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有人撰文评论我‘拍的不如写的好，写的不如说的好，说的没有做的好。’在此我永远感谢这位知音的过奖。” 曾：摄影界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你说的比写的好，写的比拍的好……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总是向别人介绍你的好照片，特别是这次看了你从伊拉克拍回来的照片，从我个人来说，我并不认为你拍的不好。 唐：最关键一点——我坚决要强调的是我一直坚信：“我做得好。”由于我做得好，所以我就不在乎我说得好不好，写得好不好，拍得好不好，别人看得好不好。因为那些都是皮毛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而我干得如何，才是最根本的。往往当我开始干一件事的时候，还没有多少人注意那件事。如我是新华社最早买bp机的记者，1987年我就有了“126呼5566”。我还是全中国最早配备无线电话的摄影记者，那是新华社社长鉴于我战功卓著，给我特批的奖励。再比如可可西里，我去可可西里的时候还没什么人知道“可可西里”是什么东西，“可可西里”这四个字还不知道怎么写呢。法国伽玛图片社要买这批照片，让新华社巴黎分社李根兴问我“可可西里”怎么写，翻译到法文就成“hoh xil"。那时候的可可西里才是真正的“无人区”，用不着人类去保护，野生动物俯首可见，生来自由。我回来后把拍摄的300个反转片全部交给新华社，领导表扬我之后，反转片泥牛入海，没消息了。后来据说是摄影部搬家搬丢了。我很难过，那是我身体最强壮时的记录。我背着沉重的器材：莱卡m4、莱卡m5、三台尼康fm2、300毫米2.8、500镜头和其他大小镜头、几百个胶卷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野外住了4个月。我找过很多人，请求帮我找到这３００个胶卷。这些照片好还是不好，我自己都没看过，没法评价。但这是属于全人类的宝贵财富，是关于可可西里被人类污染前的最后一批胶卷。尽管10年前我就在没有污染的可可西里，我拍了３００个胶片，尽管这300个胶卷被人弄丢了，尽管只有极少数的编辑和领导看到过这些幻灯片。但即使永远找不到了，我也认为我是最好的，因为我做得好，当时还没有职业摄影师进可可西里，我是第一批进去的职业摄影师，我在帐篷里面住了四个月，曾经到过海拔6000多米的地方，把300个反转片全交给了新华社，我已经完成了我的职责。至于以后这些照片坏了，没有了，都不是我能管得了的事。另外比如在野外拍大熊猫的时候，沿着万里长城步行的时候，海湾战争爆发的时候，都不是这件事发生之后组织派我去的，都是事件发生之前我已经预见到拍摄主题，而且已经移动到这些主题的附近，“事先进入阵地“。我在青藏高原打报告的时候，海湾战争还没影呢，我是根据叙利亚的哈马规则推断出中东要打海湾战争。凭借我丰富的国际问题知识和无私的胆量，我说服新华社社长穆青、副社长郭超人同意我单枪匹马潜入巴格达。由此赶上20世纪钢铁含量最大的一场战争——海湾战争。能在穆青、郭超人手下当记者是我百年不遇的幸事，并不是每个好青年每天都能碰上这样的好人。 此外，8年前我闯入以色列边境后，曾经写文章推断当时的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巴拉克日后可能会当以色列总理，有关部门怀疑我信口开河。但我坚持把这个论断发表在外交部《世界博览》上，并收入我的一本书——《我钻进了金字塔》。去年，巴拉克终于成了以色列总理，这足以说明我具备基辛格、布热金斯基的国际政治远见。我不是超级大国的国务卿，我喜欢当一名在世界各地自由流荡的摄影记者。 曾：你在你的一本书里很早就谈到过你的摄影理念：我来了、我看见了、我拍下了。看来，你现在还是这样认为的。 唐：对 “i ｃａｍｅ ，i ｓａｗ，i ｃｏｎｑｕｅｒｅｄ。”这句话我在摄影界讲得很早，在我加入新华社不久的1987年我就开始说这句话，当时新华社高级记者郑震孙送给我一件红色的佳能摄影背心，我就把这句话写在摄影背心的左襟上。以后我穿坏了王景英给我的第二件红色摄影背心，黄文给我的第三件摄影背心，我把自己当作红袍恺撒的化身。其实说这句话的人比我更早，早到公元前，这个伟人就是凯撒大帝，公元前恺撒在占有埃及艳后克雷奥巴特拉之前就这么说了。红袍恺撒“conquered ”原意是：统治了、占领了、打赢了。我把恺撒“ congquered”的原意偷换了。我崇拜红袍恺撒，喜欢他的哲学理念。在摄影方面我只要iｃａｍｅ ，i ｓａｗ，i ｃｏｎｑｕｅｒｅｄ就行了。我没有时间充分考虑这件事美不美。 [FS:PAGE] 但我也曾经走进一段美丽的误区，过分地追求美丽。第一次对我进行迎头痛击的是《中国青年报》的贺延光，当我把那些美丽照片给贺延光看时，他不屑地说怎么净拍些大美人啊。我当时脸红到脖子，一直红到脚后跟。这是第一个对我进行这方面教导的人，一直到现在我都感谢他。现在我认为美不美那是美术家的事，我不是画家，我要的是真实，在有限时空里的尽量的真实，所以我最近买了一个莱卡，而且就买一个３５ＭＭ的镜头，不买２０毫米的，我希望尽量不变形。莱卡到目前为止好像还比较可靠，还有它的镜间快门没什么声响，我尽量不用大灯小灯一大堆，以及骇人的大镜头，让人以为照相馆的来了。我尽量不惊动人，莱卡最吸引我的是它有一种上个世纪的那种夕阳武士的一种情调，很“简单”地来了。 曾：我还记得15年前，你从新华社摄影部领到第一台尼康相机的时候，抱着它大喊大叫的冲进我的办公室，到处展示你的尼康。几个月前当你买了第一台莱卡，，又忙着四处打电话，恨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有莱卡了。照你老婆的话说，现在把老婆踢到床底下，抱着莱卡睡觉，可１５年前你可是抱着尼康睡觉的。 唐：那是我26岁时的事，当时的尼康让我走进了一种境界，一种崇尚速度的美好之中。当时自己很年轻，体力很好，可以背一头骡子的重量，以为镜头越大越好。我喜欢md-4马达的咆哮，那种尖叫的带有“施图卡”飞机俯冲的意味。我现在开始怀疑自己当时不是为了照像，而是为了表演自己有体力。此外让人一看，羡慕这哥们还有在足球场里转悠的特权，还能在靠近大人物的主席台上走走，觉得自己很自豪，很光宗耀祖。现在想起来很不好意思。我不是反对用大炮镜头，我的经验是越简单的镜头越容易靠近被摄对象。我需要简单。比如徒步前往大水塘（东南亚某著名优质罂粟产地）的山坳时，一个人背着一两个大镜头，两个机身，再背着一个笔记本电脑，还有两壶水、干粮，雨伞，沿着泥泞的小道，看着云端里的山坡上有一片银白色的光，那是盛开的罂粟地，你往上爬的时候，会碰到蚊子、蚂蟥、毒蛇、瘴气，你还得带防疟疾的药，这时你想背着这个大镜头干嘛，还不如背一罐冰镇可乐。那时你就会想弄一个莱卡，什么f3、f4、f5h还有什么eos，重到让我发疯。我需要的是一台不用充电的照相机，莱卡不用充电，我需要一台节省胶卷的相机，莱卡节省胶卷，我需要一台不引人注目的相机，莱卡不引人注目。我不能还没走到目的地，就让人家误以为是背着40火箭筒，先发制人地给我一枪。这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平和、傻帽的唐师曾，拿着一个酷似海鸥２０５的傻小子，信马由缰走上坝子。和蔼可亲地向主人讨一瓢凉水，接过主人腥臭的大烟贪婪的品尝，然后笨手笨脚地帮大嫂用铁丝刀收割大烟，再掏出莱卡按下快门。这就是工作性质决定摄影装备，决定摄影思想。一个坐着奔驰车在辉煌的殿堂里拍照的人，他需要越来越大的镜头，工作中需要摄取越来越多的表演性质，反之他还原为一个人的本色的时候，成为一个草民的时候，他肯定将生存放在第一位，“生存第一，生存的感觉次之。”当然，如果我现在回到可可西里拍藏羚，我也许还会选择eos-1和1000毫米镜头。这没有一定的定式，关键是生活的态度。目前我手里有两本书稿，我个人认为它们的印数都应在１０万以上，一本是《我在美国当农民》。如果我拍一本美国画册我拍不过摄影家，如果我写一本美国小说，我也写不过作家。但关键是我去体验，我孤身一人驾车环绕了美国，用我的眼光观察，用我的思想感悟，用我的文字和照片传播。我已经几次穿越金三角，分别以海陆空以不同的方式，包括沿湄公河漂流，穿过云南、缅甸、老挝、泰国……我猜世界上像我这样体验生命的人并不很多，所以伴随而出的照片和文字肯定更不很多。物以稀为贵，这就决定了我劳动的价值。当然我冒险的代价很高，有时甚至包括生命，因为我是记者做法，而不是小说手法、戏剧手法。可能我拍得不好，写得也不好，但我能进去。对我来说没有进不去的地方，当然也不是绝对，但一般来说要是连我也进不去的地方，别人肯定都进不去，只要有一个人进去，那就应该是我。而且我不是赤手空拳进去，我得拿着我的相机进去，就是拍不了什么，我还会拿笔写些东西出来。但我不会肆意廉价地传播，我想写历史，比如《金三角地区小国间的多边政治和毒品问题》。这个想法是我帮公安部成功举办《全国禁毒展》之后萌生的想法。从展览照片又引出新的话题。再比如我上个月重返巴格达，也不仅是摄影，我要看一眼这一地区10年来的变化。我希望考察海湾战争及其封锁对伊拉克的影响、对海湾国家和世界格局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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