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导我认识赵铁林，是源于他的那本图文并茂的书《聚焦生存――漂泊在都市边缘的女孩》。让我感叹不已的并不全在于那一幅幅照片，而是书中所述人物的心态、经历和作者拍摄时的遭遇。因为，透过这些人的经历和遭遇，为社会学家和流行病学家苦苦探寻的问题将获得某种方法论意义的启示。 前些年，我曾研究过如今被称为“边缘女子”的问题，由于学术活动的惯性使然，我如今又渗透到与此相关的一些领域，我深知在这些领域里紧迫的现实需求和学者们的学术渴求；也深知对这个特殊的群体及其亚文化社会环境调查和了解的困难，从他们口中收集有关行为的资料是十分不易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这个群体中相当多的人根本不愿意合作；即使愿意回答也是谎话连篇。 医疗卫生机构在流行病学收集敏感资料（如血清学状况或与性或吸毒相关的危险行为信息哟过程中也遇到了相似的困难。检测和危险行为的调查往往会被拒绝。面对这些困难，我一直在思索，以期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藉以寻找更为便利的方法和途径“进入”这个特殊群体。这时，我见到了赵铁林的书以及他本人。 赵铁林传奇般的经历深深吸引了我，经商破产，债务沉重，生活失去来源，陷入窘境。无奈，挎上照相机给人拍照，聊以谋生。“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处境，使他能潜身到社会的最底层，不经意地“进入”这个特殊群体，耗时近七年的时间，拍了二万多个胶卷，进入镜头的“小姐”有一百多个，进入深度拍摄的有三十多个，进入主题拍摄的有十多个，详细乃至琐碎地记录了“小姐”们的“生存状态”。 “参与观察”，本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的当家本领，作为“参与性观察”（participant-as-observer）这样一种角色，身份是公开的，是为被观察和研究的群体所知道的，以这种公开的身份参与到被研究群体或社区中进行观察。这种角色最经典的范例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威廉・福特・怀特在波士顿的一个叫做“科纳威里”的意大利贫民区所做的“街角社会”的研究。赵铁林是不经意地“进入”的：住在同一个村落的出租屋里，过着相问际遇的飘泊生活，吃着一样的粗茶淡饭、操守着相似的价值观念，聊着相近的话语和谈话主题，所有的这些均为他与被观察者“厮混”在一起提供了最便利的条件和最广阔的空间；他依靠自己的坦诚发展“私人关系”，藉以和被观察者成为朋友，进而深入群体之中，参与观察各种“个体”或“群体”的活动。赵铁林备尝孤单寂寞。而自我放逐似的飘泊生活不正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一直乐此不疲的“田野工作”吗？他只不过不是擅长文字更多的是用镜头来记录而已；他的参与观察比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不少人做得更地道、更成功，他的这种踏实的工作作风和深入被拍摄人群、体察民间疾苦的态度更值得称道。所有渴望“进入”而成天都在为寻找“进入”的方法而苦恼的社会学家都可以从他的“进入”经历中感悟到成功的经验；他书中所有照片的内容都表现出摄影者和被摄影者的亲近程度，正是这样的亲近程度才使得他有可能深入被摄影者的内心世界，拍出一幅幅具有文化冲击或文化震憾的照片。这样的“亲近程度”也正是收集行为资料所必须的，因为观察者是否为被观察者所接受，往往完全取决于是否具有这种“亲近程度”。我认真阅读他书中所述的文字和一张张照片，从中体会和琢磨他获得这种“亲近程度”的方法，获益匪浅。赵铁林“进入”的经历对于社会紧迫的现实需求和涉此领域的研究者的学术需求是有诸多启发和教益的，是十分珍贵的。这也是我有心为赵铁林此书写序的原因之一。 赵铁林的《另类人生：一个摄影师眼中的真实世界》为我们又一次展示了中国社会下层群体的生存状态：他“以一种极其平和、无害的心情，用镜头”把类似“龙潭古镇”的小刘、笼舌坡的小丽和“十庙”的阿V姑娘及其姐妹这样的“小姐”的生活公诸于世，以期引起人们的关注；他用他手中的照相机将形形色色的市井民众的日常生活真实记录下来，如，复退残疾军人李拐子，浪迹海南，在K市推销图书的流浪生涯；父母是靠拉人力车为生的10岁小男孩纪明文和他的小伙伴在父母出外劳作的白天疯跑戏玩的童趣生活；从万宁跑到省城海口来寻找生存机会的捕蟹人；居住在六庙的在琼州海峡捕鱼的渔民，如林志吉一家人，打鱼、卖鱼、泊船的海上生活；来自湖北的转业军人、“垃圾王国”的高老板以及靠捡垃圾为生的拾荒者游金山和他的老婆及五个孩子；新埠桥下麻余村里为方圆十几里的乡亲看病、打针和开药的吴医生；余庆庵里来自江西的30来岁的“正行”法师；承包麻余渡口的船老板王福禄；每天从麻余渡口乘船往K市送菜的广西来的菜农……翻开这一幅幅照片，犹如推开这些普通人家斑驳陆离的家门，赵铁林的书也因其客观和直观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和文献性。书中流露出的作者的弱势群体关怀亦得以张扬和宣泄，任何一个人阅读至此，目光和心情都不得不为之凝重起来。 [FS:PAGE] 我研究“社会问题”多年，对西方社会学史中“杜会问题”何以在近现代西方社会受到大众重视的历史脉络有一些了解。在这里我不得不谈到世俗理性主义（secular rationalism）和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这两种原本是渊源于西方历史的思潮，它们曾对欧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产生过巨大的冲击力；如今，这两种思潮也在影响着正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世俗理性主义使世人领悟到人类可以利用理性以增进自身的幸福，它引领人们将原本认为宿命的、不可改变的社会现象，如贫穷、愚昧、困苦、犯罪等等视为具体的应加以改革的问题，而不再视为“无时不在，且不可避免”。因而，世俗理性主义一方面将一些“潜在”的社会问题张扬和提升出来成为“显性”的、为世人关注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它又使社会公众对解决社会问题充满自信。萌芽于19世纪上半叶的人道主义，它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人类同情心的逐渐扩大及制度化。同样，人道主义对社会问题也呈现出两种意义，一方面，它引导人们发掘更多的社会问题，并肯定它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另一方面，它促使更多的人们对社会问题产生更多的关怀和奉献。世俗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共同财富。 通读完赵铁林的《另类人生：一个摄影师眼中的真实世界》，我感受得到“他真正感兴趣的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如老人、女性、小孩、残疾人等；无论这些人是‘小姐’，还是渔夫，还是拾破烂的，他都不想在作品中‘作秀’，只是力求真实。”“海南的一草一木，人们劳作时的一锪一笑，他都觉得大有深意。竭力想找出一种适当的方式将他们表达出来，以昭示世人。” 某种社会现象要成为某种“社会问题”，往往要经过在社会公众生活中长时间地孕育。争论的具体细化过程，才会为世人所知悉、接纳。在社会急剧变迁的中国，由于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均发生了很大变化，为追求稳定和秩序，更需要在社会公众中广泛提倡理性和人道精神，更需要一些拥有较多、较专门知识的人对眼前纷繁复杂的诸种社会现象内含意义的体认和解释，藉以将“社会问题”认识和提升出来。我想，赵铁林书中揭示的内容以及流露出的弱势关怀及其意义正在于此。 |
手机版|小黑屋|摄影大家 ( 粤ICP备2021111574号 )
GMT+8, 2025-5-6 17:20 , Processed in 0.109229 second(s), 37 queries .
Powered by Discuz! X3.4
Copyright © 2001-2020, Tencent Clou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