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凡是从事这种以生命作赌注的，真正贴近生活采访的人，他的照片只能是这个样子，他写的文章也只能这样，他不可能用很华丽的辞藻粉饰生命的死亡过程。" 曾：我觉得你这次有些照片的影像和以前的不太一样，采用了不完整构图，多视觉趣味点等手法，视觉构成挺西方的。我认为这是比较国际化的摄影语言，但是国内有些人把它称为"媚西"，你怎么看。 唐：现在世界大趋势就是这样，不是说我一个人往西走。麦当劳、交响乐、圆珠笔、电脑、大哥大、香车洋房这哪一件可以分东西。这还不用说公尺、公里、公斤、公升、手表时间公历之类，还有wto。现在全世界都逐渐认同同一种规则，这种规则不能说是西方的，只能说“世界的”，比如35毫米相机，你不能说这是西方的，比如说大干板，什么尺寸的都有，为什么都统一到35毫米尺寸上呢，就是莱卡、柯达确定的，你不能因为他们是德国、美国的，就说亲西方了。世界自有世界的价值观，你可以不认同它，但最终你得和世界接轨。 曾：但你现在的影像是怎么形成的呢，好像给人感觉很突然。以前你拍海湾战争，拍可可西里，大熊猫，表现手法还不是这样。 唐：其实不“突然”，这主要是由拍什么，为谁拍而决定的，因为我从来就是一个好的国家工作人员，我始终以我老板要什么为标准。10多年前，我在《中国记者》上写过一篇文章“老板要你拍什么，你就拍什么。”当时的新华社只统计发稿数字，并不考虑采访成本、采用率和照片的文献价值。现在改革开放，越来越多的采访机会与我无缘。因为我过去劳累过度，现在积劳成疾，所以老天照顾我不让我继续透支生命。可我是天生的劳动人民，不干活心里闷得慌。作为一个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创造财富的病人，我不能再咔咔咔像过去那样使用马达，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浪费胶卷。所以我改用莱卡，吭哧半天按一下，一个重要原因是“要节约闹革命。”此外，社会进步了，摄影记者遍地都是，我再弄那样的照片也没人要，连飞机票都收不回来。我10年前也有类似这样的“媚西”照片，只是没有地方发稿，《新观察》的李晓斌、〈中国旅游〉的王苗曾经用过我的这类照片。 曾：我理解，你在摄影语言上被误导了，就我对你的了解，在摄影方面，你完全没有受到系统的职业训练。 唐：不是我不虚心，我曾经得过奖学金，美国圣巴巴拉摄影学院的奖学金，那个教授叫李保罗，但是领导认为我应该去那里讲学，而不是学习。李保罗看上我就是看了我在新华社的发稿照片，你能到这么多好地方，但你拍照片太臭。现在有三个，第一你给我当翻译，我陪他去了很多地儿；第二我带你去云南，新华社没让我去；第三，你跟我去加利福尼亚的圣巴巴拉摄影学院上学，我要把你训练成最好的摄影记者。这是一个机会。还有一个机会就是瑞宁格，他是和我私交很好的朋友，1988年来北京的时候我给他当翻译。他说你应该去上学，你有很好的天赋，你是一个社会学家，一个哲学家，你能体会到别人体会不到的东西，你能进入别人进入不了的场合，但你照片太臭。不过最后都没去成，领导说我可以去美国当教授，而不是当学生。 曾：那你认不认为摄影专业训练对一个摄影师很重要。 唐：这是十分必要的。训练是一项事业得以正常发展的关键。美国的巴顿上将（george smith patton jr）曾经一针见血的指出：“一盎司的汗珠价值一加仑的鲜血。（an ounce sweat is worth a gallon of blood"比如我国消防局有战训处、部队有作训处，都是平时主管训练，战时负责作战的部门。北京消防局局长是我的老朋友，他原来就是战训处处长。我的另外一个担任坦克部队主官的将军，原来也是作训部长。我坚信平时不训练的记者根本无法进入特定的地点，即使进入了也无法圆满完成应尽的义务。 [FS:PAGE] 曾：你遗憾吗？没有受到摄影的专业训练。 唐：对。我很遗憾没有机会进入正规的摄影学院学习，所以韩子善教授每次让我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讲摄影我都战战兢兢。即使在北大国际政治系讲中东问题、在装甲兵学院讲坦克战也没有这么紧张过。我在新闻学院讲课时讲的根本不是摄影，而是摄影采访的信息获得、快速进入现场、抢占有利位置、拍摄后快速撤离、长距离传真等。多年的长期奔波使我失去充电的机会，这不仅无益于事业，而且会直接损坏身体健康，所以这对职业摄影师说简直是灾难。但摄影教育不一定必须通过摄影学院完成，我更主张“战训”、“作训”之类的强化教育。我的好朋友陈雄是没有经过正规摄影教育的摄影师，他的摄影是通过在《中国日报》的摄影实践完成的。《中国日报》在训练摄影记者的摄影素质方面很有经验。 不过也有没进过摄影学院的天才，罗伯特·卡帕就是一位。作为对我影响特别大的人是罗伯特·卡帕，按照美学的标准，他的哪张照片特别棒吗，士兵之死？还是其他？好像都达不到我们摄影家的美学标准，如果不说照片是卡帕拍的，那就是张废片了，罗伯特·卡帕写的《诺曼底登陆》你看过没有，那才叫棒呢，《中国记者》上登过，张毓国翻译的也棒。看卡帕写的文章比看他的照片还过瘾，不光卡帕，还有方大曾，我认为凡是从事这种以生命作赌注的，真正贴近生活采访的人，他的照片只能是这个样子，他写的文章也只能这样，他不可能用很华丽的辞藻，坐在窗明几净的客厅里遐想。他只不过把他所做的事用照片和文字记录、感悟、再传播开来而已。好不好都是他们做的。结论应该是他们做得好，而不是他们的照片好和文字好。那些坐在屋看电视，看录像，反复地看，说泰森这拳应该打直拳，那拳应该打勾拳，都是无聊的瞎扯，真正打仗的人，只要上了拳击场，就必须按现场的规则打，来不及权衡什么勾拳直拳。 曾：对你谈到的所谓美学的问题，我的看法是，中国摄影界常常将画意摄影的美学标准，作为惟一的标准来衡量所有的摄影门类，而你现在也误入这个误区，实际上新闻摄影的美学问题，20年前中国的一些新闻摄影理论家，如蒋齐生就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唐：你说得对，你这样说我很同意。但我不认为蒋老的一篇文章就能解决中国新闻摄影的美学问题。 曾：我们都是和外国摄影师并肩作过战的人。我不原意用差距，更愿意用差别来表述，在你看来国外摄影记者和中国的摄影记者差别在哪里？ 唐：国外摄影记者大多属于走单儿的，国内摄影记者大多是群居的。外国摄影记者大多是浪迹荒原的，国内摄影记者大多是穴居的。我原来上班的时候总能看见成堆的摄影记者，一下就能上百，说是“集团作战”，而我认为摄影不应该是“集团的”。尤其是动辄一两百，“一日一日的”，老远就能看到一大片，都有鲜明的标识，像闹蝗虫似的。我可能是新华社比较早整天穿摄影背心工作的人，一年四季红背心，坚持了十多年，睡觉都舍不得脱下来。现在开始不好意思再穿。我也参加过那种活动如沂蒙金秋，一大堆人照同样一个东西。比如《上海一日》之类也邀请我，但新华社不许我参加，当时我还对此很不满，现在看来不参加更好。最近我干的事可能不属于摄影记者工作，比如我自己花钱买张飞机票，看看制裁下的伊拉克，看是主要的，拍不拍并不重要。我看到的外国摄影记者都用很简单的相机，比如nikon fm2，很简单的镜头，背着一包最简单的装备。穿比我的凉鞋还破的凉鞋，服装比我的还更差劲一些，脏兮兮的大裤衩，背着胶卷，怀里揣一瓶淡水。但我认为他们在始终关心着人类，所以这种外国记者就是我崇拜的人，连生命都随时准备扔出去，他们的一生很简单，用很简单的相机，穿很简单的衣服，过很简单的生活。他们没有生活负担，没有思想负担，他们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FS:PAGE] 曾：实际上国外除了那些大的新闻媒体，如美联、路透、法新的摄影记者，他们的摄影器材可以和中国的摄影记者的相媲美，大多数摄影记者的器材远不如我们。比如说1994年，我前往波黑采访萨拉热窝危机的时候，曾经搭过西帕图片社摄影师卢卡的车，在他的汽车后座上，我看到的是一个尼康fm2和尼康801。可他是荷赛1993年一等奖的获得者。 我认为中国的摄影记者有两批，他们的处境比较尴尬，一是从学摄影出来的，或者是从干摄影这方面出来的，但这批人的文化准备不够，文化底蕴不够，他们有很多机会，但他们不能够意识到摆在他们面前的机会在历史上意味着什么，在新闻上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对他个人意味着什么。另外我们的摄影记者还有一批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从大学里出来的，学外语或学新闻的或学文学的，以新华社中新社最为典型，都是从非常好的学校毕业的，但是他们这些人又常常因为在摄影方面训练的不足，这又以新华社为代表。 唐：我太同意了。总的说来，中国摄影记者拥有世界上最奢侈的器材，奢侈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这大概和我们的所有制关系有关。此外，占世界人口世界第一的中国人的性命似乎也最值钱，这么多年了，还没有《玛格南》那样的职业战地记者。更罕见卡帕、西莫那样在前线炸死、被机枪打死的工作狂人，或是像尤金·史密斯那样在前线反复受伤而不死的英雄。至于你说的尴尬，我懂你的问题，我认为先是极左后是极右，这都属于机会主义，都是“小人乍富，见物不见人。”核心问题是没读懂历史唯物主义，不重视人。我认为关键的是目中无“人”。我认为不会外语可以当摄影记者，不会照相也可以当摄影记者，但不会采访不行 。摄影的功力，本在摄影之外。在别人都讲摄影的时候我讲通讯，我的bp机是1987年我自己掏钱买的，我把心思都用在了通讯上。而当别人开始考虑通讯，我又把心思都用在了开车上，也就是交通。当别人都有驾驶执照时，我的驾照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坦克驾驶员”，所以我能和以色列、伊拉克的坦克兵混到一起。 曾：说到摄影采访，大家都认为与被摄者的相处，是你的最大强项，我在《中国记者》上看到过你撰文介绍怎么拍到毛主席的外孙当服务员，给我的印象你好像使用了一些手段，将你的真实意图隐藏起来，我想这是一个涉及到怎样与拍摄对象相处，尊重被摄者的职业道德的问题。 唐：这里有一个法律和道德的矛盾统一。我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第一、我是新华社雇员，新华社下命令要我设法拍到毛主席的外孙在亚运村当侍应生，我必须在限定的小时内拿到这张照片，我是完成新华社“党和人民交给的光荣任务。”第二、整个亚运村派了一堆记者，但所有人都走不通。可亚运村碰巧有我同学，大学四年的同屋，还有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西城刑警队的哥们，还有我的追星族，这些人都是我朋友，是一个合格记者多年经营的宝贵财富，是成功的必要保障。第三、我借着拍“和平团结友谊进步”的机会，拍了几卷照片，断定其中有毛的外孙。一直到我拍完，实际上没有任何人告诉我谁是毛的外孙。我是根据自己的判断，在四个人当中他应该是毛的外孙。直到全拍完，机器收起来，我问，这是不是毛的外孙。这是靠我自己知识的判断和我以往的为人，公安局不抓我，保安不逮我，而且这小孩可以和我聊到一块，我始终没有欺骗过任何人。 那一座楼多少服务员，我想尽一切办法，这个长相不成，那个高了，那个又矮了，所有标准都符合的就是他。我在采访的时候就像所有的摄影记者一样，用专业的眼光严格筛选，把没必要的筛选到取景器之外。我只不过是不仅用我的取景器，而且用我的哲学理念筛选，其实取景器就是你的世界观。那个小伙子，所有人身上都有牌就他没胸牌那他就可疑，而且他的体态象江青，这都是我的判断，要是现在的孩子根本不知道江青什么样，他拍不了这个，分不清谁是谁，四个亭亭玉立的小伙子站成一行，就有人告诉你他就在这两层里，两层是8个服务员，我能从8个中识别出他来，我敢把相机中的2个反转片都用在他身上，所以就像有职业军人说我如果打仗我照样是一个好军官，我知道把我的火力全用在哪个突破口上，我不会像年轻的记者把所有的东西都拍一遍，然后回来挨着个的审，我其他都不拍，我就看准这个人了。 [FS:PAGE] 最后，这张照片对被摄者没有任何负面影响，没有造成对任何人的任何伤害，我们现在还是朋友，我在书里也写过这个故事。不久前，许延滨将军请客，我还和李讷坐在一张桌子上，李讷大姐告诉我效之毕业后自己办公司。我没有因为给新华社发稿就伤害朋友。我还拍摄过毛新宇结婚，这类事件连新华社都不知道，但我知道。因为我和我的采访对象是好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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