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会议给了子丹一个发言的机会，以前批评家栗宪庭先生在评论中提到，我的很多作品因为远离敏感的政治中心北京而能够在公众场合实施，这有道理，但远离政治中心的城市很多，远的不说，近的象重庆、贵阳、昆明等等，极少像成都出现一个频繁在公共场所创作的行为艺术群体，这应该和成都市民、尤其和成都文化界的宽容气质分不开。这也体现在《成都美术志》把行为艺术编入其中。这里，感谢成都文化局修志办公室和成都画院、尤其是主编张颖川女士——她也是我很多作品的到场者。
尤其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几乎所有的行为艺术家都有美术的前科，可能在中国，学美术这泼人的创造精神还比较少遭遇教育体制的伤害，尤其很多因学习西画而接触西方文化，受到其中英雄主义、浪漫情怀甚至戏剧元素的感染，这都是可贵的。但我这里想强调的是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与继承，前卫、先锋不仅是一种姿态，而是立足当下对传统一个创造性的解释，这里没有传统文化的底蕴是做不到的。象目前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艺术家：蔡国强、徐冰、谷文达、宋东等等，他们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有比较厚重的感悟。
其实我更愿意别人称我为实验艺术家，一个原因是这样贴切：除了行为艺术，我也从事装置、雕塑、综合媒材、影像、导演等；另一个原因是今天“行为艺术”在公众心目中有下三滥之嫌，这当然和新闻媒体有关，一旦他们看到色情、暴力或刺激的所谓行为艺术，便以为抓到了吸引眼球的好素材，一二再、再而三，以后老百姓一看就以为：“噢，这就是行为艺术。”这其实是极少数，但更多对社会怀有深深善意、或有创造精神、智慧的行为作品老百姓却看不到。这不公平——无论对艺术家还是老百姓。我一直面对公众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一直认为艺术就是要寻求普遍意义的感动，而不是一个小圈子的事。
在我眼里，水墨画家、书法家、雕塑家、架上画家、实验艺术家、行为艺术家以及诗人、作家、摄影家等等，我们都是肢体关系，我们都是同一个躯体上的不同肢体。希望我们和谐共处，彼此造就，为成都打造出一个更加健康、美好的创作——大环境。
02006.10.20成都市群众艺术馆会议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