编完了自己的照片，还躲在另一个更僻静的小山村里，用陪伴了自己多年的自来水笔撰写了长篇通讯《我们怎样收复了塞外的乡村》。《晋察冀画报》决定刊发的文章和照片都完稿了，作者雷烨却壮烈牺牲。 1943年6月13日，《晋察冀画报》第3期给雷烨出了纪念专刊，发表了冀东军分区政委李楚离的文章《悼雷烨同志》，对雷烨做了一个总的评价，同期发表雷烨的遗像和遗作。这些遗作包括诗歌《滦河曲》、通讯《我们怎样收复了塞外的乡村》以及51幅摄影作品，用以怀念他为革命宣传事业做出的业绩。这51幅作品和雷烨的其他文字、摄影作品一起，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浴血抗战史料中极为珍贵的一部分。 消失的“项俊文”和重生的“雷雨” 雷烨，原名项俊文，小名金土，1916年出生在浙江省金华市一个普通农家。1927年，其父项元春急公好义，在湖南农民运动的影响下，在乡下砸庙办学，自任董事长，1931年因操劳过度暴病身亡，随后，其母亲也突然病故。作为大哥，项俊文承担了抚育四个弟妹成人的重任。 根据家庭实际，上初二的项俊文不得不辍学回家。此后，他种过田，当过土地测绘员，担任过小学教师。父母双亡，长兄为父又为母，还要下田务农、教书育人。更为重要的是：项俊文在同学们的进步思潮影响下，正积极准备投身革命的洪流。 为通先生： 你回信上鼓励我的许多话，我轻轻地早把它安放在我的心府里了。我这冷静的心府从今后又要暖烘烘起来了。这“暖烘烘”正如春初的太阳光，温柔的、多情地晒在将萌芽的草苗身上。它为的希望那草苗的成长，使它又肥又大，有所用场！那他才不会于这世界上空跑一趟！ 啊，啊！———暖烘烘地照！照！———温和的太阳。 敬祝 一切如意！ 俊文敬礼 八月初十下午 这是1934年初秋，项俊文写给好友许为通的信。信中的语言如诗般美丽，毛笔字迹清秀，充分显示出写信者的文化底蕴。项俊文信中反复强调的“太阳”，“照”，“暖烘烘”……而且特地把“暖烘烘”3个字打上引号，其用意不言自明：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的项俊文，必然要奔向太阳升起的地方。 另一位好友严金明后来成了项俊文的妹夫。抗日战争爆发后，项俊文把两个年幼的弟妹托付给在杭州省立贫儿院任教的严金明，准备展翅高飞。他对严金明说：“我要出去闯一闯，找一个既有书读，又可工作的地方。” 1936年，项俊文曾赴上海“补习”数月，接触并了解到“左联”等进步作家和革命文艺。1937年底，杭州沦陷，大批文化工作者、共产党人聚首金华。通过严金明好友周伯皆介绍，他见过了左翼文学家冯雪峰。听了冯雪峰等人的经历，项俊文知道，他们都是从革命圣地延安来的，因此也非常向往延安。于是，他变卖了祖居等家产，换得100块大洋，当做自己去延安的盘缠。项俊文的想法是：“我去那边还可读书，进‘抗大’。” [FS:PAGE] 1938年，项俊文正式出发，到武汉后，给许为通写信简单地说已到武汉，告诉了许为通他当时的地址，信上署名“雷雨”。后来，据他的弟弟项秀文推测，他是为了革命事业，也是为了避免牵累家庭，才改用化名的。从此，普通人“项俊文”在中华大地上消失了，一个全新的抗日战士“雷雨”（与“雷华”、“雷烨”、“朱靖”等都是项俊文发表文章和照片时常用的笔名———编者注）的名字，不断出现在陕北和晋察冀边区的媒体上。当然，“雷雨”的出现和“项俊文”的消失为数十年后考证雷烨身世埋下伏笔。 多产高产的前线记者 到达延安后，雷烨进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那时候，雷烨喜欢写作，爱好摄影，已开始兼任各报刊的特约记者和通讯员。他撰写的通讯《创造抗战突击队员的斗争———抗大献给抗战一周年的礼物》、《抗大同学毕业上前线》，拍摄的《抗大四期毕业欢送大会上毛泽东先生致训词》、《参加欢送大会之学员》等，曾署名“雷烨”，在1938年8月至9月间出版的武汉《新华日报》先后发表，初步显露了当记者的天赋。 1938年12月，从抗大毕业的雷烨被八路军总政治部选派，前往华北前线任战地新闻记者，并担任前线记者团第一小组组长。他不负部队首长和同志们的信任，带领4名组员冲破日军重重封锁线，奔赴抗日前线晋察冀根据地。到达根据地后，雷烨深入到军营和战场上，及时报道八路军战士和当地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事迹。与此同时，他还接受了邓拓之约，夜以继日地撰写了《谈延安文化工作的发展和现状》的长篇文论，该文于1939年初在《抗敌报》上连载，得到了各方肯定。 1939年，雷烨到达冀东地区，在极端困难与险恶的环境中，从事新闻采访报道工作。作为一名勤奋好学、多才多艺的青年，雷烨除了拍照，还写诗，写报告文学。当时正值我党领导的冀东大暴动失败之后，日寇乘我军主力向西转移，集中优势兵力对群众施行野蛮的镇压与屠杀。雷烨目睹这种惨状，深入受苦受难的群众中，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对敌斗争，他采写的作品更是充满了群众情感，反映了群众的呼声与愿望，为群众喜闻乐见。 为了团结当地爱好文艺的人士，雷烨还主动发起组织“路社”，与大家互勉“向着鲁迅的道路前进！”在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路社先后出版了《路》、《文艺轻骑队》、《国防最前线》等刊物。这些刊物对人民群众、对广大指战员都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在冀东赢得了很高威信。 1940年以后，冀东地区敌我斗争更加尖锐、残酷，我军斗争的主要方式也转为游击战。雷烨根据革命的需要，于1941年转到冀东部队领导机关工作，先任分区政治部宣传科长，后改任组织科长。繁忙的日常工作并没有影响他采访和写作，相反却使他搜集到更丰富的素材。当雷烨发现那时冀东一些部队没有摄影工作者，许多生动的对敌斗争镜头还没有人拍摄时，就义不容辞地拿起照相机来，一面积极地参加斗争，一面忠实地反映斗争；尽管那时的照相器材十分缺乏，拍摄条件又很恶劣，但他在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克服一切困难，走到哪儿拍到哪儿，能多拍一张就多拍一张。 雷烨还随部队转战到冀东的滦河沿岸和热河以南的伪满洲国边境，亲手拍摄了很多新闻照片。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反映了冀东人民子弟兵驰骋滦河，挺进热南，突破“伪满国防线”转战古长城内外的实况，记录了日寇血洗潘家峪、烧死杀死我无辜同胞1000多名的“潘家峪大惨案”和日寇拆房并村、制造“人圈”、奴役人民的情景，并着重报道我国军民的对敌斗争成果，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报道任务。这一时期，他采写了《潘家峪大屠杀》、《那是从喀喇沁赶来的牛群》、《新收复的乡村为什么拥护八路军》等长篇战地通讯，拍摄了《驰骋滦河挺进热南》（组照）、《日寇烧杀潘家峪》（组照）、《熊熊篝火》、《冀东人民》、《战斗在喜峰口》、《山岗晚炊》、《塞外宿营》、《行进在祖国边城》等佳作，把对抗日军民满腔的爱和对日本侵略者无比的恨，全部倾注在笔尖和镜头里，因此被战士们称为“多产高产的前线记者”。 [FS:PAGE] 舒予在悼念雷烨的文章中如此写道：“他没有其他个别同志的‘钦差大臣’似的坏习气；他不把自己看做‘客人’，要别人‘待以上宾’；他没有要求给自己以特殊的环境，来整日闲散地培养灵感，从事写作；他不是像某些文艺工作者，觉得到敌后来只是搜集材料（走马观花地搜集），而敌后环境不适合于创作，不愿接受党分配任何工作，待材料搜集得差不多，就急于要求到延安去，预备写成巨作，一跃成名。相反，雷烨同志是踏踏实实地，欣然接受了党所分配的部队宣传工作的岗位（雷烨同志在生前任冀东分区政治部宣传科长与组织科长），并且认真地在自己工作岗位上锻炼自己，体验现实，因此也就成为优秀的宣传工作者与组织工作者。他的足迹遍冀东，并且挺进到沦陷了十年的热河———祖国的最前线，使党的和抗日的影响，种植在热河人民的心上，使他们蜂拥地起来拥护党，拥护八路军，拥护抗日政府，进行着反抗日寇奴役的解放斗争。” 沙飞为雷烨与田华拍下合影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田华有生以来的第一张照片，与两位摄影家都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一位是沙飞，也就是照片的拍摄者；第二位就是雷烨，他的盛情相邀使12岁的田华的形象首次被定格在胶片上。 那是1942年，正是雷烨从冀东来到冀西，准备参加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之时。那次拍照是田华与雷烨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会面。田华与老百姓一样，习惯地称雷烨为“雷华”。 作为晋察冀根据地原抗敌剧社的演员，田华几十年后这样回忆道：“有一年（1942年）冬天，雷华、沙飞就到我们剧社来了。……也挺巧合，我叫田华，他叫雷华，等我们照完相以后（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照相），穿着棉大衣，戴着棉帽子，那时候是两排的大扣子，先是给我个人照了一张全身相，照完以后，雷华挺喜欢我，他说：‘我叫雷华，你叫田华，来，咱俩照个相。’他坐在后头，我是在前头，他搂着我像个小妹妹似的，然后就照了一张相。没想到这张相是我跟他认识空前绝后的一张，一直到他牺牲以来，我再也没见过他。” 雷烨牺牲后，这张与田华一起昂着头、充满希冀的面容，成了他追悼会上的遗像。 全国总动员，寻找项俊文 1958年，雷烨的遗体迁入华北烈士陵园，与回族抗日英雄马本斋等人安葬在一起，但由于他牺牲的突然和当时的条件限制，谁也不知道雷烨的身世、籍贯、家庭和亲友的相关情况，甚至连他的真实姓名也无从知晓。因而墓碑上只留下了“雷烨烈士之墓”几个大字，直至20世纪后半叶，才在有关人士查证下补了几句简介。 而在江南的杭州市，曾任市政协副主席的项秀文一家，几十年来一直在苦苦寻觅1938年秘密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哥哥项俊文。从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数十年间，项秀文做了很多努力，仍未得到哥哥的任何消息，留在身边的只有1935年自己与哥哥和姐姐项秀华的一张合影，还有一些书信。 1986年，项秀文在一次会议上遇到了时任河北省石家庄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的高永桢。抱着一线希望，项秀文把在河北牺牲的哥哥的情况详细向高永桢讲述了一遍，特别讲到与哥哥最后一次联系大约在1941年前后，当时哥哥用“雷雨”的化名，从“河北行唐陈庄”一家药店给家里寄来最后一封信，要二妹给他做一双布鞋寄去。布鞋做好后用包裹寄往河北行唐陈庄这个药店，但始终没有得到回信。 高永桢听了项秀文寻找哥哥的急切愿望，当即表示：“我一定尽心尽力帮助你查寻，早日查到你哥哥的下落。”回到石家庄后，高永桢立即着手从“行唐陈庄”开始展开调查。没想到一查竟查了15年。 [FS:PAGE] 2001年，已退休的高永桢在一篇怀念沙飞的文章中看到，有个名叫“雷烨”的革命烈士曾是《晋察冀画报》社的优秀摄影记者，于1943年英勇牺牲，他的墓就在石家庄的华北烈士陵园。雷烨是否就是化名雷雨的项俊文呢？高永桢来到烈士陵园史料室，并且查找到了有关雷烨烈士的材料。从众多相似的信息中，高永桢预感到雷烨就是雷雨，就是项俊文，于是连忙给项秀文写了一封信，并附上雷烨墓碑的碑文和那篇怀念文章，请项秀文鉴别辨认。 收到项秀文提供的更多详细材料后，高永桢又多处查找档案资料，发现了一张雷烨的遗像。与此同时，项秀文辗转找到了90多岁的张致祥（舒予），拿出哥哥早年在家乡拍摄的青年时代的3张照片。张致祥一看就喊了出来：“像，像！这就是雷烨，雷烨就是你哥哥项俊文。”同样曾在《晋察冀日报》工作过的张致祥夫人伊之，现场找到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人民战争必胜———抗日战争中的晋察冀摄影集》，翻出当年聂荣臻司令员接见八路军总政前线记者团时的合影，项秀文也一眼认出左边第一人就是哥哥项俊文。 时值2001年11月，雷烨就是项俊文，得到所有研究者一致确认。此时距雷烨牺牲已几近60年。 几件鲜为人知的身后事 1978年6月，出身于战地记者的著名作家魏巍给华北烈士陵园写信，信中提出：“为缅怀为革命牺牲的同志，我曾去过贵处几次。每到雷烨同志墓前，看到烈士的碑上未刻有碑文，不知你们是否缺乏烈士的生平材料，因此将新华社当时播发的《雷烨同志传略》给贵处寄去。”魏巍还在信中详细描绘了雷烨牺牲时的动人情景。 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赵峰看到雷烨墓碑没有碑文，特地到北京图书馆查阅了当年《解放日报》头版刊发的雷烨殉国的消息，翻拍后寄给烈士陵园。 1989年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解放区摄影史略》（顾棣、方伟著）一书中这样写道：“先于罗光达在冀东开辟了摄影工作的雷烨，最富勇猛深沉、嫉恶如仇的军人气质和非同凡响的摄影艺术才华。”“在晋察冀摄影工作者中间，雷烨和沙飞一样，在很多摄影作品的取材和选景上，气象壮阔，画面雄浑，力求博大精深。”该书还用“疏朗恢宏”、“情思缱绻”等来形容雷烨作品的审美享受。这样的“溢美之辞”应该说是比较客观地评价了雷烨在中国革命摄影史上的地位和其作品的价值。 2003年，“雷烨烈士纪念碑”在平山县南段峪竣工。这座纪念碑是南段峪村党支部、村委会和石堂村刘国林、杨兵联、王平军、王海军、王科军、李振国、刘来保等11位自发捐资建立的。纪念碑设计独具匠心，用当地产白玉石刻制，碑身高1.943米，宽60厘米。寓意雷烨1943年牺牲，年仅29岁（一说26岁），当时正值其牺牲60周年。碑正面刻着“雷烨烈士纪念碑”七个烫金大字，背后镌刻着雷烨的生平，这样写道：“雷烨同志倾家荡产，投身抗日，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献出了宝贵生命。充分体现了优秀共产党员的高贵品德和英勇献身精神，激励了几代人。” 2003年4月9日，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政府做出了《关于确定雷烨烈士即是项俊文同志的决定》。4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了《项俊文同志革命烈士证明书》。 整理： 编者附记：本文系参考薛家柱《追寻雷烨烈士身世全记录》（全文见杭州网）、电视纪录片《瞬间》解说词汇编（长城出版社2002年6月第一版）、《中国解放区摄影史略》（顾棣、方伟著，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一版）、电视纪录片《儿女英雄传·寻找项俊文》（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2005年8月16日播出）及其他史料、新闻报道编辑整理而成，袁克忠、顾棣等参加过抗战的老同志友情提供了相关资料，在此一并致谢。 |
手机版|小黑屋|摄影大家 ( 粤ICP备2021111574号 )
GMT+8, 2025-6-17 02:26 , Processed in 0.206925 second(s), 38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4
Copyright © 2001-2020, Tencent Clou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