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卡蒂埃-布勒松是摄影史上的一道门，
是走上摄影之路的人都必须要经过的一道门槛。
摄影这一门，你进去时是ABC，出来时是HCB。
(HCB是亨利·卡蒂埃-布勒松Henri Cartier-Bresson的缩写)
法国摄影大师亨利·卡蒂埃-布勒松，被国际新闻界和摄影界尊崇为摄影泰斗。欧美主流媒体赞扬他是当今世界无与伦比的摄影大师，艺术巨匠和文化名人。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摄影家不知道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大师，所有摄影家也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他的理论和作品的熏陶及影响。
著名法国导演和摄影家海蒙·德帕尔多称赞：“卡蒂埃-布勒松是以博学的目光拥抱20世纪，用‘决定性瞬间’猎取照片为整个世界所熟知。他是第一个将美学和政治结合为一体。他实现了一个奇迹：摆脱主题的束缚，注重观察和瞬间，将摄影置于一个无法与其它艺术领域相脱离的境界。无论是在法国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或英国乃至全世界，无不受到他的影响。他被世界各种摄影流派引为精神教父。”
美国著名摄影家布路斯·戴维森曾说：“亨利·卡蒂埃-布勒松不是20世纪所谓的著名摄影家之一，他远远超乎其上，现今世界上的每个摄影家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他的滋养，我们都有他的部分DNA。”
从不允许别人为其拍照的摄影泰斗
世人都知道，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大师有一个“怪癖”：从不允许别人为他拍照(他的夫人除外)，从不与外人合影(他的家人除外)，也极少同意媒体发表他的肖像照片。尽管他拒绝别人为其拍照，但是他的大半生几乎都在抓拍别人的影像。他说自己“整日在街头寻找，随时准备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将活生生的生活完全记录下来”。他为避免引起人们的注意，常常用黑胶带盖住照相机的明亮部分，以便更好地融入到人群中抓拍照片。曾有媒体问卡蒂埃-布勒松为何对自己的肖像如此封闭，他回答说，如果公开他的容貌会大大妨碍他隐蔽式的拍摄工作。人们都闻其大名，却难得见其尊容。久而久之，他便有了一个“摄影界幽灵”的雅号。
到20世纪80年代，媒体传播手段发生巨变，卡蒂埃-布勒松无可避免地也要出现在电视采访现场，他深感继续封锁自己肖像是越来越困难了，他也不得不顺应社会需求，便授权他曾是创始人之一的玛格南图片社代理他的43幅个人肖像图片，其中大半是他夫人所摄。此前，这家由他参与创办的图片社只拥有一张他的护照相片。2000年他在公共电视节目中露面，而这种节目录影带是可以邮购的。如此一来，卡蒂埃-布勒松神秘的肖像面纱被揭开了一角。但是，他的肖像出现在印刷媒体上仍是罕见的，除非你肯向玛格南图片社支付高昂的租金，才能获得卡蒂埃-布勒松肖像的一次性使用权。
说起来，这一“怪癖”并不怪，他是为了不被人认出容貌以便在人群中抓拍照片，这已成为他一生的职业习惯。他越是这样越发促使各国摄影师都梦寐以求地想抓拍到他的照片，或企盼能有机会与他合影留念。卡蒂埃-布勒松“拒绝拍照”的趣闻广为流传：
——他为了拒绝别人抓拍他的肖像照片，不分春夏秋冬在各种公众场合总是戴一顶鸭舌帽，只要察觉有人要拍照就把头上的鸭舌帽拉下来挡住脸，或者干脆转过身用屁股对向别人的镜头。
——50年代后期，他到东京访问，日本摄影界事先拉起欢迎条幅摆好位置等待与大师合影，盛情之下他只好坐下来拍摄集体合影，但他当场向操机摄影师要走胶卷，令在场者惊诧不已，大家空欢喜了一场。
——1975年，他到英国牛津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证书时，媒体记者以为这一回总可以见到其尊容了，但是当他走上台时竟然举着一张白纸遮挡在自己脸上，以这种奇特方式躲避摄影记者的拍摄。 [FS:PAGE] ——1988年4月，中国摄影家杨绍明在法国拜访过卡蒂埃-布勒松，当时曾“要求为大师造像未获首肯，便拍下大师刚坐过的椅子留作纪念”，这张“布勒松坐过的椅子”照片公开发表后，一时成为摄影界有趣的话题。
1988年4月29日，中国摄影家杨绍明在法国拜访卡蒂埃-布勒松大师时拍摄的“布勒松刚坐过的椅子”，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的杨绍明旅欧摄影画册中将这一张作品设计为跨页大幅照片。
——选自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的杨绍明旅欧摄影画册
——在巴黎一个展览会上，一名女记者认出了卡蒂埃-布勒松，刚举起相机拍照，他立即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冲过去，吓得女记者赶紧将胶卷拉出来曝光才算了事。媒体说他一生崇尚“非暴力主义”，但他对拍摄或公开其肖像始终高度戒备，一经发现异常反感，甚至会有“暴力倾向”。
——2000年5月，著名的《名利场》杂志要为80岁以上的资深老摄影家作一期图片专辑，特地聘请卡蒂埃-布勒松担纲主拍，与他交往几十年的好友、85岁的老摄影家大卫·邓肯成为拍摄对象之一，两位老友相约在巴黎毕加索博物馆露天咖啡座中会面，当天在场只有4个人，即卡蒂埃-布勒松及其助手和大卫·邓肯夫妇。大卫·邓肯是被摄者，深知老友绝少允许别人为他拍照而未带相机，当看到卡蒂埃-布勒松用莱卡相机在为自己拍照时，突发灵感，取过他太太没装胶卷的傻瓜相机，向那位助手要了一卷黑白胶片装上，对着卡蒂埃-布勒松拍了起来，大卫·邓肯用5分钟拍了37张底片。
事后，大卫·邓肯在看了冲印出来的样片后，发觉这组照片不但捕捉到卡蒂埃-布勒松真实的容貌和各种自然的表情，而且更具新闻及历史纪实价值。因为多少年来人们对卡蒂埃-布勒松只是闻其名而不见其貌。在外界流传卡蒂埃-布勒松的照片几乎是凤毛麟角，致使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这位世界摄影界的顶级人物久久未能识其“庐山真面目”。
2000年5月5日，大卫·邓肯为他的老朋友卡蒂埃-布勒松拍了37张肖像照片，全部都用在他编辑出版的《Faceless——世界最著名的摄影家》画册里。
大卫·邓肯当时曾将这37张印晒的样片全部拿给卡蒂埃-布勒松夫妇看过，他们未有多大反应。于是大卫·邓肯决定将这37幅照片全部编辑在画册《Faceless——世界最著名的摄影家》里，并挑选这37幅黑白照片中唯一一张卡蒂埃-布勒松举起相机遮住脸的照片作为画册的封面。在出版之前，大卫·邓肯将出版的画册大纲拿给卡蒂埃-布勒松审阅，其中还包括被放大的22幅照片。没想到遭到了卡蒂埃-布勒松的强烈反对，当即写了一张便条：
亲爱的大卫·邓肯：
看过那张印晒放大的头部特写后，感到万分惊骇，我把这当作是一次玩笑！再次请你千万勿将任何一幅照片在任何地方刊登。 祝好！请勿介意！ 卡蒂埃-布勒松 最终大卫·邓肯还是决定由法国ASSOULINE出版社将画册出版，后来又在美国出版。该画册首先介绍作者同卡蒂埃-布勒松结识的经过，两人之间的友谊，以及拍摄这组照片的由来，文字中充满了作者对卡蒂埃-布勒松的崇敬和推荐。大卫·邓肯表示该画册所有收入全部捐给美国德州大学“大卫·邓肯新闻摄影基金会”，作为教育和培养下一代新闻摄影人材之用。
大卫·邓肯编辑出版的《Faceless——世界最著名的摄影家》画册引起卡蒂埃-布勒松诉诸法律，图为该画册的封面和封底。
从《Faceless——世界最著名的摄影家》画册封底照片(局部)中看到，两位交往几十年的耄耋老友坐在巴黎毕加索博物馆露天咖啡座喝咖啡吃点心，相互友好交谈。那时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不久会为一本画册对簿公堂。
[FS:PAGE] 富有戏剧性的是《名利场》杂志那一期老年名摄影家专辑，并没有刊登大卫·邓肯的照片，而是由卡蒂埃-布勒松自己的一幅体态优雅的全身照片所取代，当然这是由他夫人拍摄的。
大卫·邓肯本人对自己的这本画册赞许有加，他评价说：“这37幅照片表达出一位杰出人物的深度，包括：好奇、冷淡、慈祥、烦躁、天真、深思、神秘、爱心及专业性。”
卡蒂埃-布勒松则毫不客气地评论说：“这是一本毫无趣味的坏书。平庸的内容加上一堆没有摄影构思的快照，作者采用了全部37幅照片，而不是选择其一，表现出他没有判断的眼光，拍摄人像不同与快照。很抱歉，因为我是以拍人像谋生的，拍摄人像要非常仔细，稍有不慎就会错过那难能可贵的一瞬间。”
为此，卡蒂埃-布勒松向法国和美国法院同时申请禁止出版令，理由是一旦其肖像公布于众，对其必将造成“伤害”，对其今后的工作和生活造成“不便”。由于美、法两国分别有不同的“隐私权”和“发表自由权”的法律，最终卡蒂埃-布勒松的申请在法国获得禁止出版令，在美国却照常出版，并可以上网邮购，一时畅销。但这本画册不准进入法国销售。
卡蒂埃-布勒松与大卫·邓肯这两位世界摄影界元老级人物的这场官司，成为轰动一时的国际新闻话题。
卡蒂埃-布勒松盛情邀请我会见
2003年6月26日，法国文化部主办题为《李振盛：一位中国摄影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环球影展，在地处巴黎市中心的叙利宫摄影历史博物馆开幕，展期3个月，以此作为9月开始的“法国-中国文化年”活动的序幕。影展地点叙利宫是法国摄影文物与遗产局所在地，这座17世纪为叙利公爵建造的古老而豪华的宫殿，本身就是国家重点保护的建筑与文化遗产，是各国游客在巴黎参观的主要景点之一。法国摄影历史博物馆与国家图书馆、欧洲艺术中心被称为法国三大影展殿堂。据法国文化部官员介绍，此前叙利宫曾为美国著名报道摄影家尤金·史密斯等国际摄影大师举办过影展，在这里为中国摄影家举办展览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当我的影展在巴黎开幕之际，正值卡蒂埃-布勒松大师在法国南方距阿尔勒不远的家乡小镇度假，他特地委托卡蒂埃-布勒松基金会主席参加影展开幕式并转达大师对我的盛情邀请，希望于阿尔勒国际摄影节期间在阿尔拉坦宾馆会面。这家宾馆的已故老板勒雅尔丹，30 多年前在卡蒂埃-布勒松全力支持下参与创办了著名的阿尔勒国际摄影节，这家宾馆便成为历届摄影节的“大本营”，该宾馆一个会客厅是以卡蒂埃-布勒松的名字命名的。
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大师初识我的摄影作品始于2001年前后，他是从罗伯特·普雷基策划编辑我的环球影展及《红色新闻兵》画册的提案中首次较全面地看到我的文革照片并阅读了有关我的一些介绍资料。
普雷基与大师交往已有30多年，凡是他策划重要影展或编辑重点画册时，都会将提案呈送一份给卡蒂埃-布勒松大师审读指导。这一回，大师看过我的《红色新闻兵》画册及环球影展提案后对普雷基说：“李振盛的照片让我很感动”，并表示等到我的影展在巴黎展出时他会亲自出席开幕式。
普雷基说：“卡蒂埃-布勒松大师的表态非同寻常，他很少如此赞誉别人的照片，也极少出席这类影事活动”。
多年来，普雷基的编辑、策展理念是：让人感动。他在策划编辑我的影展和画册的三年多时间里，始终以“感动”为贯串主线，讲述摄影者亲历的故事，将个人命运与社会历史相结合来叙事。他对于我的影展究竟应当先在纽约还是先在巴黎首展颇费思量，最终选定巴黎。他说：“任何艺术展览，凡是能轰动巴黎，就能轰动世界；凡是能感动巴黎，就能感动世界。”自从卡蒂埃-布勒松看过普雷基的提案并表示“很感动”之后，更坚定了他这一信念。普雷基曾说：“李振盛的作品让卡蒂埃-布勒松‘很感动’，那么，肯定会让巴黎感动，也会让世界感动。”为此，普雷基特聘请法国的布雷教授作为他在欧洲的策展助理，一起推进这项“感动巴黎”的工程。
[FS:PAGE] 当普雷基看到以法国文化部部长让-雅克·阿亚孔，以及建筑与文物遗产局局长、摄影文物与遗产协会主席和摄影文物与遗产局局长四人的名义，设计印制带有我年青时自拍肖像的精美请柬，尤其是请柬上专门印有代表“法兰西共和国的国家行为”标志图案。他说：“这是法国最高荣誉最高规格的展览了”。后来，他又看到影展开幕盛况空前，参观人数破历史记录，他兴奋地说：“我所预言的‘感动巴黎’兑现了！”
应卡蒂埃-布勒松邀请，2003年7月9日，罗伯特·普雷基陪同李振盛乘高速列车奔向法国南方名城阿尔勒去与大师会见。(于洋摄影)
联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聘请一位高水准法语翻译于洋先生，为李振盛影展在法国开幕的一系列活动提供全方位的语言服务，普雷基深表满意。图为他们在列车上亲切交谈。(李振盛摄影)
影展开幕的一系列活动大体结束之后，我们准备南下阿尔勒。这一年的法国夏天，酷热难耐。7月9日上午，罗伯特·普雷基与我和翻译于洋一行三人，从巴黎乘高速列车奔向800公里以外的法国南部，应邀去拜会卡蒂埃-布勒松大师。列车在美丽的原野上疾驶，我们乘坐的头等车厢里静悄悄的，有人在看报，有的人在敲电脑，也有的人在闭目养神。
一路上，普雷基不时地说：“我虽与卡蒂埃-布勒松交往30多年，还从来没有看到他像评价你的作品这样赞扬过任何一位摄影师，他明确发出要与你会面的邀请，这无疑是空前的特殊礼遇。”他话锋一转接着说：“但是，他已是95岁高龄的老人了，在南方小城尼姆参加他夫人的影展活动也会很累的，加上今年夏季法国各地热浪滚滚，任何一件不可抗拒的因素都可能改变他与你会见的日程，我们要有‘见不成’的心理准备……”
我十分理解普雷基此刻的心情，他作为我的作品全球总代理人，自然是愿意把每一件事情都办得让我高兴才好，他深知我与卡蒂埃-布勒松大师已神交40多年，他知道大师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与份量，生怕这次预约的会见临时有变而落下埋怨，便预先对我下“毛毛雨”。
平生首次目睹大师尊容与风采
中午时分，列车途经法国历史文化名城——尼姆，我们下车参加卡蒂埃-布勒松夫人、著名摄影家马尔蒂纳·弗兰克的个人影展开幕式，她的影展正在该城美术学校举行，卡蒂埃-布勒松与众多嘉宾出席这次开幕活动。
这一天，是我平生第一次亲眼目睹已神交40多年的心中导师——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大师的尊容与风采。
亨利·卡蒂埃-布勒松戴着鸭舌帽参加他夫人马尔蒂娜·弗兰克的影展开幕式。(李振盛摄影)
卡蒂埃-布勒松在其夫人影展开幕式上察觉到有人站在他身后想拍照合影时，赶紧把鸭舌帽拉下来挡住脸。(李振盛摄影)
果然如传说中所描述的那样，卡蒂埃-布勒松在公众场合为躲避镜头总是戴一顶鸭舌帽。七月酷暑的季节里，他在美术学校大院里参加夫人影展开幕式酒会也戴着鸭舌帽，并且向前拉得很低，几乎遮住了脸，当一位法国青年摄影师悄悄绕到大师身后想让前方的同行为其抓拍一张合影时，大师察觉到了赶紧把鸭舌帽往下拉得更低，我把这些有趣的情景一一收入镜头。我在想，有了这几张亲自拍摄的大师照片足可以成为谈资，也可以写有图为证的故事了，即便是像普雷基说的万一不能如愿实现与卡蒂埃-布勒松大师正式会面的梦想，我有了这些照片也算是一个很幸运的中国摄影人了。
马尔蒂纳·弗兰克影展开幕酒会结束后，普雷基把我介绍给坐在大院一角阴凉处的卡蒂埃-布勒松，或许是大师还记得两年前曾看到普雷基的编辑提案中有我的肖像照片，或许是老人先前看过我的法文版画册《一位中国摄影家的小红书》(英文版书名为《红色新闻兵》)，大师初次见到我这个比他小32岁的中国同行时，好像一眼就认出来了，如同对待老朋友那样亲切。
[FS:PAGE] “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卡蒂埃-布勒松大师与我见面的头一句话便如此直率，这种非同寻常的“见面礼”，令我颇感诧异。
“我是一个‘有政府主义者’，但我希望任何政府都应当更加民主，更加开明，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我当即回答了他，接着又说：“我们虽然在‘无政府’与‘有政府’方面的主张不尽相同，但我们在纪实摄影方面早已结缘，成为用镜头记录历史的同路人”。
“是啊，我们都是用镜头记录历史的同路人。”卡蒂埃-布勒松大师听到我这番回答满意地笑了，老人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微笑着面对在场摄影师的镜头。随后他又特地摘掉头上的鸭舌帽，让我的法语翻译于洋为我们拍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大师特地摘掉头上的鸭舌帽与初次见面的中国摄影家李振盛握手合影。(于洋摄影)
“摄影本身没有什么意义，而画面是最重要的！关键是要抓住好的画面，单纯就摄影而言，任何人都可以拍照，但却不是人人都能把握好画面的结构。”卡蒂埃-布勒松大师没有对我这个来自中国的摄影人说任何客套话，直接道出了他所秉持的摄影理念。
事后，马尔蒂纳·弗兰克向我解释说，卡蒂埃-布勒松大师看到我的《一位中国摄影家的小红书》画册的280多幅照片都是未加剪裁的原始构图，这一点与他的主张完全一致，大师甚感欣慰。她说：“卡蒂埃-布勒松对你把握画面的功力极为赞赏，所以与你初次见面就说了那一段话。”
这次暂短的非正式会见，是我与卡蒂埃-布勒松大师首次谋面，却如同故交。大师约我第二天在我们共同下榻的阿尔拉坦宾馆会客厅正式会面。
我与卡蒂埃-布勒松神交43年
在我40余年的摄影生涯中，东西方两位摄影大师对我产生过深刻影响，一位是中国的吴印咸，一位是法国的卡蒂埃-布勒松。前者在长春电影学院为我们讲课时说：“摄影记者不仅是历史的见证人，还应当是历史的记录者”，这一教诲成为指引我用照片为历史存真的原动力；后者在1960年8月遭到中国文化界批判时的“反面教材”成为我暗中学习与仿效的范例，他的“决定性瞬间”理论指导我一生的摄影实践。
公元 2003年7月10日，对我来说是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日子。这一天上午11点钟过后的一个多小时，是我生命长河中的“决定性瞬间”——我心目中仰慕已久的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大师，正式地会见了我这个普通的中国摄影人，一个平民摄影师。
这天清晨，我和翻译于洋正在阿尔拉坦宾馆门前狭窄小巷里散步，偶遇卡蒂埃-布勒松夫人马尔蒂纳·弗兰克从宾馆大门走出来，她热情地与我打招呼说：“卡蒂埃-布勒松与我一起看过你的作品，读了你的那本书，你亲历的故事和作品令我们很感动。卡蒂埃-布勒松赞赏你用镜头为历史留下了见证。”她说卡蒂埃-布勒松在今天上午11点钟与我正式会面。
法国南方名城阿尔勒的阿尔拉坦宾馆是阿尔勒国际摄影节的“大本营”，该宾馆一个会客厅以卡蒂埃-布勒松的名字命名。(李振盛摄影)
与马尔蒂纳·弗兰克分手后，我对于洋说：“90多岁的卡蒂埃-布勒松老人怎么会有时间去‘读’我的那本书呢，他夫人不过是在说说客气话而已。等到11点见面时如果大师能谈起我书中的某些小的细节，才能证明马尔蒂纳·弗兰克所言不虚，证明他们的确是‘读’了我的书。”于洋旅居法国十多年了，依据他的体验对我说：“西方人待人很真诚，一般都不会说假话，不会‘玩虚的’。”
早餐时，普雷基告诉我，马尔蒂纳·弗兰克昨天晚上说，卡蒂埃-布勒松这几天参加阿尔勒摄影节和出席她的影展开幕式等活动，老人家已经感到很累了，他急于赶回自己家乡小镇去休息，与我们的会见时间只能限定在20分钟。我回答说只要能正式见上一面，那怕是10 分钟也足够了，只要能聆听大师的当面教诲，并有机会让大师看一眼我收藏了43年的那份“批判材料”，也就无憾了。普雷基说，咱们要把时间严格控制在15分钟左右，绝不要超过20分钟。
[FS:PAGE] 从10点30分开始，普雷基与我都怀着一种特殊的心情在一楼会客厅作好准备，等待大师下楼来，我看他在会客厅里走进来又走出去的样子，好像比我还要紧张。
普雷基与我事先将四张沙发椅并排摆成弧形，对面一张椅子是翻译的位子。我们商定让大师与夫人坐中间两张沙发，普雷基与我分坐左右两边。
我把所带来的几台照相机都背到了会客厅，和于洋一起把三四台相机、一架摄像机摆放在沙发上，心想万一大师慨允拍照时便可以抓起来就用上。普雷基看到沙发上摆着这么多的照相机，面露为难之色，他摇着头说卡蒂埃-布勒松向来不喜欢别人为他拍照，如果让他看到摆了这么多的相机，他或许会拂袖而去，那就连见面的机会也没有了。他让我们赶紧把相机收起来，他害怕任何不可知的因素影响了会见气氛，这样会使他两头为难。但是，我心有不甘，仍心存侥幸，不想与任何机遇失之交臂。我并没有收起相机，只是把摆放相机的那张高背沙发椅推到两米开外的地方，并调转180度，高靠背遮住了相机，它们在视野中“消失”了。
时针指向11点，这家古老旅馆一直保留并使用的老式电梯的门终于打开了，卡蒂埃-布勒松与夫人马尔蒂纳·弗兰克一起走出来，老人远远地便向我们招手致意，我赶紧上前去搀扶拄着手杖的老人家。入座时，卡蒂埃-布勒松大师非要拉我坐在他左边那张原本为他夫人准备的沙发椅上，我再三推辞礼让，马尔蒂纳·弗兰克见状干脆抢先坐到我本来要坐的位子上。无奈之下，我就只能与大师并肩而坐了。当我坐在世界摄影泰斗与其夫人中间时，心里既惶恐又兴奋。
卡蒂埃-布勒松夫妇在阿尔拉坦宾馆亲切会见中国摄影家李振盛，左一为他的作品全球总代理、联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于洋摄影) 一开始，我首先表示感谢卡蒂埃-布勒松大师邀请会见的一番盛情。告诉他：“在中国每逢召开摄影理论研讨会，通常必谈您的‘决定性瞬间’理论，您是当今中国摄影界倍受尊敬的国际摄影大师”。大师听后竟脱口说出了一句中文：“不客气！”
我以为可用中文交谈了，便兴奋地直接说：“43年前我在大学读书时，就拜读过您的作品和摄影理论……”这时，老人又用缓慢而生硬的华语说：“我，中文不懂，不懂。”于是大家都会心地笑了起来。由于他早年曾两度到过中国，大概仅能记住几句汉语。
我最早接触卡蒂埃-布勒松大师的“决定性瞬间”理论及其摄影作品，那是在 1960 年夏季我刚考取长春电影学院摄影系的时候，当时的中国文化艺术界在北京举办一个非常特殊的“内部展览”，名为《资产阶级形形色色展览会》，在这个展览中把画家萨尔瓦多·达利作为西方资产阶级美术流派的总代表，把亨利·卡蒂埃-布勒松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摄影艺术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予以批判，卡蒂埃-布勒松在1948年和1958年先后两度来中国拍摄的13张照片都成了“反面教材”。
卡蒂埃-布勒松大师会见李振盛时以特殊的姿式握手合影。(于洋摄影)
我们摄影系老师在课堂上向同学们传达北京的展览实况，宣读展览会上摘记下来的批判词，让我们看卡蒂埃-布勒松的“反面教材”照片，组织同学们严历批判他这个西方资产阶级“新现实主义派”的总代表。美术系老师则带领学生侧重批判“资产阶级美术流派”总代表萨尔瓦多·达利。那时，在公开场合我们都要故作姿态地认真批判，背地里却是另一回事。
我记得卡蒂埃-布勒松曾这样描述他对摄影的感觉：“在拍摄的时候，我总是闭着一只眼睛，我用这只眼睛观察自己的心灵；我又总是睁着一只眼睛，我用这只眼睛观察整个世界”。我从大师“睁一只眼，闲一只眼”的哲学中引伸出“逆向思维”的逻辑。
[FS:PAGE] 每个人对待事物的态度会各有不同，我这个人向来有一个说不准是好还是坏的习惯——“逆向思维”。多年来，凡遇到那些被批判的人和事，我总是从公开批判词中去反向思索，由此常常得出不同的观点，乃至是属于“反动的观点”，这些观点虽不敢公开张扬，却顽固地坚持己见。在对卡蒂埃-布勒松的那一场大批判中，我和一部分同学私下里对他的照片构图及其“决定性瞬间”理论大加赞赏。我把“决定性瞬间”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它的真正涵义是瞬间与空间、形式与内容的完美结合，具有永恒的意义。
我还以留下“反面教材”作为批判资料为由，翻拍了卡蒂埃-布勒松被批判的几幅作品，时常拿出来看看，名为批判，实则是学习。时至今日，我仍能清晰记住那些让今天的人们听了就会大笑的批判词，还能信手画出当年他应邀来中国拍的几幅“反面教材”照片的构图，诸如《前清遗留下来的宦官》、《标语和行人》、《镟床女工》等等。
卡蒂埃-布勒松1958年应中国官方邀请前来拍摄“大跃进”，《镟床女工》是作品之一。两年后的1960年8月在北京举办《资产阶级形形色色展览会》遭到批判，指责这幅照片“严重扭曲中国工人阶级的形象”。
罗伯特·普雷基在三年里看过我的几万张文革底片，他说：“从李振盛的纪实摄影作品里总能看到一条清晰的‘决定性瞬间’的轨迹，总会或多或少地找到卡蒂埃-布勒松的影子”。
回望历史往事不如烟
国际媒体评论说：“卡蒂埃-布勒松是摄影史上的一道门，是走上摄影之路的人都必须要经过的一道门槛。”
“摄影这一门，你进去时是ABC，出来时是HCB”。(注：HCB是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名字Henri Cartier-Bresson的缩写)
我踏入“摄影这一门”时就深深受到卡蒂埃-布勒松的影响。1960年夏季那一场对卡蒂埃-布勒松的大批判，使我从“逆向思维”中感悟到了摄影之真谛，秘而不宣地把他视为我心中的导师与偶像，他的构图技巧成为我学习的范本，他不加剪裁照片的技法成为我仿效的楷模，他的“决定性瞬间”成为指导我摄影实践的理论基础。
1966年5月16日，“毛主席亲手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席卷神州大地，举国上下轰轰烈烈开展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大批判。中国文化艺术界把包括卡蒂埃-布勒松在内的西方资产阶级艺术流派的代表人物当成“反动权威”和“牛鬼蛇神”大肆批判。当时的中国摄影学会更名为“中国革命摄影学会”，率先揭发卡蒂埃-布勒松1958年以西方左派摄影家身份应邀来中国采访，却以资产阶级的观点拍摄了许多丑化我们伟大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照片”……尽管如此，我内心丝毫没有动摇以卡蒂埃-布勒松为导师的信念，是“逆向思维”让我做出正确的判断与选择，“逆向思维”也给了我信心和力量。
这是1960年8月19日在北京参观《资产阶级形形色色展览会》(内部展览)的摘记，被卡蒂埃-布勒松基金会视为“最珍贵的摄影史资料”。
在与卡蒂埃-布勒松大师谈话期间，我拿出一份1960年8月19日在北京参观《资产阶级形形色色展览会》的摘记资料给大师看，这16页早已泛黄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原稿纸”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参观这个“内部展览”时摘记的批判词，还有被当作“反面教材”批判的照片画面结构草图。
罗伯特·普雷基于两年前在纽约编辑我的文革照片时，就曾看过并熟知我保存了40余年的这份“批判材料”，他对照事先译好的法文，将批判卡蒂埃-布勒松的主要段落内容讲解给他们夫妇俩听：
“新现实主义派”打着“客观反映现实生活”和“客观真实”的幌子，强调把现实用自然的形式真正记录下来，以不摆布，不组织加工，总是在现场出其不意地抓拍人物，不剪裁不修改，来伪装公正、客观和真实，而实际上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和观点十分鲜明，他们总是按照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来歪曲现实生活。他们以揭露社会生活的阴暗面为主，偶而(尔)也暴露一些资产阶级统治的黑暗，以达到“小骂大帮忙”的目的，但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镜头都对准进步的社会生活和劳动人民，像熟练的侦探一样，快速抓取那些表面的、个别的、偶然的东西，来代替生活中的主要、本质的和有普遍意义的典型现象，极尽歪曲诽谤的(之)能事。因此，它是现代资产阶级流派中最能迷惑人，也是最反动的、最危险的一派。
[FS:PAGE] 法国这一派的主要人物勃洛松(布勒松)，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歪曲和恶毒的宣传。
这是1960年对“现代资产阶级流派中最能迷惑人，也是最反动的、最危险的一派”——“新现实主义派”代表人物卡蒂埃-布勒松的“批判词”。
今天，这段令任何人都会忍俊不禁的“批判词”，我和普雷基十分担心老人家听后会愤然而去。但是，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卡蒂埃-布勒松和夫人听后反而开怀大笑，老人的情绪也随之兴奋起来。
“我当时是信仰共产主义的呀，难道中国不知道我是共产主义者吗？我真的是共产党党员啊！尽管我并没有领到党证……”老人家几乎是大声叫嚷着说出这段话。他似乎十分不解：“怎么会是自己人批判自己人呢？”
“那些荒唐岁月早已成为历史了，那一页历史已经彻底翻过去了。当今，您是中国摄影界倍受尊敬的国际摄影大师！”我赶紧补充说，生怕老人家再提出令我无法回答的问题。
谈话至此，卡蒂埃-布勒松老人与我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那姿势就像是“掰腕子”似的，坚实而有力。他还特地示意我手持43年前的那份“批判材料”与他共同合影留念。
卡蒂埃-布勒松与李振盛紧紧握手，那姿势就像“掰腕子”，老人特地示意他手持43年前的那份“批判材料”一起合影留念。(于洋摄影)
“今天我和你的见面，使我很受感动！我们都是用镜头为历史留下见证，我们是用镜头记录历史的同路人……”老人家激动地微笑着轻声说道。
我当场与普雷基共同表示，会将这份43年前北京举办的“内部展览”摘记资料扫描后，赠送一份给卡蒂埃-布勒松基金会以供收藏。马尔蒂纳·弗兰克作为该基金会主席之一，她高兴地说：“这是一份由李先生珍藏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摄影史料，卡蒂埃-布勒松基金会能收藏这份最珍贵的摄影史资料，让我们感到十分荣幸。”
人们常说，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准备人。其实，我只是一个舍不得丢掉“破烂”的人而已，并未曾梦想等待“天上掉馅饼”。5年前在美国开始与罗伯特·普雷基合作时，我鬼使神差地把包括批判卡蒂埃-布勒松资料在内的一堆“破烂”从北京陆续带到了纽约，后来听说大师表示会去出席我的影展开幕式，又把它从纽约带到了巴黎，但做梦也想不到有机会手持这份“历史废纸”与大师合影留念。
在我的环球巡回影展中，还有一些锁在玻璃柜里展出的“文革文物”，是我曾用过的记者证、红宝书、红袖标、毛泽东像章、结婚证书、五七干校登记表、为适应政治需要而修改过的新闻照片原件等等，全都是一些早该抛弃的“废物”，没想到如今却成为必需先购买保险才能接展的“文物”。
大师破天荒邀请我为他拍照
当卡蒂埃-布勒松大师与我谈得兴致勃勃时，他夫人主动对坐在她身旁做翻译的于洋说：“你为什么还不赶紧拍照？”
于洋听后急忙抓起早已摆在沙发上的几台相机，对着我们一阵“扫射”，拍了多张我们四个人的合影，也为我与大师留下许多合照及大师为我题字的珍贵瞬间。
卡蒂埃-布勒松大师拉着李振盛的手说：“你是摄影家，还是你来拍照吧！” (于洋摄影)
从不允许别人为其拍照的卡蒂埃-布勒松大师破天荒的邀请中国摄影家李振盛为他拍摄肖像。(于洋摄影)
卡蒂埃-布勒松这位从不允许别人给他拍照的“怪老头”，这时竟然拉着我的手说：“你是摄影家，还是你来拍照吧！”
听到于洋翻译了这句话，我先是楞了一下，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普雷基马上向我示意是大师破天荒的主动邀请我为他拍照，我赶紧端起相机对着老人家拍了一张又一张，从胶片到数码都用上了。老人随着相机快门声，就像一个“老小孩”似的面对我的镜头做出各种各样的表情，有喜，有怒，有平静，有微笑，有慈祥，有幽默，有天真，有神秘，还不时冲着我的镜头发出吼叫声，故作愤怒状……发生我面前的这一切情景，令我既震惊又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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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两度担任世界新闻摄影比赛(荷赛)评委和评审团主席的罗伯特·普雷基，看到与他交往30多年的老朋友亨利·卡蒂埃-布勒松的这两幅肖像照片时，他的评语是：“抓拍到卡蒂埃-布勒松的精神和灵魂”。2004年8月2日卡蒂埃-布勒松逝世后，普雷基选定这两张肖像作为联系图片社向国际媒体提供的图片专稿。(李振盛摄影)
当卡蒂埃-布勒松大师第一次突然怒目而视地冲着我镜头吼叫时，真的把我吓了一大跳，我心想是您主动请我为您拍照的，刚拍了几张您就愤怒起来了，这算是怎么回事啊！普雷基看明白了我脸上的情绪，他赶紧让翻译于洋告诉我，这种“愤怒状”正是老人家高度兴奋的一种特殊表现，他说从来没见过卡蒂埃-布勒松如此丰富又天真可爱的表情，让我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多拍一些肖像照片。我和于洋两个人分别用多台相机放心地拍起来。
后来，我拍的卡蒂埃-布勒松故作愤怒状的肖像由《南方周末》以《“愤怒”的布勒松》为题发表了，谁看了这幅照片都会想到另一张传世经典名作《愤怒的丘吉尔》。
“愤怒”的卡蒂埃-布勒松 —李振盛2003年7月10日摄于法国阿尔勒
拍完照片我们接着谈话，卡蒂埃-布勒松大师的话题转到我的那本《一位中国摄影家的小红书》画册上来。
“从你的书上看到你年轻时曾想当一名画家，你现在还画不画了？”大师突然向我发问一个在我书中很不起眼的小细节。
听到老人家的这一句问话，我十分感动。随即对于洋小声说：“由此看来，今天早晨马尔蒂纳·弗兰克所言不虚，我中学时梦想成为画家的故事在书中只是一笔带过的一个小小的细节，卡蒂埃-布勒松大师竟然能问及此事，可见他们夫妇确实是读过我的书了。”
“不画了，现在主要是拍照。”我一边用双手做出按动快门的姿势，一边回答说。
“我与你正好相反。”大师笑着说。卡蒂埃-布勒松大师晚年放弃照相机，退出了摄影圈，一心专攻绘画，只想以绘画自娱，度过余生。他常与夫人一起去参观博物馆，一同欣赏绘画作品，但从不讨论摄影。
“等我到了七、八十岁时，也要像您一样重操画笔。”我对大师幽默了一句，老人笑了。
这时，卡蒂埃-布勒松大师对普雷基抱歉地说，他手头一时没有新出版的画册《亨利·卡蒂埃-布勒松作品回顾：男人、影像与世界》，只好等日后题字签名赠送给我。于洋一边手持摄像机在录影，一边翻译我们之间的对话，留下一段极为珍贵的活动影像资料。
普雷基对老人家说，他原计划在几年时间里陆续编辑出版我的四五本摄影画册，现在他产生了一个新的构想，将编辑一本书名为《卡蒂埃-布勒松与李振盛》的画册，专门讲述我与大师从神交43年到一朝会面的传奇故事，书中将收入大师的经典作品与我所拍的照片作比较，从而体现东西方摄影师在不同时空里对“决定性瞬间”的理解与应用。还要收入这一次与大师会见时所拍的照片，老人家边听边笑着点点头。
世界摄影泰斗信佛，不信耶稣
原本卡蒂埃-布勒松大师允诺与我会面20分钟，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曾数次向马尔蒂纳·弗兰克示意应该结束会见了，但是老人家却一再摆手说不用着急。
卡蒂埃-布勒松大师正在他的印有《前清遗留下来的宦官》照片的摄影集扉页为李振盛题字。(于洋摄影)
谈话期间，卡蒂埃-布勒松在他一本作品专集中印有《前清遗留下来的宦官》照片的扉页上为我题字：“亨利·卡蒂埃-布勒松，以一名反暴力的无政府主义者向李振盛致以敬意！”落款是：“在耶稣诞生后……佛诞生后的2000多年的7月，于阿尔勒、法国、欧洲……”老人一边写一边说：“我信佛，不信耶稣，所以不愿意用公元计年方式，有个大致年份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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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的题词：“亨利·卡蒂埃-布勒松，以一名反暴力的无政府主义者向李振盛致以敬意！”落款是：“在耶稣诞生后……佛诞生后的2000多年的7月，于阿尔勒、法国、欧洲……”
马尔蒂纳·弗兰克说，卡蒂埃-布勒松始终是一个真正的非暴力绝对自由主义者，是佛教知识让他从不抱怨，安详地接受无法回避的人生之变。
这时，卡蒂埃-布勒松老人问我信不信佛？
我对老人说：我信奉“心中有佛”。佛，就是觉悟的意思。中国佛教里的“南无阿弥陀佛”，它的意思就是要向有无限觉悟的人学习。信佛，即是加强自我修养和完善人格的过程。我向来信奉“心中有佛，我即是佛”。并告诉老人家我心中有佛，但并非天天烧香拜佛。老人家笑着点点头。
这时，大师夫妇在仔细看以法国文化部部长让-雅克·阿亚孔和建筑与文物遗产局局长、摄影文物与遗产协会主席、摄影文物与遗产局局长四人名义为我印制的影展请柬，右下角特别印有“法兰西共和国的国家行为”标志图案，请柬背面是我青年时手持相机的自拍像，他们在下边用银色笔签名，卡蒂埃-布勒松老人幽默地将自己的签名有意以缩音写成“永远微笑，骑马驰骋”的意思。他夫人则工整地签写：“致以马尔蒂纳·弗兰克的友情”。
卡蒂埃-布勒松和夫人在以法国文化部部长名义印制的李振盛影展请柬的背面题字。大师幽默地将自己的签名以缩音方式写成“永远微笑，骑马驰骋”；他夫人则工整地题写“致以马尔蒂纳·弗兰克的友情”。
会见结束后，我搀扶卡蒂埃-布勒松大师正要走过会客厅地面的巨大玻璃板地面，透过玻璃地面可以看到地下两三米的深处是古罗马时期的温泉遗址。这时，老人故意拉着我绕开中心沿着边缘向前走，他还幽默地说：“这下面就是历史，我们不要践踏历史……”
当我们走出阿尔拉坦宾馆大门，站在大门口等待上车时，见到不少从世界各地来参加阿尔勒国际摄影节的摄影师聚集在门口，他们以不取景的方式抓拍卡蒂埃-布勒松大师的照片，虽然没有看到有人举起照相机来取景，但都以不明显的方式在按动着快门，悦耳的快门声不断从四周响起。大师也察觉到有人在抓拍他的照片，但老人家没有如以往那样做出激烈反应，任由人们在拍照。我想，卡蒂埃-布勒松大师一生所坚持的不让别人为他拍照的信念，或许从今天开始解禁了。
从世界各地前来参加阿尔勒国际摄影节的摄影师时常在阿尔拉坦宾馆门口等待抓拍到卡蒂埃-布勒松大师的照片，今天他们碰巧了。画面背景中两位把小型相机藏起来的男女摄影师，幸运地发现卡蒂埃-布勒松从宾馆走出来，便以不取景方式围绕大师转着圈地抓拍。(于洋摄影)
说来也巧，于洋拍摄的两张我搀扶大师上汽车的照片背景中，在阿尔拉坦宾馆墙壁上正巧有往年苦等大师不果的人刻下的遗憾留言："我一直在寻找你(I’m looking for you! A.d.A.)”。据宾馆老板说，一些前来参加阿尔勒摄影节的摄影师知道卡蒂埃-布勒松大师每年都会下榻这家宾馆，便时常在门口徘徊守候，期望能见到这位世界摄影泰斗之尊容，如有机会能抓拍一张照片更好，但久久苦候而无缘得见，便在墙上刻字以表达遗憾的心境。
李振盛搀扶卡蒂埃-布勒松上车的背景墙壁上正巧有往年苦等大师而不果的摄影师刻下的遗憾留言："我一直在寻找你(I’m looking for you! A.d.A.)”。(于洋摄影)
卡蒂埃-布勒松大师临别时握着李振盛的手说：“希望不久我们再次相见，期望明年秋季与你在巴黎再次会面。”(于洋摄影)
卡蒂埃-布勒松大师进入由他夫人亲自驾驶的汽车之前，又一次握着我的手说：“希望不久我们再次相见，期望明年秋季与你在巴黎再次会面。”
当时，我心想等到再次会面时，除了聆听大师的教诲之外，更愿意与老人一起讨论宗教佛理。我还会携带哈苏相机、尼康的人像专用镜头来，从从容容地好好为大师造像，以弥补这次因高度紧张而没有拍好的遗憾。
当大师坐在副驾驶座位扣好安全带以后，他的夫人马尔蒂纳·弗兰克特地从驾驶座上解开安全带走下车，主动向我走过来，我们相互伸出手握别，让我万万没有想到是她一边握着我的手，一边热情地与我拥抱，行西方人的贴面礼，也称吻颊礼。这突如其来的最高礼节竟让我一时不知所措。
马尔蒂纳·弗兰克特与李振盛亲切握别、行贴面礼、合影留念。普雷基很赞赏业余摄影者于洋初试数码相机就抓拍到这种连续画面。(于洋摄影)
马尔蒂纳·弗兰克再一次代表大师诚恳地对我说：“你不管什么时候来到巴黎，我们都会欢迎你！我们期待着再次见到你”。最后，她与我握着手微笑面对于洋的镜头合影留念。
随后，她亲自驾车离开阿尔勒，驶往大师家乡小镇去度假。
李振盛和罗伯特·普雷基一起目送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夫妇驾车驶往大师家乡小镇去休假。(于洋摄影)
“史无前例的历史性会见”
陪同我参加这次拜会的罗伯特·普雷基，他的精神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会见之初，他总怕发生万一而影响会见气氛；一直到大师主动邀请我拍照并为我题字时，他的情绪才轻松起来。当送走卡蒂埃-布勒松大师与夫人之后，他认为总算是圆满地结束了这次难得的会见。回到宾馆会客厅坐下来，他才发觉会见时光说话没顾得上喝水，现在已是口干舌燥。
普雷基一边喝水，一边拿起大师题词的摄影集和影展请柬，他幽默地说把它们放在“布勒松刚坐过的椅子”上拍照留念。(于洋摄影)
“卡蒂埃-布勒松像今天这样愉快亲切地会见一位外国摄影同行绝对是罕见的，这是史无前例的历史性会见。”普雷基依据他与卡蒂埃-布勒松大师交往30多年的经历这样说。
在这次“历史性会见”中，年近百岁的卡蒂埃-布勒松老人思维清晰，双目炯炯有神，谈吐幽默风趣，说话底气很足，话锋甚健，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这一切给我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这也完全改变了以往听到的一些传说，有的传说卡蒂埃-布勒松年事已高，已经有些糊涂了，会见客人时常常是听不清或道不明。其实，那是老人家的一种绝妙的“谢客术”，让那些并不受他欢迎的访客及早知趣而退。
“今天，你李振盛成为当今世界上唯一的受卡蒂埃-布勒松大师邀请为他拍照的摄影师，于洋也成为拍摄卡蒂埃-布勒松与你合影照片最多的一位业余摄影师。这是令所有摄影师都会羡慕不已的事情。”普雷基幽默地说。
阿尔拉坦宾馆老板看到卡蒂埃-布勒松大师如此礼遇一位中国摄影师，便向普雷基询问其中缘由，他得知原委后赶紧取出一本“金色签名簿”让我留言，老板说这里面都是世界级名人的留言与签名，他说出了一长串我知道或不知道的人名。
我以中文竖写的传统方式题写留言，对这家宾馆多年来为阿尔勒国际摄影节所作贡献给予赞誉，落款是“中国摄影人李振盛”。老板说我是第一位在这本金色签名簿上留言的中国人，他请于洋将我的留言译成法文。一直站在柜台旁边观看的一位来自美国的摄影师对于洋说：“我们做梦都想把自己名字也能写到这本‘金色签名簿’上，但这个梦很难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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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馆老板请于洋将“金色签名簿”上的中文题词译成法文。(李振盛摄)
我仅仅是一个普通的中国摄影人而已，竟受到卡蒂埃-布勒松大师如此崇高的礼遇，这令我十分激动，深感自己是一个幸运者，会见中那些不可思议的情景就如同在梦幻中一般。
在返回巴黎的高速列车上，罗伯特·普雷基用非常流利的母语——法语——对于洋说：“卡蒂埃-布勒松与李振盛在纪实摄影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诸如他们都曾爱好绘画，后来又致力于纪实摄影，拍照时都特别讲究原始构图美，都喜欢拍摄现实生活中各种令人感动的瞬间和系列组照。他们俩都学过电影摄影，知道电影是无法修版也无法剪裁的，画面构图要在取景框中决定。因此，他们也把照相视同电影一样，也不去改变其原始构图。他们两个人的语言互不相通，两个人年龄相差两代人，两个人的生活经历也有天壤之别，可是他们的纪实摄影理念是相通的，艺术追求是相同的，他们在东西方不同国度里共同实践‘决定性瞬间’的理论，正是纪实摄影才让他们之间结下这种缘份，用中国话讲就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对一幅好照片进行剪裁，那就无疑等于将正确的比例关系抹杀掉。况且，构图差的照片，能够通过暗室放大机将其剪裁而改为成功的例子，是绝无仅有的”。卡蒂埃-布勒松大师向来反对剪裁照片。
罗伯特·普雷基作为我的《红色新闻兵》画册的编辑，他在该书前言中写道：“我们首先与李振盛一起确定相应的编辑原则与线索：任何图片均不重新剪裁，以便使观赏者不仅能够与拍摄者的观察同步，也能反映出胶片真实的记录。与此同时，图片严格按时间顺序编排，以便增强历史进程感。”连那些多张底片拼接的大场景照片也都是单幅分开来展示，让读者与观众自己去判断照片拼接起来的实际效果。这一编辑原则正好与卡蒂埃-布勒松大师所主张的理念相一致。
在20年的记者生涯中，我拍了无以数计的新闻照片，但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这些照片会让这位世界摄影泰斗卡蒂埃-布勒松看了“很感动”，并且有机会应邀与他亲切会面，还得到大师的赞扬与褒奖。我虔诚地感恩苍天佑我，让我又一次成为幸运者。
人们常说：经历即是财富。与我心中的导师——亨利·卡蒂埃-布勒松大师的会见，是我一生中最重要、最幸运、最美好、也是最为传奇的一次经历，老人家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虔诚地感恩苍天佑我
在巴黎参加我的环球影展开幕式及法文版《一位中国摄影家的小红书》画册首发式的26天繁忙活动，终于结束了。7月15日，我一家人从戴高乐国际机场登机飞返纽约。
2003年8月中旬，《美国摄影》杂志总编辑大卫·舍诺尔在位于纽约曼哈顿的联系图片社总部对我作采访。普雷基告诉他，卡蒂埃-布勒松大师刚刚在阿尔勒摄影节期间会见过我，还邀请我为大师拍照并合影，这位总编辑吃惊地说：“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文化性新闻。”
“或许由于我是《美国摄影》的总编辑，卡蒂埃-布勒松大师曾同意接受过我的采访，那已经是很难得的事情了。但是，我没有得到拍照的允许，更没有与他合影的幸运”。大卫·舍诺尔说。
这位总编辑说：“希望能允许《美国摄影》发表卡蒂埃-布勒松大师会见中国摄影家李振盛”的消息及合影照片，经普雷基与卡蒂埃-布勒松夫人电话沟通，获得大师首肯，这张合影照片才在2004年第一期《美国摄影》杂志上“独家首发”，大卫·舍诺尔还以“会见大师”为题撰文介绍这幅珍贵合影照片之由来。
《美国摄影》杂志总编辑大卫·舍诺尔以“会见大师”为题撰文介绍卡蒂埃-布勒松与中国摄影家李振盛珍贵合影照片之由来。
[FS:PAGE] 2004年1月，我在北京收到来自巴黎的一个沉甸甸的大包裹，我猜想这准是卡蒂埃-布勒松大师赠送的画册，打开一看果然是厚达430多页的大型画册《亨利·卡蒂埃-布勒松作品回顾：男人、影像与世界》。
卡蒂埃-布勒松大师在画册首页亲笔题词：“与李振盛的会面令人难忘并留下美好记忆”。落款是人们所熟悉的他那独具特色的签名，但没有写上年月日，这又一次印证了他去年会见我时说过的那句话：“我信佛，不信耶稣，所以不愿用公元计年方式……”
卡蒂埃-布勒松大师在《亨利·卡蒂埃-布勒松作品回顾：男人、影像与世界》首页亲笔题词：“与李振盛的会面令人难忘并留下美好记忆”
令我十分感动的是，卡蒂埃-布勒松大师竟把与我的那次会面视为是“令人难忘并留下美好记忆”的一件事。
同年2月，罗伯特·普雷基到北京时在我家里说：“卡蒂埃-布勒松老人的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马尔蒂纳·弗兰克说，卡蒂埃-布勒松在赠送给你的这本画册上仅仅题写了四行字，耗费了很大精力，用很长时间才写完，他不可能再为任何人签书了。”
普雷基还说：“这本大画册收录了卡蒂埃-布勒松终生回顾展的全部作品。通常他送书都是只签个名，题词绝对是极罕见的，尤其到了晚年。但在赠送给你的这本画册上，卡蒂埃-布勒松亲笔写上你的名字和热诚的题词及签名，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你要珍惜它呀。”
这本卡蒂埃-布勒松大师终生回顾的大画册，连同2003年7月大师赠我的另两件题词，都被我视为最珍贵的收藏品。
“你和于洋在阿尔勒拍摄的卡蒂埃-布勒松的照片，都是很珍贵的。《美国摄影》发表了你们的合影，是经卡蒂埃-布勒松本人同意的，这在国际上是破天荒的头一回。目前，你在中国可以有选择的发表一两张，但在欧美媒体上不经他本人同意就不能发表。这些照片的广泛使用应当是在卡蒂埃-布勒松去世以后的事情，他们夫妇俩也同意我这种想法……”普雷基一再嘱咐我大师在世时千万不要广为发表这些照片。
《美国摄影》杂志的大卫·舍诺尔在纽约采访我时，我曾借机向这位熟悉国际摄影界的总编辑询问：“普雷基说卡蒂埃-布勒松与我的会见是‘史无前例的历史性会见’，这话是不是有些夸张？”
“不仅是‘史无前例的历史性会见’，还是‘空前绝后的历史性会见’。空前，已被事实所证明；绝后，大师年近百岁，来日无多，绝不会像对待你这样再去会见他人了”。大卫·舍诺尔快人快语地回答了我的提问。
当时我听到“来日无多”这句话感到不大顺耳，似乎不该如此直言。没想到还真让这位总编辑言中了。不到一年光景，卡蒂埃-布勒松大师便在寂静中与世长辞了。
“世纪之眼闭上了!”
2004年8月4日傍晚，法国电视新闻报道了亨利·卡蒂埃-布勒松逝世的消息：“世纪之眼闭上了！”
法国总统府埃丽舍宫为卡蒂埃-布勒松逝世发布公报。雅克·希拉克总统说：“卡蒂埃-布勒松的逝世使法兰西失去了一位天才的摄影家、一位真正的大师、一位最具造诣并为全世界广为尊崇的最杰出的艺术家。作为时代不可缺少的见证人，他用激情去拍摄20世纪，以他博学的目光去记录人类的活动和文明。”
国际主流媒体高度评价卡蒂埃-布勒松：“他的摄影定义了20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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