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钢：“摄影傻瓜”拍封面 陈 钢：回族，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曲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著名作曲家、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作者之一陈钢委员的名片印着好几个头衔，什么“文学票友”、“摄影傻瓜”等等，这既是对他业余爱好的忠实反映，也是对他的爱好水平的真实写照。 说起自己“摄影傻瓜”的封号，陈钢委员幽默地告诉记者：“一是因为我只用傻瓜相机，二是我只知道有光圈、快门速度等名词儿，至于讲的到底是什么全不懂。”但就是这位自谦为“摄影傻瓜”的音乐家还真做了一件让许多摄影家都十分羡慕的事儿：自己拍摄的照片竟然“登堂入室”，成为了公开发行的唱片封面。 1997年，陈钢委员作曲的小提琴协奏曲《王昭君》在美国演出，闲来无事，他就拿起“傻瓜”到排练室里为首席小提琴手、留美青年女小提琴家夏小曹拍照。夏小曹当时正专心致志练琴，根本没注意到曲作者就隐在一旁捕捉她陶醉于音乐中的表情。后来出版社发现了这张照片，便选用在小提琴协奏曲《王昭君》CD专辑的封面上。 陈钢委员认为，摄影需要技术，永远做“摄影傻瓜”是拍不出好照片的，有机会还是要学学摄影技术，提升自己的摄影水平。 回忆最初的摄影经历，陈钢委员说，自己是1981年到美国时才拿起相机拍照的，当时看到美国城市中丰富的色彩和暖色调的温馨，与自己所在的城市上海的一片灰色相比实在太丰富了，便有了用相机记录的欲望。到尼亚加拉大瀑布参观时，他还用傻瓜相机把瀑布的壮观一段段拍下来，做成接片。他还在咖啡馆等处拍到一些令人不可思议的影像。 陈钢说，摄影家需要捕捉眼睛看到的光影世界，这与从心灵深处捕捉音乐的律动有着密切联系，往往是刹那的思想碰撞和灵感突现便可以让一首乐曲诞生，便可让一幅美妙的画面定格。他认为，音乐是任性的，摄影有时候也需要一些任性，虽然摄影是具象的，但摄影作品中的点、线、面，画面的虚实、留白都是有韵律的，这和摄影者的光影碰撞、取景角度息息相关，如果永远四平八稳，自然难有突破。 郑社奎：跟着题材置器材 郑社奎：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山西省政协原主席，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郑社奎委员的摄影经历可以从1984年算起。他当时用的那台105元的国产相机，如今连品牌都有些模糊了，后来还用过三四百元的日本产傻瓜相机。因为在摄影业余爱好的征途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他也不得不琢磨着换专业相机，有趣的是，他换相机可都是在摄影界朋友们的指引下，随着拍摄题材的变化置办起来的。 上世纪90年代初，郑社奎委员有了第一台专业版的相机尼康F75，这是子女们出差从香港为他购置的，当时只配备了一只80-200mm的镜头。2003年到四川的九寨沟景区游览拍摄，他在黄龙景区转悠了半天，从哪个角度也拍不到五彩池全景，旁边一位老摄影家指点他镜头广角不够，回家后他就买了只17-80mm镜头。后来去拍山西大同长城，他的镜头又“够不着”远景，于是在陪同的记者建议下买了400mm的镜头。2004年春节前，郑社奎委员到山西芮城圣天湖拍摄白天鹅，怎奈不是人到近前惊飞了天鹅，就是镜头稍远拍不到，有摄影家告诉他拍天鹅起码得800mm以上的镜头，因为天鹅一有风吹草动就会飞走。这次他虽然没有再买800mm镜头，但却配备了增倍镜。2004年到海南岛游览，拍花的过程让他感到了微距镜头的重要性，于是外孙又为他添置了微距镜头。最近，女婿为他买了台尼康数码机身，但他用惯了传统相机，所以这台数码机一直闲置未用。 [FS:PAGE] 2004年，他还干了件摄影的大事，跟着旅行社到西藏摄影创作了7天，在66岁时圆了雪域高原的摄影梦。至于相机，他笑着说是个逐步武装的过程。 马国良：占领拍鹤制高点 马国良：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马国良委员的摄影经历一开始就是高起点的，因为喜欢佳能系列的镜头，他一开始置办的就是佳能EOS5。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他也加大了对摄影器材的投入，购置了佳能EOS1V机身。他说，佳能的电子部分先进，对于他抓拍鹤的动态很有帮助。马国良委员为相机配备了17-35mm、28-80mm和100-400mm三只镜头。数年拍鹤经历，马国良委员不仅凭作品《鹤舞》获得了第21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艺术类的铜奖，而且还发布了15000余字的关于鹤文化研究的论文，并赴国外讲学。 从去年开始，马国良委员的拍摄题材又有所拓展，开始拍摄黑龙江的冰雪风光，相机也由135画幅的佳能系列换成了6×17宽画幅的林好夫。在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委员驻地，记者见到了他拍摄并装裱好的一张宽幅库尔滨风光照片，他说，这是专门带来送给朋友的礼物。 冯骥才：借来相机拍地震 冯骥才：十届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天津市文联主席、天津市作协副主席，中国摄影家协会民族民间文化摄影委员会顾问。 说起冯骥才委员的摄影经历，得从1976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说起。 唐山大地震波及他居住的天津城，冯骥才委员的房屋也受灾倒塌，在地震发生的一刹那，隔壁一所房子的烟囱飞到他的屋子里，他本能地将孩子捂在身下才保住了孩子的生命。后来他从断壁残垣上挖了个洞，才从已倒塌的顶楼逃出来。震后第二天，冯骥才委员找到一位好朋友借了台海鸥牌相机，利用机子里剩余的几张底片，爬到倒塌的楼顶，冒着余震的危险把居住的房子及周围的情况全部拍摄记录了下来，保留了自己居所被地震所毁的所有细节。 冯骥才委员说，当时有很多衣服没有来得及拿，但自己拍下了照片，有了珍贵无比的瞬间记录。冯骥才委员也就是从那时起开始感到摄影的重要性。 人们都知道冯骥才委员是著名的作家，但却鲜有人知他也是位知名画家。当他看到非常好的风景时便会情不自禁地用相机记录下来，作为记忆画面的辅助手段，面对一闪而过的风景，单靠眼晴和画笔是记不住的，所以他也养成了习惯，手边总带着一台照相机，虽然他并不是专业的摄影师。 陈铎：用过的相机存起来 陈 铎：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电视台著名节目主持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 陈铎委员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用父辈从国外带回的皮腔式相机拍摄起，用过的相机品牌型号之多连他本人掰着指头算也难免挂一漏万。从最早的禄来福来克斯双反相机到苏联产的卓尔基相机，从上海582到后来用的基辅相机，陈铎委员的相机都是随着工作的需要而不断更新的。像勃朗尼卡、青岛牌、玛米亚135单反甚至立体相机等，陈铎委员都或多或少地使用过。 在自己用过的相机品牌中，陈铎委员对佳能情有独钟。最早使用佳能是他文革前从广电总局国际联络部借的一台佳能定距离傻瓜相机，用135胶卷，成像为普通135底片的一半，一个胶卷能拍72张，解像力非常好。再后来的佳能AE-1，陈铎委员用了多年，把相机套的颜色都磨得发白了。再后来，他换了佳能EOS1D，直到去年换用了佳能数码单反EOS10D。他说自己对新技术的认同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进步的，早年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变焦镜头的原理，后来又对数码半信半疑，但这些想法现在回忆起来，陈铎委员觉得像是“幼儿园水平”。 [FS:PAGE] 属于陈铎委员自己的第一台相机是1972年从北京友谊商店购买的海鸥4C，是一种120和135两用的相机，但他却没有更多的机会使用。他印象颇深的是一台苏联产的泽尼特相机，样子很像冲锋枪，没有三脚架时可用肩膀支起来拍摄，真正体验了“长枪短炮”的感觉。 如今，陈铎委员用过的大部分相机虽然都已“退休”，但除了赠送朋友的之外，大多仍然被他精心地保存着，看着这十来台陪伴自己几十年摄影历程的相机，留恋之情便会油然而生。 李仁臣：相机时刻不能丢 李仁臣：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新闻纪实摄影委员会顾问。 李仁臣委员在新闻界工作多年，平时到各地采访总是不忘拍摄大量的风光风情照片。从2001年第一次使用哈苏相机开始，他便对哈苏情有独钟了。 那是他到北欧地区采访，借了台配有标准镜头的哈苏相机，看到拍出来的精良画面，便有了拜访哈苏总部的愿望，后来李仁臣委员还真得到机会去了位于瑞典哥德堡的哈苏总部参观，切切实实地明白了哈苏美妙的光影效果来自于精良技艺和优良材质，于是就买了台无中文说明书的哈苏测光表，方便了在当地的采访拍摄。 归国后，他又买了台哈苏相机和80mm的标准头。2004年，李仁臣委员要到九寨沟采风，但一只镜头不够用，他听说老摄影家张雅心有成套的哈苏相机，于是便登门诚心求借。据介绍，张雅心在上世纪70年代就有了哈苏相机，是当时全中国仅有的3台哈苏之一。听到他的来意，张老从家里拿出一个珍藏的小皮箱，取出绿丝绸包裹着的哈苏相机和3只镜头，并声明，镜头从未借过别人。后来张雅心被李仁臣委员的诚心所感动，把长焦镜头和广角镜头借给他，李仁臣委员还专门打了个“今借到张雅心哈苏镜头二只、包一个”的借条。 因为是借用的相机，李仁臣委员在九寨沟拍摄时很小心，但由于对相机性能不太熟悉，镜头被锁，他连忙打电话找到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王文澜咨询解决方案。王文澜说自己平时不用哈苏，又让他找其兄长王文波，王文波在电话里耐心地介绍了处理方法和注意事项，问题得到了解决。用这台哈苏，李仁臣委员6天时间拍摄完成了《美丽的九寨》的专题。 李仁臣从大学时代起就学习了新闻摄影课程，最早用的相机是禄来福来克斯，他的摄影教师则是老摄影家舒宗侨。李仁臣委员说，从那时起，舒老就教我们要爱护相机，从此之后，在许多时候，自己突然倒地或身陷坑穴时，相机还是本能地被完好地举在手里。有一次在古巴采风，没注意地下的细水管，不小心摔倒时却把相机高高举起；到南极采访，怕冻坏相机，就不时地解开衣服将其焐在怀里；在冬奥会上拍摄冰雪运动时，从有薄冰的水泥凳子上摔倒，头撞在旗杆上，相机还是完好无损——这或许正是李仁臣委员作为记者的职业素养的充分体现。 韩书力：敝帚自珍雅西卡 韩书力：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文联主席、美术家协会主席。 说起摄影，韩书力委员首先提到的是他的摄影家朋友姜振庆。姜振庆1987年开始进藏进行摄影创作，每次韩书力都会尽地主之谊，陪同前往，姜振庆身上摄影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或多或少都在影响着他。韩书力委员说，摄影是艺术的概念在脑海里形成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而他本人也是从那时起拿起雅西卡相机开始摄影历程的。 为考察西藏民俗和民间美术、民间工艺，韩书力委员每年至少要下乡两三次，西藏自治区75个行政县，他重复走过73个。他下乡时从过去只带速写本，发展到每次必自觉带相机胶卷，不带相机，他还会觉得心里不踏实。虽然韩书力委员自谦自己浪费了很多胶卷，但产生于手边那台雅西卡镜头里的照片却成为他一篇篇介绍西藏文化的文章的“非常视窗”，为海外更好地了解西藏起到了直观的宣传作用。 [FS:PAGE] 韩书力委员从1984年做全西藏考察时开始摄影，那台雅西卡相机雅加图丽80-250mm镜头就一直相伴着他，虽然后来也有了尼康FM2等性能更先进的相机，但他无论出访还是出差，背的还是雅西卡。 韩书力委员用这台雅西卡，为数次展览拍摄了图片资料，出版了数本画册，虽然那台雅西卡相机被磨损得惨不忍睹，已属超期服役了，但韩书力委员还是敝帚自珍，把这台配有中长焦且可用做微距镜头的“多功能”相机当成宝贝，他说，估计到自己退休之前，这台雅西卡都要陪伴左右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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